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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哈迪电影研究:童年情感世界的形成

时间:2023-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他的父母共有7个孩子,鲍伯·弗拉哈迪是老大。现实的丑恶还没等人们做好准备就露出了马脚,这对年幼的鲍伯肯定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影响。1896年,鲍伯12岁时,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加拿大雨湖地区金星铁矿的经理。他是当地唯一的孩子,受到每个人的宠爱。

弗拉哈迪电影研究:童年情感世界的形成

正是在对那个已经逝去的好时光的缅怀和向往中,弗拉哈迪赋予了其作品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的作品有着令人惊讶的单纯而统一的面孔。对自然生活方式不遗余力进行描写的同时,他将现代工业社会完全驱逐出了他的电影版图。即使身处战火连绵的年代,他依然苦心孤诣地用影像呵护着他理想中的人类世界。这种根深蒂固的浪漫情怀是他童年生活的自然延伸。

1884年2月16日,弗拉哈迪出生于美国密西根的铁山。他的父母共有7个孩子,鲍伯·弗拉哈迪是老大。他的父亲罗伯特·亨利·弗拉哈迪来自一个爱尔兰新教徒的家庭,他们于19世纪中叶离开爱尔兰来到魁北克。和当时成千上万怀揣着美国梦的人们一样,他们加入了移民者的热潮中。

弗拉哈迪一家主要辗转在加拿大南部和美国北部一带,吸引他们的是这里丰富的矿产资源,机会与财富似乎唾手可得,唯一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方式去致富。在明尼苏达和密西根到处是裸露在外的铁矿和铜矿。财富在短短的几年,甚至数个月之内就可聚集起来,美国梦就这样成真。与所有前来“淘金”的人一样,罗伯特·亨利·弗拉哈迪满怀着乐观主义精神投入到开矿者的行列中,并在创业的同时,娶了苏珊·克罗克娜,一个来自德国科本兹罗马天主教家庭的女孩为妻。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按时去忏悔和做礼拜,尽管她并没能让丈夫皈依她的信仰。

戴维·弗拉哈迪经常谈起他那被称作“阿瑟诺的天使”的母亲每天早上六点去做弥撒的情景。戴维说:“或许我的母亲并不像父亲那样,懂得音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她深爱人类,有着巨大而深沉的同情心。”[1]

弗拉哈迪早年和家人在一起

担任铁矿厂主的父亲在鲍伯眼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鲍伯作为老板的儿子也享受着种种特权,他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甚至还没等到鲍伯度过他的童年岁月。成年后的鲍伯·弗拉哈迪似乎已经遗忘了诸多童年往事,唯独对九岁那年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几个月以来,有我父亲全部家当的矿厂倒闭了。矿工们在挨饿。一天他们聚集起来,百十号人浩浩荡荡地向我父亲的办公室走来。我亲眼目睹他们将他围起来,有些人拿起石头砸向办公室,另一些人则用斧头砍阳台,直到一群人冲进来,将他们驱散。时至今日,劈木头的声音仍让我想起那段恐怖的日子。”[2]

那是1893年,一场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美国,矿厂被迫倒闭,矿工失业。

“1894年,堪萨斯有近11 000家农场关闭,是债务压垮了他们。接着,这些农场很快落入抵押交易公司之手——很多人无奈地从西部坐着马车回到东部,他们在马车上写下委屈的广告:‘上帝给我们希望,堪萨斯使我们无望。’整个西部其实就是放大了的堪萨斯,凄凉景象充斥着西部乡镇,学校里没有人的踪迹。市场萧条,烟草棉花的价格跌入低谷,并像瘟疫一样遍及南方——工人的命运与农民相同。他们曾经是上帝的选民,但现在也经受着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更可怕的是,上百家银行关闭,上千个矿场倒闭,上万家商业公司破产,经济无法控制地衰落下去。霍姆斯特德发生了罢工,普尔曼铁路工人在罢工,克雷普尔金矿区工人也在罢工。几百万工人成为街头流浪汉,他们在冷风中等待救济粮,排队等待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亨利·亚当斯写下这样的话:人们在极度贫困中像苍蝇一样死去,这里与欧洲相同,人们在动荡中挣扎。”[3]

弗拉哈迪家也未能幸免,将所有资产都投在矿厂的弗拉哈迪一家突然面临厄运。小鲍伯和他的家人体会到了美国梦的另一面,与发财如影随形的破产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困境。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厄运并非人力所致,在美国,一个人不仅随时都可以发财,也同样可能随时倒霉、破产。因为经济环境完全非个人所能控制。难道这就是所谓工业化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福音?现实的丑恶还没等人们做好准备就露出了马脚,这对年幼的鲍伯肯定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影响。

“9岁的鲍伯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老板的儿子所拥有的保证突然烟消云散了。他生活中本有的得意不存在了。这显然就是精神分析所说的‘心理创伤’,然而我更想说它是形成一个人的个性的缘由。9岁的孩子害怕他的父亲遭到谋杀。虽然他没有,但这种野蛮的暴行正是当时工业社会不安定的典型状态:一年发财,第二年破产,甚至死亡。”[4]

鲍伯的父亲只身前往北方,到当时还不太为人所知的加拿大北部边陲的伍玆湖,而他的家人则留在了贫穷的煤区。苏珊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这次不是去寻找铁矿和铜矿,而是去淘金。(www.xing528.com)

1896年,鲍伯12岁时,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加拿大雨湖地区金星铁矿的经理。鲍伯随父亲来到雨湖区。鲍伯和父亲住在一个小木屋里,但在别处寄膳。他是当地唯一的孩子,受到每个人的宠爱。无论矿区的生活多么艰苦,他们都喜爱他的那份纯真。矿区经常能碰到路过的印第安人,小鲍伯从小就对他们充满好感。

“从印第安人那里,我学会了追踪和猎捕兔子。我有一个印第安狗队和雪橇。这是一个边界地区,那里的印第安人比他们现在要原始得多。印第安人过去常常在我们营地附近跳舞。我也常常跟他们做些小交易。我不会说印第安语,但是略知一些方言。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例如,在沼泽地带猎捕兔子。如果发现了兔子的踪迹,你就放开狗。它会循着踪迹追赶兔子。而你所要做的就是站在踪迹旁静候。兔子将会来到这里,因为它们永远绕着圈跑。所以只要你耐心等候,兔子自然会跌跌撞撞地落入你的手中。这种方法适合于隆冬季节,那时地上积雪很深,兔子没法打洞。”[5]

他不仅经常能得到各种令他惊喜的礼物,而且还受邀去他们的帐篷中玩。“那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天地。白人的世界是随时都可能破产的矿场,和无路可走的矿工为了生存抢劫他的同类。而在印第安人的世界里,当他们跳舞嬉戏时,伴随着鼓点,鲍伯已酣然入梦。”[6]

这段经历对形成鲍伯的个性至关重要,一方面,身处赤贫的矿工中间,他切身体会到了社会造成的苦难和堕落;另一方面,印第安人自由而天然的生存状态则让他倾慕不已。“当我还是孩童时父亲带给我一件让我惊喜的礼物——印第安草鞋,真正的印第安草鞋。我从未穿过它们,我把它们带到学校,只有最好的朋友才允许闻一下。它们所散发的气味,独一无二,一种印第安熏制的buckskin的味道。睡觉的时候我把它们藏到枕头底下,梦见印第安人在一片布满金子的土地中。”[7]最初在印第安人那里,鲍伯可能就找到了逃避狰狞现实的去处。

童年生活对鲍伯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形成了他对边远地域的浪漫化想象。“小鲍伯很早意识到了他的未来就在北方。当别人把雨湖区当作北美文明的前哨站时,小鲍伯和他父亲以及营地的其他同事却认为他们不过是刚刚触到了一片巨大处女地的边缘。鲍伯的父亲一直坚信北方埋藏着巨大的资源。小鲍伯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并相当自觉地认为长大后自己将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8]壮阔的风景、自由的灵魂、率性的生活构成了弗拉哈迪内心里那个遥远世界的场景,与他家庭所在的这个赤贫的世界截然对立。“在加拿大曾流行这么一句话:‘到北方去生存,去南方被掠夺’。南方,寄生虫;北方,纯真的人。这就是鲍伯从孩童时代起就有的信念,而它也或多或少构成了他电影的母题……人在社会中堕落、腐化,而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得到净化,获得尊严和人格力量。”[9]

所以终其一生,弗拉哈迪都在漠视、逃避、抵制他的现实世界,用影像不断地加固越来越脆弱的彼岸世界。“对弗拉哈迪而言,他的终点单纯而直接,就是到北方去,越过圣·劳伦斯总要回流到文明世界的分水岭,抵达北方流域,在那里生命仍然纯洁如初。我曾经强调过鲍伯的父亲对他事业的重要影响。开启他的北方眼界的人是亨利。但我认为鲍伯对北方独特的情怀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虽然他没有皈依她的宗教信仰。但他对北方的渴求是种精神性的,一种人性的朝圣,或许这是由他的父亲唤起,但却受到母亲宗教情怀的启示。”[10]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更容易理解他不厌其烦地跑到天涯海角,去“寻求远古时代的纯朴民风,表现人类顶天立地的尊严”[11]的真正动机。因为这里寄寓了弗拉哈迪电影中挥之不去的永恒主题——人类灵魂的高贵、坚毅与不可征服。他坚信那些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拥有这些品质,并怀着深深的崇仰之情用影像将它们呈现出来,虽然有时他也会编造,但绝不是什么噱头,而是充满诗意的真诚表达。

弗拉哈迪

弗拉哈迪在遥远的地方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大半时间,他的成长记忆都属于那个严酷的北方。在那里他学了“处女地的诗”,即人类在面对自然威力时,所迸发的勇敢、独立英雄主义精神。无论是早年和父亲一起远征,还是后来独自深入严酷的北方,弗拉哈迪都将这种诗意作为自己生活的精神依托。在孤独而漫长的旅程中,挑战人的勇气,铸造坚毅的品格,才是探险的本质要义所在。

在探险家弗拉哈迪的眼里,真正令人诱惑的是那隐藏在人身上的巨大而神奇的“魔力”——那种一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在艺术家弗拉哈迪的眼里,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影像映现的不过是根植于他灵魂深处的童年“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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