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影像: 东方文学名著改编电影欣赏

“他者”（the other）一词强调的是某个遥远的、迟缓的、“落后的”、“未开化的”社会在文化上与研究者的文化之间所形成的反差和对比。《东方学》中提到，“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1]，而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2]。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常常使用“他者”概念来描述东方电影，尤其是像东方文化的影像表达、东方电影的国际化尝试、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人形象，等等。今天，东方国家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展现本国本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影视传播与经典传承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本书所谈及的根据东方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虽然只是东方电影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在本国本民族乃至在西方的影响力却是惊人的，有的甚至代表了所在民族的文化精神，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3]所以在近几百年来的世界文学史上，“文学世界”的概念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与此相类似的是，有关东方电影的发展历史、代表性导演、演员的讲述在所有电影史著作中都只是篇幅有限的一两个章节，而且一般都集中在对日本、印度、中国、埃及等少数国家进行相对简单的描述，有关东方电影的深入的文化探讨和美学分析往往少之又少，这种在东西方之间的信息和话语不对称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电影作为艺术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晶，其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东方电影的生产过程，特别是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往往是在西方电影带动下出现的。对于西方电影工业来说，东方既是电影倾销的市场，也是电影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源泉，甚至有不少东方文学名著，被来自西方的电影公司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后，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如1924年美国导演拉乌尔·沃尔什根据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改编拍摄的电影《巴格达大盗》（又译为《月宫宝盒》）、1960年好莱坞导演亨利·科斯特根据《圣经·旧约》中的部分章节改编拍摄的电影《路得记》等。之后，东方与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片中，如乌斯曼的《黑姑娘》写出了非洲女仆对曾经的宗主国的失望以及在异国他乡遭遇的不幸；大岛渚的《饲育》让美国黑人大兵乘着降落伞从天而降，与峡谷山庄的村民开始近距离接触；《舞姬》抒写了一段无望的异国恋情；张艺谋的《红高粱》让世界见识到中国色彩，感受到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色。一批批优秀的东方导演到文学经典中寻求灵感和题材，大量文学改编影片的出现，也使得获得民族解放与独立之后的东方电影得以紧跟整个民族反思历史的步伐，尤其是和文学发展所经历的思潮同步。

较早形成民族电影市场的一些东方国家，如日本、印度、中国、埃及，在电影工业发展之初就决定了以面向本民族观众为重心，强调民族风格的特点，以此与西方电影在电影市场中展开竞争。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东方各国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具有东方特色的电影导演及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些东方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从“他者”到“融合”的趋势渐渐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文学电影等文化方面。日本电影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日本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的导演，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大多来自日本文学经典作品，如黑泽明（《罗生门》，1950；《白痴》，1951）、衣笠贞之助（《地狱门》，1954；《源氏物语·浮舟》，1957）、沟口健二（《西鹤一代女》，1952；《近松物语》，1954）等。埃及电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快速发展，新老导演名作层出不穷，不仅在阿拉伯地区乃至东西方世界内起到一种相互联系和理解的媒介作用，还能展现民族精神文化，引导关注埃及社会问题。以著名电影导演萨拉赫·艾布·塞伊夫为例，他从第二部作品开始与著名作家马哈福兹合作，极大地提升了剧本质量。此后的《终有报应》（1951）、《始与终》（1960）、《新开罗》（1966）等极具代表性。这一时期埃及现实主义风格影片的佼佼者还有优素福·夏欣、陶菲克·萨拉赫等人。大多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印度电影是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大路之歌》（1955），这部根据印度作家比耶迪胡山·班德约帕德赫亚的小说改编的印度电影第一次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就获得好评。遗憾的是，雷伊在印度导演中只是一个特例，他的电影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但在印度本土却似乎并不怎么受欢迎。在中国，以导演张艺谋为例，他的早期作品如《红高粱》（1988）、《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均无一例外改编自文学作品，标志着民族寓言的呈现和民俗奇观风格的形成，虽然非议颇多，但却成功地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中国的想象要求，也建构了西方人眼中的“他者”中国的形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将某些“呈现”东方文化特性的影片看成刻意迎合西方的产物，即便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发展依然会有这样的争议。展现带有民族性的神秘的东方奇观，当然不是今天表现东方的唯一方式，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揭示，我们或许能窥见急剧变化的东方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所面临的那些无奈和复杂的问题。

在亚非很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和政治经济发展的滞后，社会问题比较突出。根据东方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以全新的、富有现实内涵和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表现社会现象，反对封建专制，反映人民疾苦，对各种社会矛盾，如贫富问题、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生存空间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等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例如贫富差距反映了东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困境。究其原因，长期严酷的封建统治，使东方各国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缓慢；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又人为地摧残了东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深受殖民统治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因而直到现代，东方社会还是以农村经济为主体。根据巴勒斯坦小说家格桑·卡纳法尼小说《阳光下的人们》改编的叙利亚电影《受骗的人》（1972），就是这种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的真实写照。根据泰戈尔叙事诗改编的电影《两亩地》刻画了闭塞、贫困、痛苦的农村现实。此外，《两亩地》由农村写开去，以破产农民流浪到城市为线索，也全面展示了印度民族现代生活的广阔画卷。

有关女性社会地位的探讨也是东方电影中常见的话题。虽然在萨义德看来，“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穷无尽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4]。但东方女性长期以来处于受压迫受欺凌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民族独立与解放虽然让其中一部分女性获得了新生与解放，但仍有大量的女性生活在战争阴云下与社会歧视、旧式婚姻之中。不少东方电影借助这些女性形象真实地表现了东方各国的生活面貌。通过展现女性的命运表现民族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东方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传递了厚重的东方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如《鹬鸟声声》（1959）中的阿米娜姐妹、《云遮星》（1960）中的妮塔，还有《雪国》（1957）中的驹子形象等。

近现代东方文学是与东方各个国家和民族反殖民、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文学作品就是民族解放与发展的最好记录。根据这些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同样以现实主义视角去批判揭露殖民统治者的罪行、维护民族尊严、探索民族解放之路、谋求民族独立自主，因此具有与西方电影不同的、鲜明的倾向性。像印度电影《下棋者》（1977）就是典型的例子。普列姆昌德笔下的故事讽刺了印度历史上的一段殖民往事；而雷伊的电影不但再现了故事情节中王朝贵族对国家命运的漠不关心，也剖析了20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某些做法。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埃及，电影发展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主流，既有着力表现农村阶级矛盾、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杰作，也有表现反帝爱国斗争或是通过反思创作出的揭露社会深层矛盾的佳片。除了本书中提及的《开罗1930》（1966），埃及电影表现与英国殖民者及其帮凶抗争和战后民主运动的代表性电影作品还有《我家有个男子汉》（1961）、《咖啡馆》（1975）等。

东方电影在电影艺术发展方面同样功不可没。以日本电影为例，导演黑泽明奉献了像《罗生门》这样在电影摄影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品，沟口健二在《雨月物语》里使用的长镜头语言、拍摄手法等都具有开创意义。此外，其他导演如衣笠贞之助、吉村公三郎等都十分喜欢自然景物中具有东方韵味的景致。印度电影从诞生之初起就致力于电影技术本土化，以及开发出自己的民族电影风格。不管是印度电影早期的卡普尔还是阿贾迪亚克萨，他们都提醒我们注意，印度的电影事业之所以能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旋涡中发展壮大起来，其中就包括要建设独立的文化模式的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对传统进行重新诠释，还要消化从西方本土发展起来的技术。除了直接面对观众说话，印度流行电影的其他特点，通过歌舞场面、喜剧段落和多情节叙事的断入，同样削弱着已在好莱坞电影中充分表现的封闭世界。^[5]萨蒂亚吉特·雷伊的“阿普三部曲”以现实主义为特征，常用长镜头。雷伊还是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电影人之一。在他的整个事业中，他被树立为印度“高质量”电影的偶像。1960年，印度中央政府就专门成立了电影资助公司（Film Finance Corporation），以支持艺术电影和萨蒂亚吉特·雷伊电影的出口。这种带有国有化性质的电影发展态势会让我们想到同一时期埃及建立的“电影广播电视总组织”，这种政策与做法成为东方电影发展中的特殊现象。

进入21世纪之后，好莱坞类型的电影依然是通过不断翻拍《阿拉丁》之类的电影来延续想象东方的传统，但是随着东方在西方人印象中的逐渐清晰，两者之间有了更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合作与交流。当欣赏到2007年由印度导演桑杰·里拉·布汗萨里执导的第一部由好莱坞片场制作和发行的宝莱坞电影《爱人》（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2015年由河正宇自编自导自演的《许三观》（改编自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2016年菲律宾导演拉夫·达兹执导的明显受到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上帝了解真相，但在等待》影响的电影《离开的女人》等作品时，观众们能够慢慢地感受到一种新的东方电影正渐渐形成。如今，更多的东方电影所表现的内容吸引着全球观众的目光，而新一代的电影导演和编剧们依然会选择用经典名著为素材去创新并激发人们的情感，正如电影发展的早期那样。(www.xing528.com)

【注释】

[1]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7—68页。

[2]同上，第2页。

[3]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4]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4页。

[5]吉尔·内尔姆斯：《电影研究导论（第4版）》，李小刚，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