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福兹与艾布·塞伊夫：电影改编大师的影响力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埃及电影的现实主义是当时阿拉伯世界电影的一股重要潮流，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电影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紧密结合。这一时期一大批现实主义电影改编自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哈福兹、陶菲克·哈基姆等人的作品。与此同时，小说家马哈福兹开始投身于电影事业，以剧本创作的形式参与电影制作，他对埃及现实主义电影代表萨拉赫·艾布·塞伊夫的影响尤为深远。萨拉赫·艾布·塞伊夫是马哈福兹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自1947年两人开始合作编写剧本《复仇者》之后，马哈福兹连接为艾布·塞伊夫写了9部电影剧本。应该说，马哈福兹的电影生涯与萨拉赫·艾布·塞伊夫密不可分，两人的合作共事使埃及电影史上产生了一批精品。

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埃及政府对本国电影业实行国有化，1963年以马哈福兹为局长的埃及电影总组织成立，艾布·塞伊夫被任命为总组织下层的三个“阿拉伯电影生产总公司”之一的总经理和总局的艺术顾问，直到1966年他辞职为止。在这一阶段，艾布·塞伊夫导演的两部根据马哈福兹小说改编的电影——《开罗1930》与《始与末》（1960）——被认为是埃及现实主义电影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在国营电影公司工作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

《开罗1930》取材于马哈福兹20年前的小说《新开罗》，讲述的是出身贫寒的大学毕业生马赫朱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甘愿娶高官的情妇为妻，并因此换得职位和生活的改善。谁料好景不长，高官妻子找上门来，美梦又成了泡影。影片对原著小说故事进行了必要的增删，如马赫朱卜与远房亲戚艾哈迈德·哈姆迪斯先生的交往内容被全部删除，而与马赫朱卜相关的一些次要情节如参加百万富翁奈鲁兹夫人“盲人之家”慈善晚会的内容则得以扩充。《开罗1930》对《新开罗》的改编是大师级的，虽然改动比较多，故事情节带有迎合埃及时代发展的迹象，但它实际上显现出很多技艺精湛之处，譬如马赫朱卜在影片中与墙上的牛角重叠，呈现出头上长角的姿态来，带有明显的隐喻意味。直到今天在谈到《开罗1930》这部影片时，人们从未停止对萨拉赫·艾布·塞伊夫的颂扬，而不会去注意他解除了原著的中立地位，并且有意提升了电影的思想性。1966年的《开罗1930》与1945年的《新开罗》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在开罗贫民窟街区度过童年的艾布·塞伊夫改编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特别着眼于20世纪30年代贫富生活标准的差别，着眼于20世纪30年代埃及某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逼迫下的丑恶行为。不仅如此，萨拉赫·艾布·塞伊夫在影片中保留和再造了阿里·塔哈这一角色，并将他置于马赫朱卜的对立面，从而通过伊赫桑·舍哈泰的选择，形成影片的两条线索，这种“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的巧合”实际上是早期埃及主流电影构成概念的某种延续。为了突出马赫朱卜和阿里·塔哈这两个主要人物，原著中另外两位人物，艾哈迈德·巴迪尔因其记者身份及串联的作用而被保留，马蒙·里德旺则变得可有可无。就这方面而言，萨拉赫·艾布·塞伊夫所做的重大改动，并不仅仅只是增加了最后一幕，即阿里·塔哈在躲避暗杀和追捕过程中，在人群里散发传单的行为，而是在影片中呈现出浓烈的文化与政治倾向性，即以阿里·塔哈所从事的一系列进步运动和行为为核心的实施，是正义、自由、平等的实施，体现了一种责任感和热爱祖国的感情。影片充分表现了对废除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和维护王室特权的1923年宪法的呼吁，以及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活动的侧面描写，从而起到了社会批判的作用。(www.xing528.com)

这种倾向性同样表现在女主人公伊赫桑·舍哈泰身上，影片中将伊赫桑·舍哈泰陷入困境无所适从并最终放弃对阿里·塔哈的爱转而投向卡塞姆怀中的全过程——从她一开始与阿里·塔哈交往过程中的自卑、在家中默默忍受母亲的数落到她慢慢接受卡塞姆——全面真实地加以记录，给予伊赫桑更多的同情。就影片中增加的戏剧《茶花女》而言，伊赫桑在与阿里·塔哈欣赏戏剧《茶花女》时伤心落泪的样子，实际上就是对她自身境遇的最佳阐释。而戏剧《茶花女》在阿拉伯地区尤其是埃及的改编阐释，本身就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包装的重要例证，伊赫桑·舍哈泰的最终选择导致她与玛格丽特一样，成为“高贵情妇”形象类型，而这一类形象在20世纪中期逐渐成为批判社会弊端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有力手段。因此在埃及情节剧中可以观察到与小仲马创作《茶花女》时相似的意图。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埃及情节剧中，有关高贵女性要么被诱惑要么遭遇失败的主题正变得越来越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