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哈迪电影：纪录电影的原型结构

“虽然有理论家宣称划分虚构电影与纪录片的做法没有意义。然而我们在承认这种说法的同时，又不得否认在它们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分野。而《北方的纳努克》正是反思这些分野的理想之作。首先，因为几乎所有的纪录电影人都宣称自己继承了弗拉哈迪的衣钵。其次，弗拉哈迪的这部开创之作标志着虚构与纪录分界线确立之前，以及“纪录电影”这个术语被创造之前的那一刻。”^[18]

要说明白“纪录片是什么”的确十分困难。而纪录片的发展史，正是一个对其定义不断质疑又不断澄清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仍在继续向前延伸。为“纪录片”寻找一个公允、有效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为它确立哲学上存在的依据。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人们总有一种寻找事物间共同性质或本质特征的冲动，这种冲动由于某种错误的语言表达而受到鼓励。它假设肯定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某种事物的共同性质，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辨识出这种事物^[19]。或许正是这种充满问题的假设，才使得“纪录片”无止无休地纠缠于对某些基本概念的阐释和争论之中。其中“真实性”“客观性”作为纪录的本质属性一次次地被纳入哲学版图的审视之中。与之相随，纪录概念的外延也被一次次地扩大或缩小，直至融合为某种纯属个人视野的见证或表述。

但是，当问题进入实践领域，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观。对于“纪录”概念模糊而富有争议性的理解在具体创作中却变得简单。虽然人们对纪录片的定义含糊其词，但是它似乎并未妨碍纪录片史学家顺理成章地对其进行挑选和归纳。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心目中的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即使一个不懂专业知识的普通观众也会迅速地判断出哪些属于纪录片。尝试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让我们注意到经验层次上直觉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超越“概念”所栖居的语言形式本身不可避免的简化事物的局限性，它以感性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共同特征。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经验，即印象的积累过程，它是直觉进行判断的最重要的依据。

尽管我们一次次落入语言的陷阱，而让“言说”处于一种尴尬之境，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绕过这个陷阱，一切将变得简单明朗。我们无法说出纪录片是什么，但我们知道纪录片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未被语言抽象简化的存在。它就是我们关于纪录片记忆和认知最重要的依托。所以人们对于具体纪录片的识别总是不自觉地凭借以往的观影经验进行。在这种经验深处，我们不难推论出一个近似荣格所说的“原型”。而占据这个原型中心位置的人物便是弗拉哈迪。纪录片的传统从他开始。

1926年，源自法文的“纪录电影”（Documentary）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用来评论罗伯特-弗拉哈迪电影《摩阿拿》的文章里，而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一文中，格里尔逊认为弗拉哈迪比任何人都更为出色地阐明了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即：“必须把握和熟悉第一手素材以便更好地组织素材。为了深入挖掘素材，弗拉哈迪也许要花上一两年工夫与拍摄对象一起生活，直到故事脱颖而出；必须像弗拉哈迪那样分清描述和戏剧之间的区别……你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生活。”^[20]

从格里尔逊的英国纪录片运动到法国的“真实”电影，再到美国的“直接电影”，纪录电影的美学观念在不断地被革新。但有一个核心词始终未变——“真实”。围绕“真实”这个很难被确证、被厘清的词，人们思考的其实是关于认识论中争议不休的主客观问题。而一旦纪录片将真实作为自己的本体，就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哲学范畴的争议当中。

“真实”作为纪录片的灵魂，从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片”这个概念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作为对一个波希米亚青年人日常生活的记录，《摩阿拿》也同时具有文献价值”。格里尔逊在此首次使用了“纪录片”这个术语。隐含其中的是格里尔逊对“纪录”的最初定义，即它应是真实的，从而具有文献价值。纪录电影的历史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与“真实”的不解之缘。纵观它的整个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正是在对真实定义无止无休的反思和重新注解中，纪录电影被不断地注入活力和生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直接电影”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倡“墙上的苍蝇”式的纪录。在他们看来，“真实”是通过在拍摄现场将人为因素降低到最小来捕获的。而同时代法国的“真实电影”则反其道而行之，摄影机出位，导演现身，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相信真实总是被深埋在表象之下，只有主动出击，才能唤醒、挖掘出来。随着实证主义不断遭到质疑，“真实”的脸孔也越发难以捉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正在意识到人类建构并将意义赋予这个世界。我们创造秩序，而不是我们去发现它。我们以一种对自己有意义的方式组织现实。而正是围绕着这种对现实的组织，电影人建构了电影。有些电影人，像其他文化领域内的符号创造者们一样，正在意识到需要告知他们的观众，自己是谁，以及他们的身份可能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电影。他们还希望告诉自己的观众其传达的过程，包括从纪录片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与意识形态到具体制作方法”。^[21]

或许作为一种电影形式，纪录片终将难以获得对于自我身份的清晰界定。正如目前流行的观点：不存在客观的真实，但始终存在着构建真实过程的关心和参与。即使置身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中，追随者们依然宣称：“绝对不是说后现代纪录电影要无可奈何地屈从于肤浅的幻影，或者放弃对真实的追求而沉迷于表现的不确定性。”^[22]正是这种对于定义的模糊理解，才使得“真实”成为贯穿纪录片发展史的一根红线。无论弗拉哈迪还是他以后的纪录片人，寻找“真实”的乌托邦世界的冲动都是永久的。也正是在这种寻找的冲动之中，我们得以触摸到弗拉哈迪与其他纪录片人血脉相连的东西。

而传统不仅意味着线性时间链上的开始，作为荣格意义上的“原型”，它还像魔咒般预先设定了未来。

研究作为纪录片“原型”的弗拉哈迪电影，也就意味着我们将通过追索纪录电影的最初记忆，来探询它在未来的衍变可能。

【注释】

[1]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转引自让-斯塔宾斯基《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2][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3][英]格里尔逊，转引自[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4][加]舍瑞尔·格里斯：《探险作为一种建构：罗伯特-弗拉哈迪与北方的那努克》，转引自《加拿大文论集》，1996秋。

[5][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6][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www.xing528.com)

[7][美]Brian Winston：《Documentary：I Think We Are in Trouble》转引自Alan Rosenthal：《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2.

[8][美]Stephen Mamber，Cinema Verite in America：Studies in Uncontrolled Documentary，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1974，P14.

[9][美]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10]Jack C.Ellis：The Documentary Idea，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1989，P8.

[11]Alan Rosenthal：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3.

[12][美]Brian Winston，Documentary：I Think We Are in Trouble转引自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13][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14][美]Brian Winston：Documentary：I Think We Are in Trouble转引自Alan Rosenthal：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2.

[15][英]保罗·罗沙：《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16][英]格里尔逊：《评论双周刊》，1938年8月，转引自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17][美]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18][美]William Rothman：The filmmaker as hunter—Robert Flaherty's Nanook of the North，Documenting The Documentary，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P23.

[19][美]H-G-布洛克：《现代艺术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20]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03页。

[21]Jay Ruby：the Image Mirrored转引自Alan Rosenthal：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66.

[22][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载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