1958 年6 月27 日，对中国核潜艇来说是一个神圣而难忘的日子。那一天，聂荣臻元帅向中央秘密呈报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该报告编号为“238”号。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在这份绝密报告上做了批示。随后，其他有关的中央领导也都进行了快速传阅，最后由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从此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这份不寻常的绝密报告，就这样被永远铭记在中国核潜艇发展史册上。
1959 年10 月，毛泽东又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这是一句气势如虹的名言，也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还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更是调动千万人为之奋斗的号令。这个号令立刻传遍了全国有关工厂、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激励了几代“核潜艇人”。
核潜艇总装厂用毛泽东主席的草书组合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话并非凭空而来，他是被苏联的一系列做法所激怒后的誓言；也是为了给国内一些对自己实力持怀疑态度的人鼓气。
首先，是对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一事的愤慨。
1957 年8 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很快将实现潜艇远洋航行的愿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远航的水下潜艇与本土的通信联络问题。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信质量没有可靠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建一个超长波发射台，承担与在南太平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认为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是岸上指挥所与远洋之下的潜艇进行通信的唯一手段，对潜艇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当时不能独自建造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只有几座“鞭长莫及”的中小功率长波台。严格地说，没有大功率的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可见，建立大功率的超长波电台是双方共同的需要。所以，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57 年底，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苏联首席顾问阿夫古斯切诺维奇提出请苏联政府给予支持援助的要求。1958 年1 月6 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发给萧劲光大将一份函件，提出将中国已有的3 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信网络中，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洋区活动的指挥，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4 月18 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又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于6 月12 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愿意自建，请苏方只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即可。6 月28 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给彭德怀的信和协议草案，其内容与彭德怀的观点相差甚远。草案提出，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投资分配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并规定超长波电台由中苏双方共管，苏方派一个15 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的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电台主要由苏方管理使用。毛泽东知道后，气愤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却只有三分的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
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曾有如下的记述：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海军潜艇联络。结果，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慨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这个建议时，毛泽东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的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
1959 年9 月13 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8 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和建造。
在这座长波台建成不到4 年，经毛主席批准，海军又建设了另一座功率更大的长波台。这座新的长波台，完全由中国自己设计和施工。自1980年建成投入使用后，出色地完成了对潜艇的通信联络任务。1985 年这项工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7 月21 日，彭德怀再次复函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筹费用建造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欢迎苏联只在技术方面给予指导。
鉴于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长波台，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58 年8 月3 日签署了一份设计和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协定，这个协定强调：“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几年的奋战，克服艰难险阻，电台胜利竣工——1965 年10 月24 日，中国的“龙宫信使”第一次钻到海底送信成功，潜游在碧海深处的常规潜艇终于第一次收到了我们自己的长波信号。
其次，是对建立核潜艇联合舰队一事的不满。
1958 年7 月21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10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共同建立一支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走后，毛泽东非常气愤。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时发出。(www.xing528.com)
第二天，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谈话，这次中方参加的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他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指责苏方“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还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他还气愤地说：“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关于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毛泽东坚定地指出：“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
第三，对拒绝向我国提供核潜艇技术援助的彻底失望。
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的核潜艇技术援助，1958 年10 月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技术援助等问题。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见到苏联核潜艇，甚至被拒绝讨论核潜艇技术问题。那次访苏后，中国依赖外国建造核潜艇的希望完全破灭，不得不下决心走自行研制的道路。代表团的访苏过程和有关情况，毛主席是很清楚的，他对苏方的态度很是失望。
1958 年7 月31 日至8 月3 日，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期间，曾亲自解释和商讨建立联合舰队一事，又遭到毛泽东的严正拒绝。
有关苏方提出与中国建立核潜艇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文做了较详细的记载。
苏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参加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和陈毅。
《聂荣臻年谱》第691 页也记载：“1959 年10 月，毛泽东在同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谈研制尖端武器时指示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据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回忆：“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 年9 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对此，毛主席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苏联是从核技术领域开始封锁中国的，两弹（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首当其冲。1959 年6月20 日，苏联致信中国，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迫使中国高层对“两弹”做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的决定；同时做好了自力更生搞核潜艇的思想准备。
第四，对无视中华民族感情的回应。
毛泽东认为，苏联政府在核潜艇、潜艇联合舰队和与核潜艇有关的超长波电台等方面的一系列做法，其意图都是为了控制中国，因此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把他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都爆发在这句震惊世界的名言里。
这就是毛泽东下决心要自己造核潜艇的主要缘由，也符合毛泽东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屈性格和思维原则。对中国人民来说，无论何时，国家存亡和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
第五，对国内持不同观点者的表态。
据罗舜初（曾任海军副司令员、中央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当年手稿披露，随着核潜艇预研工作的逐步深入，在初步摸到门路并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遇到许多困难。当时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是技术力量薄弱，人数少，水平低，缺乏经验，达不到工作的需要；二是缺乏试验设备，工作基本上停留在理论计算、纸上谈兵阶段，无法通过试验加以验证；三是研究试制队伍尚未报请列入国家计划，因此，所需设备、材料不能逐年得到解决。
在上述困难情况下，参加核潜艇研究工作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积极的，但仍有一些人对自己搞核潜艇信心不足，有些人还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在当时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研究设计原子动力潜艇，是主观主义、浪费人力；认为只要有常规动力潜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费很大力量去研究制造原子动力潜艇，怀疑原子动力潜艇的战略价值。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也承认，苏联当时的那些建议和做法“触及了这个曾长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他们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1960 年，赫鲁晓夫最终撕毁所有技术合同。毛泽东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为此，毛主席说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话，坚决而不容置疑，坚定了中国搞核潜艇的信念，使国内各方面的意见达到高度统一，步伐达到高度一致。这句话有调动千军万马的号召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实，“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是一句战略誓言，弦外之音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正是这短短的一句话，激励了中国几代“核潜艇人”，使他们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情绪和战胜任何困难的信心，并渗透到几代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核潜艇研制过程中最鼓舞士气的一句名言。15 年以后，这句誓言终于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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