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分产到户—法律苦旅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农村推行的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叫大包干、分产到户）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记忆中，生产队主导的集体经济模式，除了感觉生活困难，物资缺乏之外，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现在老人们提起来，对集体经济时代的东西，还是难以释怀、留恋不已。在集体经济的时代，没有贫富落差，大家都穷，人与人之间是真正的平等，社会的整体也算是公平的，那时的人际关系简单而温暖，生活清苦却充实。人不仅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集体经济的模式，让人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那时，光我们一个大队，就能排一台完整的《红灯记》，其中连乐队都包括在内，大家在共患难的氛围里，简单且快乐，守信而无争。

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全村的男女老少共同见证分产到户的实况。每个生产队的所有东西都摆在场院里，大到拖拉机、电机、水泵、牛、马、骡子，各种各样的农具，小到筛子、扫帚、簸箕、木头板子，这些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财产，如今按照队里的户数，被分割成若干份，每份都标明了估值，小队长最后一次行使权力，把各家的户主召集起来，通过抓阄的方式来决定财产的归属。很可惜，我家的手气不好，只抓得一个手推车和一些没用的杂物，人们或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地收拾着自己分得的东西，几十年的集体，就这样瓜分殆尽，曲终人散了，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意识到，集体财产的分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分产到户之后，确实空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无论是大人小孩，只要有时间，都泡在自己家的那一亩三分地里，恨不能把地种出花来，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各家各户明显比原先富足殷实了。我们家的劳力少，干活以老叔为主，其他的人是陪衬，打下手。在集体的时候，由于我们村的村办企业效益好，浇地时都能用上拖拉机喷灌了，可是分地后，各种农活基本上都回到了肩扛手刨的状态。有一次去北洼的一块地种花生，老叔要用自行车，把一个钢管自制的压水井运到有十公里外的地里，再找两个帮手把井竖起来，一直打到有水的地层，好在那时的地下水位低，只需下探五六米就可出水。把水压上来之后再浇到地里事先开好的沟里，才能把花生种子种好。那时候，周六下午从学校回家，基本是直奔地里，帮大人干半天的活，想起来那种累，实在是有些难以承受。但是，人就是这样，劳累是每个人都不愿意承受的，但是你能选择吗？没有苦累的付出，你还可以向社会、向命运要求其他吗？摆脱痛苦的办法，就是自励自强，苦和累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尽量持一种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它吧！

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所有权层面的一种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立是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国体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国家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按照宪法的规定，公有制的体现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所有；二是集体所有。从法理学的角度讲，所有权是一种最为完整的物权，在法律学习过程中，包括物权法颁布之后，我都弄不清什么是物权，有了所有权了为什么还要规定一个物权。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物权应是更本源的权利，所有权是最完整的物权，物权法，它的设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物权除了包括所有权之外，还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对物权的理解是一个权利的本源问题，也是法律的基本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弄清楚的，我有时就把物权直接等同于所有权。(www.xing528.com)

按我的理解我国法律对所有权的规定，按照所有权人的多少，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所有，又叫全民所有，所有者是最大的集合概念，国家的全体公民都是权利的享受者，当然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自己行使处置权，我只触动我那一份行吗？对不起，也不行，这是共同共有，有你的权利，没有对应的具体份额，国家所有的财产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构来代国家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二是集体所有，实际是一部分人对特定的财产作为所有者，主要是指农村的集体组织，就是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对本集体组织的财产行使所有权。三是个人所有，也可以说成是私有财产，按照宪法原文的规定是，公民对合法取得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种所有制度的设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是照抄苏联模式的结果。通俗地讲，在我们这个国家，所有财产分三大类，代表全体人的国家所有，代表一部分人的集体所有，公民个人所有。这与西方法律体系所确定的所有权制度是不同的，它们认为私权神圣，没有所谓的国家、集体之别，基本上只是承认公民、法人是所有权的主体，国家也无非是一个大的企业、大的组织，它和公民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更没有什么公产与私产的区别。这样看我国法律对所有权制度的设计，比西方国家要复杂得多，在实际的生活层面更是复杂得让你想象不到。复杂有复杂的好处，无非就是神秘化，大家都是权利者，这个饼画得很好，权利的行使和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造成实质上权利主体的缺失，为国家掠夺老百姓，为个别人侵吞大多数人的利益，留下了机会与可能。

包产到户是农村土地经营体制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实效性很强，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物权法、民法总则都对这项改革在法律层面进行了确定。这项改革也推动了所有权制度的完善，在法学理论层面创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下位概念，土地的所有权还属于集体，但是把占有、使用、收益以及特定情况的处分权，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农民，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也是当前农民最为重要的财产权利。土地政策是我们这个农村国家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土地制度以建立公有制为目标，后来改革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定为内容，与当时的领导人相联系，有人通俗地就称为：毛主席分粮、邓小平分地。应该说分粮、分地都是共产党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顺应历史要求的英明举措，是创举。分地作为新时期的改革举措，是在分粮的基础上实现的，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为我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分地更具有合理性，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它唤醒了主体的权利意识，还地于民，是从本源上对农民的主人翁身份的确立，生产者在进行与自己切身利益有最大联系的生产活动，会产生最大的积极性，在权利义务清晰的前提下，主体的工作动力是最强的。另一方面分地更体现了公平，它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可能存在的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每个人享有对于成果的直接支配权，让参与者在一个平等的氛围中，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中，土地的分配，坚持了平等与稳定的原则。基本是均摊均散，每人一份，严格控制不必要的调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田，这种初次分配简单公平，目的就是保障老百姓拥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能有饭吃。每次坐火车出差时，车窗外的景色会深深吸引我，广袤的原野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大小相差不多，星罗棋布，宛若天女散花。每一小块的地里，种着不同庄稼，即使是同样的庄稼，长势也各不相同，我将它称为碎片化的农业生产模式。目光所及的这些碎片，不仅能产生视觉上眼花缭乱的效果，也能折射出谜一样的中国农村社会。每一小片土地，就是一个家庭的写照，每一小块庄稼，就是一户农民的缩影，这无数个碎片，就是庞大中国农民基数的对应。可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朝代更迭，各领风骚，但大地上这种井田的格局始终未变。什么才是改天动地，什么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有雄心抱负的精英，可以往农田里走一走，大地提供的营养和启示，才是成就伟人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