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化进程、控制人口增长、提升身体素质

教育的根本职能是通过人的培养而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的实现。但教育不是为培养人而培养人，而是通过培养人，把其职能向前引伸一步，产生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精神文明发展的社会作用。

（一）教育的人口功能

1.教育可减少人口数量，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之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很多，发展教育是其中之一，而且被认为是长远起作用的手段。一些人口学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全体国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成反比。有人在拉丁美洲做过的有关调查表明：有工作的妇女生育率低于家庭妇女；有专业知识的妇女生育率低于一般农村妇女；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妇女的婴儿死亡率低于文盲妇女。在我国的有些调查资料中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即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越高，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反之亦然。

一系列资料表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育观：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或个人向于不加节制特别是高数量的生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或个人倾向于有所节制的比较合理的生育。据统计，70年代中期，苏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成年人口的文盲率不足1%，其人口平均增长率约为0.72%，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成人文盲率在70%以上（例如埃塞俄比亚为85%，尼日尔高达92%，）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980一1984年又进一步升高到2.9%。另据统计，在美国，每百名受过中学以下教育的母亲，一生生育的子女数为124.1个，受过中等教育的约为118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为96.9个。我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控制大致可通过资料来表述。也就是说：

教育的发展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什么能起到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呢？

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提高对劳动者的文化要求，从而刺激家庭对教育的需要，而家庭教育要求的提高必然增加抚养儿童的费用，这就能起到控制生育率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转化的过程已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化的初期，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率也较高，人们并不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因为社会生产中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不需受多少教育，要养育和培养这类劳动力所需的费用不高，家庭养得起。现代发达国家社会生产却大不相同，它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技术比较熟练的工人，因此父母养育儿童时要付出更多的教育费用，以使子女将来能取得工作资格或较好的社会地位。这使许多人不得不少生一些子女，人们就产生了控制生育率的愿望。我国当前农村控制生育率的愿望不强烈是与农村劳动力文化构成低、教育水平低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乐于支持政府计划生育的号召，他们比受教育较少的父母在保护环境生态平衡、有节制地利用资源、保证社会获得良好发展等方面，更具有责任心。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更倾向于用现代的、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俗，他们对生育子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孩子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受到良好教育以及孩子的未来发展和事业成就上。就是说，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希望孩子给家庭增加多少收入和作为防老养老的经济保证，而是在孩子的未来发展上，因此也就不再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念所束缚。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往往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他们不愿意因多生育而耽误自身的发展和生活的美满。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男女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一般会往后推移，而妇女结婚越晚，生育子女的数量一般会越少。前苏联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推算，如果不加任何节制，一个生理条件刚刚成熟就结婚的妇女，一生平均可生育10个子女，20岁结婚：平均生育8.4个，25岁结婚，可生育6.2个，30岁结婚，可生育4.2个。

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妇女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妇女养育儿童的难度。这些都使人们愿意控制人口的增长。

由此可见，教育具有控制人口增长的社会功能。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不仅要普遍提高社会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应对成人和青少年进行专门的人口教育。对成人的教育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使人人懂得控制人口增长与国家发展、家庭幸福的关系，懂得怎样实现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对青少年的教育主要通过学校来实现。在学校中增设人口教育课程，其主要内容是揭示人口变化、人口状况、人口发展以及与基本生活质量方面的相互关系。在我国，这门课程还包括我国的人口政策及青春期生理卫生等内容。

2.教育可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变人口质量的手段之一

人口素质是由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它们都与教育息息相关。

人口身体素质是指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大脑的功能状况。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先天遗传，二是后天的营养、保健和锻炼。一般说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一般都容易掌握优生学和遗传学，懂得近亲结婚以及各类遗传病对新生一代的危害，能有意识地注意妇女孕期的保健卫生，尽量减少因用药不慎、疲劳过度、神经紧张等对胎儿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大大减少了先天愚型儿和先天残疾儿的出生。近些年兴起的胎教，对胎儿的智力发展也有所帮助。可见，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为人口质量的提高把住出生关。此外，受过教育的父母对人类自身生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和认识也较深，在安排个人及孩子的饮食起居、卫生和体育锻炼方面更能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对提高身体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直接，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好坏。世界上通常用下列具体指标来衡量人口的文化素质：文盲率或识字率，义务教育普及和提高程度，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员数，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显然，这些指标直接受制于教育。近些年，联合国已经把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作为判断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如果一国的成年人口的识字率低于10%，就可把该国看成最不发达的国家。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据1993年的《世界教育报告》报道，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1990年中国是186人，同期的日本是2328人，美国5591人，阿根廷3293人，韩国3899人。在该报告所列的23个国家中，中国只高于印度。1994年《世界科学报告》载：每千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中国是0.4人，日本4.7人，美国3.8人，以色列4.4人，加拿大2.3人，印度0.1人。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到，我国教育事业也比较落后，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十二周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23.5%。这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极难适应的，现代化的所有梦想在低素质人口中都可能化为泡影！因此，教育人民，使人民成为自律自重、敬业乐业、团结刚健的人民，这是跨世纪的历史使命。

人口思想品德的形成也依赖于教育，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就会培养出什么品质的人。马卡连柯说过：“没有健全的教育环境而能养成真正可贵的品质的例子，我连一个也没有见过，或者反过来说，有了正确的教育工作而会产生堕落的性质，也是不会有的。”因此，一个文化素质较高、文化氛围较浓的家庭以及良好健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环境，对提高人口思想品德素质的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3.教育可使人口结构趋向合理化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自然结构指人口的年龄、性别等方而的比例。社会结构指人口的阶级、文化、职业、地域、民族等方面的比例。所谓人口结构的含理化就是指人口结构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口的自然平衡。

教育与性别年龄结构。如前所述，由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妇女生育观的改变，使她们摆蜕了“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从而降低了女胎流产率，进而调整着新生儿的性别结构。教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上。由于教育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使得生育率大大降低，人口增长缓慢。另外，一系列调查数据表明，教育与死亡率成反比例关系。这是因为受较高文化教育的人群，具有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因而常常比较了解营养、卫生、体育与身体素质的关系，按照较科学的方法生活、劳动和锻炼，降低了自身死亡率；同时也能按照科学的方法培养儿童，使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较低。生育率与死亡率的改变，不可避免地要改变着人口的年龄结构。

教育与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城乡结构实际上就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城镇人口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从1983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看，全世界总平均为39%，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0%，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为29%。我国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城镇总人口比重，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18.4%，1982年上升到20.8%，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们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要家加快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化，改变城乡人口比例，尽快实现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就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如何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力，使多余农业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或工业人口，就有赖于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从而为提高农村科技水平，发展乡镇企业提供可能。

教育与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教育对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教育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细密，有的行业淘汰了，衰退了，有的行业兴起了。最显而易见的是二战后随着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学、激光、光导纤维和遗传工程等尖端枝术工业的急剧发展所带来的在业人口行业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一般说来，逐步提高脑力劳动者和体脑劳动者的比重，逐步减少体力劳动者的比重，将是现在和未来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我国1990年7月，通过对大陆30个省区、直辖市64724万在业人口的调查显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商业工作人员等比重较1982年都有所上升，其中各类专业人员所占比重为5.31%，仍只相当于美法的1/3。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创造相应的教育条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提供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4.教育有利于人口的迁移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迁居活动，人口有计划的合理迁移，对适应生产力发展和资源开发，促进地区间文化技术的交流、合作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诸多，其中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受过教育的人口更容易作远距离迁移。这是因为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不易受本土观念的束缚，他们更想到最适合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工作。另外也由于迁入城市大多是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是第二、第三、第四产业为经济主体的城市，这就决定了迁入这些城市的人员必然是些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以广州为例，在1990年的流动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都较少，分别为93.04万人和13.06万人，占总人口的28.07%和3.94%，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206.44万人，占总人口的62.28%。与全省人口平均水平相比，流动人口的大学、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分别高出0.13、3.48、26.35个百分点，相反，小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所占比重分别减少12.4和6.62个百分点，可见流动人口总体文化素质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文化教育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更吸引迁移人口。如前所述，迁入城市大都是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城市。我国80年代以后，出现人口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向，迭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加快了科技发展的步伐，从而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仍以人口迁入量最多的广东省为例，迁移人口以珠江三角洲腹地为核心向外围呈梯级分布状态。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迁移人口的聚集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迁入人口占全国总迁移人口的9.18%。人口迁入量仅次于广东的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京津沪三市。可见，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是吸引迁移人口的重要因素。

教育本身就实现着人口的迁移。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高等教育如同一个人才集散地，它把各地区的人才收拢上去，加以培养，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者的志愿和特长，再把他们输送出去，从而实现跨区域的人才流动。据统计，学习培训和录用分配与省际迁移量的比重分别为7.8%和4.7%。这种由教育本身所实现的人口迁移，最显著的优点在于可使各个地区有计划地输入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二）教育的经济功能

1.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是由“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的，是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相结合的总体能力。作为物的因素的生产资料和人的因素的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物质资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劳动力就不能生存，生产也就不能进行下去。反过来，没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资料亦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物而已，不仅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进行，而且已进行的生产过程也要中断。所以，劳动者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成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以比生产力中任何其他因素的地位都重要，原因在于劳动者是活劳动力，劳动者的劳动是活的劳动。而劳动者的劳动所以能成为活的劳动，是由于人的劳动不单单是体力的运用，还有比体力更重要的智力的运用。诚如马克思的著名定义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因此，在现代化生产的今天，衡量劳动力的大小，不光要衡量体力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衡量一个劳动者智力的高低。

然而，不论是体力的改善还是智力的提高，都要靠教育去完成。人的体力虽然属于肉体的自然能力，但体质的增强与体能的发展，也要靠良好教育的培养和训练。至于智力的提高，则要完全靠教育的有意识培养才能得到发展和增强。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不仅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生产技能的形成离不开教育的系统训练，就是劳动经验的传递也要靠教育，才能实现周转的高速度与高效率。所以马克思在考察生产劳动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时，盛赞教育对生产力的重大作用，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潜能，按照现代生产要求，劳动力是指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生产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较高的生产经验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当一个人尚未具备任何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时，他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一种生产的精神潜力。要使人的天然潜在能力变成现成的劳动能力，要使科学知识摆脱潜在状态，成为直接现实的生产能力，就要靠教育实现科学知识与人的结合，从而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加工，自然潜能得到完善，自然智力得到开发，使人由潜在的可能的劳动力转变成直接现实的生产力，由只具备“一般人的本性的人，”发展成为社会总体劳动中具有专门劳动技能的一员。所以，教育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实践，当之无愧地成为劳动力生产的基本手段。

2.教育可实现劳动能力和再生产，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

对于劳动者个体来说，通过教育和训练，他的劳动能力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A提高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理解程度和劳动技能技巧的熟练程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据前苏联的一些经济学家统计，一个熟练工人接受一年的科技文化教育，比工人在工厂工作一年，平均能提高工作效率1.6倍。

B能合理操作、使用工具和机器，注意对工具、机器的保养和维修，减少工具的损坏率。只有懂得工具和机器原理、性能的人，才能合理地使用它们。教育为劳动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或专门知识，至少是培养了劳动者用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工具的使用，懂得不科学地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一般地说，工人的文化训练程度与工具的损坏率成反比。如1983年，有人曾对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底盘分厂做过有关调查，调查数据表明，在损坏工具的工人中，高中程度的占9%，初中程度的占了91%。从农村来看，我国目前机械化程度不高，这一点表现得不突出，但在合理使用化肥等与科学文化知识有关的问题上，己经表现出劳动者文化程度带来的差异。此外，生产的文明程度，包括生产活动的生态平衡、减少污染等意识与行为，也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C提高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能缩短学习新技术或掌握新工种所需的时间。通过教育，个人获得的不只是具体的知识、技能、技巧，而且提高了人的一般学习能力。越是成功的教育，在提高一般学习能力上的作用越大。在当代社会，提高人的一般学习能力尤为重要，它能使人较快地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工种，以适应生产高速发展变化带来的职业或工种变换的需要。

D捉高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据国外一些企业统计，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合理化建议就平均增加6%。受过完全中等教育的工人在技术创造上的积极性，比没有受过同等教育而工龄相同的工人要多四五倍。

E提高加强生产管理的愿望与能力。现代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确实需要生产者对管理的参与。教育程度的提高能使人对自己的力量更富有信心，希望劳动安排得更合理和个人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

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不仅可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合格劳动力去满足社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质量的不断提高去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跃进和革新。伴随社会生产的这种发展与要求，当今的教育已摆脱古代教育一次性培养受益终生的传统模式，而代之以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借助这些新的教育形式，不仅可以保证劳动力与生产部门对人才数量需求的平衡，而且也可以不断更新、完善、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满足生产不断进步对人才质量的需要。教育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不断地重新构建人的知识结构，提高劳动者对现代生产的适应性。

3.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教育而实现的劳动力再生产，由于提高了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素质，因而便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在传统落后的社会观念中，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消费事业。但历史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促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教育的实施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长久之计，它可以为社会带来经济价值。

世界上许多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在现代化生产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再是增加劳动力的数量、靠人海战术或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而主要是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上迅速应用的程度。事实证明，这方面的作用己起过了物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说：“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作用是远远超过被看做实际价值的建筑物、设施、库存物资等物力资本的”。在《人力资本投资》这本书里，他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有技能的人的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本收益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效益。”他根据其人力资本学说，对历年高等教育费的收益率进行了计算，根据他的计算，美国1929一1957年教育投资在增加国民收入中作出贡献的比率是33%。

日本参照舒尔茨的方法，计算了1930一1955年间教育投资的收益率：结果证明，在国民收入的总增长部分中，约有25%是由于增加教育投资而取得的。

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根据学历和工资成正比关系，把高级技术人员换算成体力劳动者人数，换算的结果表明，前苏联国民收入的增加部分，大约有30%是因为学历构成高度化获得的。进一步的统计计算表明，每一卢布教育投资所取得的国民收入1960年为3.28卢布，1970年为4卢布，1975年为4.13卢布。这就是说，每投入1个卢布可得到4.13卢布的偿还。而同一时期1卢布的农业投资收益率依次为5.12卢布，4.12卢布，2.60卢布。前苏联学者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实现的，这也取决于教育。他们认为，一个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30%，一个熟练工人进修一年，可提高劳动生产率1.6倍。

教育的经济价值到底如何计算，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开发对发展经济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增加物力资本和单纯扩充劳动力的数量。在当今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尤其如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以有如此明显的作用，这是与教育能进行科技人才的积累和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分不开的。西德和日本能够在战后不久，在战败的废墟上，把濒于崩溃的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且一跃而居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比较重视教育，培养和储备了大批科技人才。这就说明，只要能拥有创造发明新科枝的人，有能制造、操作这种先进生产设备的人，即使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经济崩溃的国家，也能使国民经济很快地发展起来。

4.教育还可以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新的生产力

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单位，承担着再生产科学知识的任务，同时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担负着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新的生产力的任务。通过科学研究，一方面生产出新的科学知识，发挥精神生产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形成科学——技术——生产体系，在实验室里研制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艺，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推进生产力的发展。(www.xing528.com)

高等学校是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体。通过教学，首先可以实现高效率的科学知识再生产，完成培养人的光荣任务和使命。

由学校教育过程实现的这种科学知识再生产是一种无限的永恒的再生产。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只要人类需要进行劳动力的培养和训练，需要对年轻一代进行知识的武装，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发展创造思维，需要向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以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就需要教育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需要把己经成形的科学理论传授给新的一代，为新的一代掌握和继承。科学知识的一次传授过程便是一次再生产的过程。只要人类社会要发展下去，这种生产便将永远地进行下去。

这种再生产也是一种扩大的再生产，因为由教育所进行的这种知识传授，可以使原来为少数几个人掌握的科学知识为众多的人所了解。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形成原子裂变式的辐射。一个师范院校的教师，一生要教儿千人，几万人，这些人又变成教师再次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学生。师生之间这种代代相传的信息传播，就使得科学知识的再生产扩大到无尽无休的范围和程度。

由教育进行的科学知识再生产又是一种高效率的再生产。学校中的知识传授是在教师的精心安排下，对浩如烟海的科学知识进行了反复筛选，从中挑选出人类经验的精华，通过有效的教育形式，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在特定的教育过程中完成这种再生产的任务。它避免了人类在获得这些知识时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最简便的途径去使年轻一代完成认识的任务。可以说，由教育所进行的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效率是任何其他活动形式都无可比拟的。诚如马克思所说：“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

教育不仅可以通过教学实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而且通过科学研究，也能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新的生产力。

高等学校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通过承担科研课题，技术革新，不仅可以创造发明新的生产工具，生产工艺，而且也可发现新的科学规律，建立新的科学理论。

高等院校中实行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是世界各国成功的办学经验和原则。欧洲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统一的学园——缪司学院，它使古希腊的科学中心从雅典移到了亚历山大城。英国剑桥大学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拥有卡文迪许研究所。1775年，法国对巴黎科学院进行改组，使法国的科学研究全部集中在高饺。法国的这一创举，使当时法国的科学技术成就跃居世界首位。德国从1809年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时起，就提出必须遵循“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使大学成为教学与研究的综合体。这一原则支配了德国整个高等教育，并使德国一度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二次大战后，西德在重建大学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这种“洪堡式”大学的传统。

高等院校集中了一批第一流的专家教授，构成了良好的专业结构，又有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为人才梯队，这就使大学有条件进行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可望在科学前沿取得重大突破。在美国、日本等国，基础研究主要在大学里进行。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有2万名大学生和8400名研究生，以基础研究闻名，在原子核科学、化学、地震、激光、病毒等方面研究水平与社会声望很高。又如麻省理工学院：有4600名大学生和4000名研究生：在1732名教学人员中专职科研人员就有650名，拥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5名。在1970－1978年，全校经费3.2亿美元，其中科研经费2.2亿美元。

我国高校的科研力量也是雄厚的。据1995年统计，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教授28034人，副教授80830人，科技人员521744人。如清华大学截至1995年有教授、副教授1774人，全校有60个博士授予专业，30多个研究机构，目前校内开展的基础研究课题261项，应用研究课题991项，试验发展课题197项。高等学校学科多，设备齐，力量强，拥有科学研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优势，能够不断在科学研究中获得新的成就。到1995年，国家发明奖共授奖2586项，其中高等学校获821项，占总数的31.74%。国家自然科学授奖项目共522项，高等学校获259项，占获奖总数的49.62%。国家科技进步奖6124项，高校获1367项，占获奖总数的22.32%。以清华大学为例，1995年清华大学通过技术鉴定的研究成果146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76项，国内首创的38项：申请专利93项，批准专利48项。可见，高等院校在促进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承担国家建设中一些项目的攻关课题，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理工科一般都承担国家建设与生产力发展中急需解决的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方法等生产技术的研究，文科则承担有关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政策问题的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高校科研的重要内容。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与技术引进，也是研究内容之一。此外，还有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著和学术专著的撰写。所有这些都在杜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教育的政治功能

由教育的基本职能引申出来的教育社会作用是多方而的，其中最经常的、最大量的有两种。一种是对经济发展、物质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即生产斗争工具的作用，如前所述。另一种就是在维护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

教育的政治作用，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利用教育的支配权和占有权，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他们自己的接班人，使教育成为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与此同时，为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缓和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提出“教育机会、人人均等”，给劳动人民以有限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教育权上的实际不平等。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既可达到培养熟练工人的目的，又可掩盖他们的险恶用心，缓解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教育也是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和道德观念，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手段。如果说整个中世纪，封建地主阶级把封建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几乎视为惟一的教育内容，对于维护和延长封建社会制度的寿命，曾起了根大作用的话，那么，资产阶级的现代教育在进行科技教育的同时，也必然感觉到了这种教育给维护、延长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威胁。所以，资产阶级教育至今仍把宗教、法制、道德等作为正式课程去开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把这些课程当成科技教育的“抗毒剂”，在接受科技知识的同时不忘用上帝去禁铜人们的思想，以服从于资产阶级这个上帝的统治。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的政治作用.表现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通过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人的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的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具体实现来说，就是为无产阶级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服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的主要任务不同，便有着不同的路线和政策。今天，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因为实现四化，是我党目前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

上述可见，教育的政治作用是明显的。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还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始终要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如果我们撇开具体的社会和阶级属性，可见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共有形式是：

第一，通过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和政治人才去实现教育的政治作用。教育是培养人的工具。人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社会的一员。在阶级社会里，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哪个国家，掌握政权的阶级总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掌握支配教育的优先权，利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道德去培养年轻的一代，以使他们具有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和知识技能，具备政府所希求的政治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封建统治需要驯服的、听天由命的臣民，这就决定了统治者必然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灌输等级制度等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信念。资产阶级的理想公民是既能为资本家生产出更多的利润，又安于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公民教育的虚伪性，把资本主义社会美化为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掩盖其剥削、压迫的实质。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需要的是真正关心国家命运，懂得怎样当家作主的公民。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教育政策中，总是把扫除文盲，发展教育事业，改变劳动人民文化落后的面貌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真正实现民主化的需要。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要求全体人民能关心、参与国家政事，共同享有管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同时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然而这一切都与人民具有普通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识相关。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祥，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当人民处于普遍缺乏文化和政治素养的情况下，必然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民主政治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且，历史已经表明，文化、教育的落后，往往是产生和盛行政治上的偏激、盲从、专制主义的原因之一，而教育的兴旺发达，又是政治上实行民主、进步的基础性保证。

此外，任何政权，在政治斗争和国家管理上都需要一批专门的人才。若要使社会主义政治实现民主化，国家在重大决策中实现科学化，就必须培养出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的政治人才，现任的领导干部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为此，需要办一些专门为培养政治干部或提高干部水平的学校。如我国的党校、行政人员管理学院与培训中心等。这些人员的选拔、培养或提高对国家政治面貌有很大影响。对执政党来说，提高党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也是提高执政党领导水平，使党制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这同样也要通过不同的教育才能实现。

第二，通过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制造一定的社会舆论为政治服务。教育也是宣传思想的工具。教育既可以通过学校这块阵地，通过师生的言论和行动，利用教材内容，向受教育者灌输一定的政治、哲学、道德等思想，形成一定的阶级意识与品质，同时，教育也能够利用社会上的一切宣传机构和媒介，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造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对社会风尚、道德面貌以及政治思潮产生影响，借以影响群众，争取群众，从而达到维护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

第三，组织学生直接参加社会的政治活动，把学生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使用。

上述这两种方式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或者采取重大的政治措施、政局发生大变动时经常采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学校都成为重要的舆论阵地，学生是一支直接可用的政治力量，十分鲜明地发挥了政治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教育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成了直接的催化剂。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当国家政权己处于较巩固的状态，当社会进人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时，教育对政治的反作用就不宜以这两种直接的方式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运动较多，使有些同志习惯于以搞运动的方式紧跟形势，并误以为这就是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唯一途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学校如果过分热衷于此，事无巨细都采取运动的方式，不但会影响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影响教育质量，而且会助长学校政治工作的形式主义，造成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收效不大的不良后果，甚至还可能使学生产生政治厌倦症。

第四，通过教育制度，实现对受教育者的阶级或阶层的选拔，使原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得以延续和发展，或者加速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关系。

教育制度的政治性质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但一种教育制度一旦形成，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反过来对政权的巩固起反作用。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政治关系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是对享受教育权的控制和区分。奴隶主阶级完全剥夺奴隶受教育的权力，封建统治者以血缘作为选择学生进入不同学校的重要根据。资产阶级政府比起前两者来要民主得多，在有可能为资产阶级提供更多利润，至少是在不妨碍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前提下，也为工人等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学校经费、师资、设备等实际上的差别，由于招生、人学考试要求上的区别和学生毕业后社会前途的不同，因而这种不平等依然存在。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并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改变社会地位提供有力的帮助。也就是说，教育并不可能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状态。相反，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制度，实现了对人才的阶级选拔，使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关系得到了“再生产”。

教育对于政治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不能起决定作用。进步的教育虽能推动革命，但不能代替革命，腐朽反动的教育虽会阻碍社会发展，但终究挽救不了它的崩溃。因此，教育是在政治经济制度的允许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任何“超政治”的教育是不存在的。

（四）教育的文化功能

1.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是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空间上的扩展和代际间的传接。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性信息，因而也是人类的独有信息。它与动物生存信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文化独立于人体之外，不能靠生物遗传方式去为他人获得，而只能通过“社会遗传”、特别是教育的方式使其得到延续和发展。由此，教育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

教育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活动实现文化的传承。传递文化、培养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职能，也是教育的本质所在。自教育从人类的其他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以来，它就承担了文化传递的任务。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将人类积累起来的文化，经过选择、加工成教育语言和文字的形式，在与受教育者的共同活动中传递给受教育者。于是，上一代的文化被传递到下一代，为他们所继承、接受、理解、掌握，成为他们知识经验的新成分。文化的传承在教育过程中得以实现。由于学校教育过程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教育过程中的文化传递具有系统化、集中化、高效化等特点，因此，教育成为社会中传递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

教育通过使人类掌握文化传递的手段和工具实现文化的传承。人类通过教育不仅可以获得文化、继承文化，而且教育亦可使受教育者掌握获得文化的工具和手段。通过教育，受教育者首先掌握了语言和文字，这是获得文化的基本工具，也是创造和发展文化的重要手段。伴随着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新的文化传媒不断涌现，教育一边利用这些传媒高质高效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时，也把使用这些传媒的方法教给了学生。于是，学生便可利用这些新的工具和手段，如电视、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等去获得课堂以外的文化。

2.教育对社会文化的选择功能

根据培养人的客观教育规律进行文化选择。这个客观教育规律是：人的培养既要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也要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符合社会需要主要体现在教育目的，即被选择的文化必须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人才利益，有利于培养符合一定社会需要的人才。人的发展需要主要体现在适应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上，即被选择的文化还必须符合人的身心发展的容观规律。这个规律要求教育不能简单地用现成的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文化传递，而必须把教育内容加工成青少年易于接受的形式。

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文化选择。教育依据的基本标准是，科学的选择：传播科学与文明，有利于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时代的选择：传播时代精华、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的选择：以本土文化为依据，仅持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特色；辩证的选择：体现扬弃与继承、创造与发展的统一。

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文化选择。这些途径有通过培养目标选择文化，通过课程标准和教材选择文化，通过教育过程选择文化，通过教师群体选择文化，以及通过学校的种种制度选择文化等等。

在动态发展中进行文化选择。纵观人类教育的发展史，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并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表现在：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大，由窄到宽，由区域文化到世界文化，选择的重点发生转移，由宗教文化到世俗文化，由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

3.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交流功能

教育的文化交流是将文化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扩散，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因为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不仅可以开阔人的视野，增进对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同时，在文化的交流中会诞生新的观点、智慧、理论，从而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所以，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吸收异域文化精华，借助异域文化发展阶梯发展自己的一条捷径。历史上，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有迁徙、贸易、教育、战争等，教育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

校际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主要方式有专家讲学、学术互访、参观考察、资料交流、毕业生工作等。

互派留学生。招进来、派出去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中国清朝末年开始留学生派遣，至现代及今天，留学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学生接受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视野开阔，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道路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国际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主要方式有客座教授、专门考察、合作研究、学术会议、专家讲学、人员培训、资料互赠等。

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即国际间传递学术信息的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在区域间、国际间的开通，异地同时接受教学信息和学术交流信息成为可能，也使上述四种文化交流活动更为便利。

4.教育具有创造文化的功能

教育不仅具有传递、选择和交流文化的功能，还具有创造文化的功能。

首先，教育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培养了一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为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人是文化的主体，人不仅是文化的承担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一旦为人所掌握，就会成为人们解释自然、社会现象，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与手段，成为创造新文化的动力。教育作为形成人、发展人的手段，就是利用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去影响人，塑造人的个性，把社会文化转化为个体文化，外在文化转化为内在文化，使人由愚昧的野蛮人成为开明的文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无限地发掘了人创造文化的潜能，增强了人创造文化的力量。

其次，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创造活动正成为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充分的条件进行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创造性是这种人才应当具备的素质，高等教育的内容是高级专门知识，其中包含了许多有争议和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高等学校的学生是具有一定创造潜力的优秀人才，他们”思想活跃，富于创造精神，高等学校的教师是某一专业或领域的专家，兼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高等学校是国内、国际文化和学术交流的中心。

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有科学研究就有科技成果，有科技成果就有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就有新文化的不断产生。因此，从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高等教育创造新文化是积极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可以说，没有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它所创造的新文化与培养出来的人才，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有可能滞后，没有近代大学担负起科学研究的职能，西方科技乃至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缓慢。在中国，没有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的到来就要推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离不开高等教育创造的文化和培养的具有现代观念与素质的人才。因此，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通过发展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职能来创造新文化。

总之，文化的生命不仅在于它的保存和积累，还在于它的更新和创造，只有时时更新的文化才能源远流长，教育的生命也不仅在于反映现实的社会状况，适应固有的文化模式，而且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在人类己有的旧文化模式中，有所更新和创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因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文化也是向前发展的，文化必须不断发展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只有文化积累，没有文化创造，我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充其量只能重复一些前人己经做过的事，而没有任何新的建树。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延续，教育必须时时更新与创造文化，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能既延续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创造出适应今日和明日之世界的文化。

我国特别重视现代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技列为经济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1989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庆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莱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了实现这两个转变，“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面向经济建设，加快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说明，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重点地位、百年大计地位、优先发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