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技术、制度与媒介变迁——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年论集》的终审意见
应二审编辑的要求，对书稿中的四篇文章作了重点审读。这四篇文章的政治倾向性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此宜对文字做慎重处理。具体意见如下：
（1）《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
建议此文抽掉不用。理由：
①文不对题。文章的结构思路与题目主旨不对应。题目本身的意义（含义和意指）很含混，若以这一题目先做“破题”，能否得出现在的文章思路？
②在“精英主义新闻观”名下，罗列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希特勒、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六人的言论，显然很不妥当。作者是在讲“新闻观”还是在讲“意识形态”？这六个人之间的基本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差异很大，将他们混为一谈，是学术上的错误。为何不见新闻理论家（传媒理论家）的观点？“精英主义新闻观”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③从文章的主调来看，作者是赞成“民主主义新闻观”的，但是作者并未深刻理解“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含义，因此文章带有民粹主义色彩。
（2）《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
建议此文抽掉不用。理由：
全文表露的话语方式有问题。文中反复提及“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的观点则表现为以下一些文句中的思想倾向：
“我们依据的是一个基本理论前设，即由于任何大众媒介文章都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的博弈场所，……”
“……批判的声音、挑战制度的典型一般比较容易出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形势下。”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之一都是改造知识分子，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里，被收编、‘御用化’几乎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唯一出路。”
“……在‘事实演绎’的价值提升上更多朝向人性、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而非现实政治需要，因而其中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张和微妙。”
“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蚕食社会主义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以1989年为分水岭，理想主义激情冷却，商业逻辑于思想沉寂处粉墨登场，知识分子处在严重危机当中。”
“他明确质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国家政治话语的合法性，……”
（3）《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量》
此文似应作一些修改：
①主要是阐述意见时的话语方式（立场、角度、表达方式、用词）颇多不妥之处，许多说法或结论性的语言都比较武断，未经仔细考察和分析，喜欢说过头话。
②第133页第1节讲媒体改革的“政治风险”。作者只认为媒体若违背国家意志“将会给媒体或个人带来很大风险”，却不懂得媒体的不当行为会引发社会动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政治风险，所以比较偏狭。
（4）《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
建议抽掉此篇不用。理由如下：
全文的主旨、基调就是主张“新闻自由”，全面引进西方新闻传播观念，作为“解放思想”的标志和标准，将“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同“思想解放”画上了等号，乃是浅薄之见。
2.关于Docu－re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的终审意见
书稿原系剑桥大学博士论文（英文），全稿的关键词列出3个：地下电影、审查制度、招安。
书稿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些相关问题上，作者持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压制了电影制作。
（1）首先的问题是，作者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将×××等导演制作的一些电影作品说成是underground film（地下电影），这不符合事实。×××等人的作品不是偷偷摸摸制作、偷偷摸摸放映的。他们是将作品送到主管部门接受审查，只不过是未通过审查而已。但是作者却在书稿里无数次地使用underground film这个概念，以致造成文章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的错误。在汉语里，“地下的”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不是英文里的概念non－mainstream（非主流），作者滥用underground film，说明她连基本概念都不懂。
（2）书稿里用相当多的篇幅讲述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理论的看法，其中引用的多是外国评论家的观点，而外国评论家的许多说法同中国的现代文学艺术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例如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看法。(www.xing528.com)
（3）书稿通篇使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和话语，主调是抨击当代中国政治、政府、政策。例如作者这样说：“198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其特点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幅度增长，在新世纪又加快了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加紧全面控制和限制意识形态。”（校样第80页）“随着经济的发展，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是松了，而是紧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在这种伪装之下，目的是维持共产党掌权。经济的改革，产生了对相应的政治改革的需要，它会潜在地破坏共产党统治的一党制。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同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导致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制度，以维护稳定和繁荣，而媒体产业正处于受限制的焦点；……”（校样第82页）
除此以外，书稿还有以下学术上的问题：
（1）作者所述及的几位导演及所涉的作品，实际上仍属于虚构故事，其文学范畴属于“现实主义”，而不是书名所冠以的“docu－realism”。英文“docu－”作为电影术语，是指新闻纪录片，而不是指经过艺术加工的影片，即便是所谓“原生态”的故事片。
（2）涉及主题的部分，基本上只是罗列现象，复述影片的故事情节，并无深入的研究。
（3）知识错误：将恩格斯的话（“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安在毛泽东名下，张冠李戴。
（4）全稿的英文书写有很多用词和语法方面的错误。
总之，这部书稿在政治上、学术上、文字能力方面都有很多错误和缺陷，应该退回作者修改后再发稿。
审读结论：有政治问题的章节是第五章第二节“蒋介石复兴儒学的国学教育思想”（第174—195页），这一节应当全部删除。具体意见如下：
第五章的内容是“儒学意识形态的瓦解与重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学教育思想”。
这一章只论述蒋介石和梁漱溟两人。其中第二节“蒋介石复兴儒学的国学教育思想”有以下两方面的严重问题：
第一，政治性错误。蒋介石常说的“礼义廉耻”和他极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意识形态手段，目的是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者虽然在第177页简单提及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但是在整个章节的论述过程中却转变为肯定性的介绍和归纳。
第二，将蒋介石列为同梁漱溟并列的“国学教育思想”两个代表人物之一，这是学术上的严重失误。蒋介石的言论只是政治手段，不能视作“国学教育思想”。
第二节的篇幅大约18 000字，几乎全部用来正面介绍蒋介石的所谓“国学教育思想”，正面阐述并肯定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介绍蒋介石的所谓修身方法。这种叙事，其错误在于割裂历史，只对蒋介石的表面言论做正面叙述，而且对蒋介石的所谓“国学教育思想”的肯定，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合法性。书稿既然说到蒋介石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抵抗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第177页），那么就不应该在总体上肯定他的言论。
所谓“新生活运动”，是指1934年至1935年由国民党反动派领袖蒋介石提出并竭力推行的一项政治活动，其政治目的性很强。它虽然标榜“新”生活，内容却是“旧”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实际运作中并不是要推行“伦理纲常”，而是捕杀革命者和普通群众。蒋介石一面对中国工农红军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企图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用对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现实和社会问题的不满，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书稿的主调和文字都有很大错误。例如：
“蒋介石一方面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内在道德修炼的国学宣讲，提高个人道德水平，以挽救败坏的党纪军纪，另一方面在新生活运动中渗透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教育，向广大民众推行社会教化，养成新国民道德素质。”（第175页）
“为了和各种腐化做斗争，1929年，蒋介石号召各级军官加强自身身心道德修炼，……”（第176页）
引用蒋介石的话，说“共产党是我们国民的敌人之一”，“要时时刻刻提防共产党的诱惑”，“赤匪最怕的是我们中国固有的美德——礼义廉耻”。（第177页）
认为“蒋介石恢复固有道德还有应对民族危机的考虑。‘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民族危机，蒋介石大力倡导国魂论。”（第177页）
“蒋介石将良知确立为国学教育的本体。”“蒋介石对良知的恢复通过其国学教育得以实现。”（第179页）
“那么回复传统道德修炼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蒋介石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亲民。”“可见，蒋介石所谓亲民，即强调统治者通过自身道德修炼，引导和督促民众之道德水平日新又新、进步不已。”（第180—181页）
“为此，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恢复儒家礼义廉耻固有道德，向民众推行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教育，培养新国民，形成新社会道德秩序。”（第185页）
“另一方面，日本自1933年与中国签订《塘沽协定》以后，侵华步伐有所缓和，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专注国内建设。……蒋介石以培养新国民为目标，从收复的苏区开始发动新生活运动，其中首要问题就是社会道德秩序建设。”（第186页）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以培养新国民为目标，从收复的苏区开始发动新生活运动，其中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国学教育是恢复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途径。”（第186页）
引述蒋介石的话：“一般官兵打了败仗，也不知道倒霉，给敌人做了俘虏，受了敌人的钱，吃了敌人的饭，他还偷生活着，不知道可耻。”（第189页）［按：这是蒋介石1933年8月的言论，此时他正准备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
“但是从根本上说，蒋介石国学教育思想并非仅仅是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简单恢复，而是服务于他‘革心’需要。依据蒋介石的观点，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变革导致固有道德的瓦解，从而使国人精神泯灭、社会秩序瓦解，这是形成国家危亡局面的根本原因。蒋介石试图通过倡导国学教育，推动个体道德修炼以及民众道德教化，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从精神层面改造民众，形成新国民，进而恢复民族精神、重建社会道德秩序。可见，蒋介石推行国学教育是他进行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第192—193页）
“尽管蒋介石国学教育思想并未达至预期意图，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尝试解决问题的努力，无论如何，这种尝试对于后人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195页）
提醒作者和初审、复审编辑：对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作评价时，不应无视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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