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儿女: 揭示非洲铁路工人英勇斗争

如今，乌斯曼·塞姆班在电影方面的名气要远远大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但实际上，他在1961年去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之前是塞内加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在法国以诗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并将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马赛当码头工人所积累的生活经历创作成了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黑色码头工人》（1956），小说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黑人码头工人在欧洲城市里所受的非人待遇。1957年，乌斯曼·塞姆班发表了第二部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在这部书中作者歌颂了乌玛尔·法伊这样一位非洲年轻知识分子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大无畏精神。1959年的长篇小说《神的儿女》以1947到1948年间发生的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大罢工事件为背景，描绘了铁路工人为争取改善待遇而对殖民统治者展开的英勇斗争。作者记录了这次大罢工从酝酿直到取得胜利的全部史实，既具有鲜明反帝反殖民主义色彩，又具有非洲文学传统特色。在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后，乌斯曼·塞姆班回到塞内加尔。之后，乌斯曼·塞姆班相继创作出短篇小说集《伏泰基人》以及《热风》《哈拉》《帝国末日》等小说。

乌斯曼·塞姆班的短篇小说《黑女孩》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伏泰基人》（1962）。与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相比，尤其是那篇与小说集同名的《伏泰基人》，《黑女孩》故事更加细腻而令人心碎。《黑女孩》以《尼斯晨报》1958年报道的一桩真实事件为基础：一个年轻的塞内加尔黑人女仆，在陪伴主人一家在里维拉河上度假时，因为思乡病和白人主人漠不关心而自杀身亡。在短篇小说中，乌斯曼用新闻稿的书写手法引领读者进入1958年6月23日在法国马赛附近一座名为“绿福别墅”的洗澡间内所发生的悲剧，在警长、巡官、摄影师、记者们的关注下，别墅女主人开始给人们讲述她发现家中女仆自杀的全过程。一切都平淡无奇，文中提到“记者已经不耐烦了。一个女仆自杀——就算是个黑人——也没什么了不起，这并没有多大新闻价值”。巡官和女主人认为女仆的死不过是因为“想家”和“自寻死路”。于是，借助女主人普切太太的记忆，小说向读者回溯了黑女孩的一生：这个名叫黛奥安娜的黑女孩出生在塞内加尔的加森孟斯，她通过报纸来应聘佣人，结果在一百名应聘者中被太太选中并被带去法国，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充满憧憬与幸福的事情。临别前她拒绝听取老水手泰夫哥里亚的劝告，他刚从欧洲回来，对她预言灾祸，认为她不应该去。“哪一个年轻的非洲人不梦想去法国呢？不幸的是，他们把生活在法国和在法国当佣人这两码事混淆了。”黛奥安娜终于实现了去法国的梦想。她坐船到了法国后，男主人把她带进了位于安泰巴的“绿福别墅”，它很快成了她的一座真正的牢房。她必须整天干活，同时兼任厨子、保姆等职，每天洗衣熨衣，同时伺候七个人。她意识到太太之前对她仁慈的目的在于用绳子缚紧她，更糟的是，除了身体上的劳累，主人对她的不尊重使她变成了白人一家的附属品、炫耀的工具。黛奥安娜因此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成为“双重的外来人”，最终她由于孤独与失望，在曾经的梦想彻底破灭之际，选择了自杀作为这出悲剧的结局。而她的死，不过是第二天报纸第四页上一条不显眼的、用小字标题的新闻：“非洲姑娘想家，在安泰巴割颈自杀！”

《黑女孩》不仅是简单的对新闻的扩写，同时也是一种对殖民地独立之后的后殖民关系、非洲移民状况的探讨，甚至还带有某种寓言指向。黛奥安娜，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一个来自达喀尔的女佣，被困住了，她的死实际上是殖民文化作用的结果，也是移民心理期待被摧毁所导致的。当然，黛奥安娜不是一下子崩溃的，她有最初对法国的浪漫主义印象，有对非洲家园的迷茫感受，有被迫做女佣、保姆时的不满，有在努力达成协议时崩溃的自我意识。她的肤色、种族都是她身上带有的明显的殖民地特征，这才有了她所经历的种族主义噩梦。在法国，黛奥安娜意识到她的雇主只想从她身上吸取生命，而不是真正关心她的个人背景、她的愿望，或她的计划未来。最后，黛奥安娜在浴缸里切开了静脉，以这种方式来对抗不公平的世界，其经历发人深思。(www.xing528.com)

唤醒人们对殖民后殖民文化以及不平等现象的觉悟，是乌斯曼很多作品中的主题。乌斯曼·塞姆班完全是以知情人的身份来发掘这些主题的，他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倾诉自己的亲身经历。正是通过对日常的、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的描写，小说家把读者带进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正在经历的精神、政治、经济和宗教危机的错综复杂的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