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和《两亩地》

诗歌在泰戈尔全部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泰戈尔的早期诗歌多是对青春与自然的歌颂，“在强烈的痛苦和平静的超脱之间，在自由抒情和哲理思考之间，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爱国主义的嘲弄之间，在热望投入战斗和沉湎于思索之间摇摆不定”。1890年至1900年，泰戈尔遵从父亲的意见，来到东孟加拉的谢里达去管理祖传庄园。在孟加拉乡村的中心地带所度过的岁月，让泰戈尔“扩大和增进了他对自己所酷爱的大自然的亲近感，使他饱赏了祖国旖旎多姿的风光”；更为重要的是，“他由此熟悉了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熟悉了他们艰辛的日常劳动，熟悉了他们同大自然的险恶环境、顽固不化的保守社会和外国政治统治的不断斗争”。住在乡间的泰戈尔亲眼看到农民受地主压榨而处于完全无助的悲惨境遇。因此，诗人的创作中开始表现出对农民的由衷同情，满怀憎恨地展示出当时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印度农民问题逐渐成为泰戈尔最关心的内容。从此，他的创作走向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黄金船》（1894）、《缤纷集》（1896）、《收获集》（1896）、《故事诗集》（1900）、《刹那间》（1900）等。

《两亩地》是泰戈尔在1894年写的一首叙事诗，最初收在诗集《金帆船》中，后来被编到1900年出版的《故事诗集》里。叙事诗的主人公农民巫宾只剩下两亩地，他把这一小块土地看成是“我家的一块金子，七代相传”。但贪得无厌的王爷仅仅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花园修得“长宽相等，四四方方的”，竟觉得“只有把这块地给了我才合道理”。巫宾含泪请求“保留下穷人家这一小块土地”，王爷听后，“狞笑一声：好！我等着你。”一个半月后，王爷用假造的借据“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巫宾失去了他的两亩地，“从自己的家里被赶了出去”。为了生存，巫宾成为一名僧侣，“换上了苦行者的衣履，变成了出家人的徒弟”。他在各处漂泊了十六年之后，“终于有一天在渴望中回到了故乡的园地”。当巫宾走进自己的村庄，来到了自家的门旁，他发现这块“不贞的土地”穿上了华丽的衣服，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点过去的影子也找不出”，除了土地上唯一保留的那棵芒果树。正当他在痛苦回忆中叹息时，两只熟透了的芒果落在巫宾脚下，他激动地把这看成是土地母亲“深情的赐予”，没想到却遭来园丁的高声辱骂，王爷甚至笑着说：“这家伙披着袈裟，原来却是个惯偷。”巫宾听了只有苦笑：“你，王爷，如今是位圣贤，我倒成了盗贼。”

《两亩地》这首叙事诗是泰戈尔在对贫苦农民的生活进行直接观察和了解后创作完成的作品。诗人深切同情巫宾的遭遇，尤其是对农民那种对于土地“充满依赖的忠诚”；同时站在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立场上对巧取豪夺的王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借巫宾之口对不公平的世界提出抗议，“王爷的双手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唉，在这个世界里，谁越贪得无厌谁就越富裕”，感情深沉动人，语言朴素生动，是对当时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的有力控诉与严正指责。(www.xing528.com)

泰戈尔这种对剥削以及不公平的批判，还表现在这一时期其他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中，他用深沉的笔调勾勒了印度乡村的苦难，无情揭露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以及殖民者的残忍，同时还宣扬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时期是泰戈尔一生创作道路上的转折期。

诺贝尔文学奖为泰戈尔赢得了世界声誉，但是读者对泰戈尔的了解和认识往往只是停留在《吉檀迦利》等几本作品集上，只停留在宗教神秘主义或是先知形象上。作为20世纪初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作为这一时期印度乃至整个东方文学的象征，泰戈尔的文学天赋大大地丰富了他所涉及的领域，赋予自己国家的道德和精神世界以生命。泰戈尔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把能够表达思想感情的细微颤动的语言创作成美妙的文学作品，献给了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