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不重犯-高中语文优秀课例

字不重犯，严格地说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创作原则，有抱负的文士甚至写散文时，也会加倍留神，尽可能避免让某个词（虚词、助词除外）与读者反复照面，否则，难免玩忽职守之讥。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排斥例外的规律，“字不重犯”法亦然，倘是高手巨擘，天眼既开，自无妨随心所欲，不必拘泥。就是说，诗人若明知“字不重犯”法而仍一往无前，通常总表明他有非如此不可的道理，于是，李商隐在一首仅二十八字的《夜雨寄北》中，公然让“巴山夜雨”呈骈出之势，元稹在仅二十字的《行宫》中，竟让“宫”字与读者再三致意，有恃无恐之态，何假辞色。诗仙李白之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辛弃疾“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冒犯成法之意，亦似明目张胆──当然，此究属特例而非常例，所以即使高明之士，亦不敢因技痒之故而反复逞强，把件稀罕事弄得丧失了“陌生化原则”，倒也得不偿失。结果，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规律：诗词中若出现违反“字不重犯”的例子，其诗情诗味往往还格外蕴藉丰饶些。这是因为大诗人既然想违规犯科一下，自然会想到“不打无准备之仗”。

回头检点毛泽东诗词，我发现“字不重犯”法不仅屡遭攘击，且除“我失骄杨……”二句外，鲜有非如此莫办的理由，只能轻而言之按疏忽、失察论处，重而言之按不通、业余苛责。《沁园春·雪》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均一诗“万”三现，《送瘟神·其一》中“千”和“万”各现两处。这且不论，何况太白亦有此习，虽然多是出现在对格律要求不甚严的“古风”体中，而非最需“加强纪律性”的“七律”（如《送瘟神》）之中。《沁园春·雪》二三句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第二字均为“里”，词境一无拓展，只是借喋喋求深化而已，“千里”“万里”，就肉眼角度看来，直如同义反复，视觉意象均为平面铺陈而欠缺立体感（这也使下文“欲与天公试比高”缺乏照应）。倘将前一句依毛泽东本人的个性意象改成“百丈冰封”，是否稍好些呢？毛泽东最为出格之处，私意以为在《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按两句最可惊异者，在第四字均为“春”。若假设词人具大家手笔，我们当能从此两“春”中得到相对更多的审美愉悦，正如我们曾从李商隐叠用“昨夜”中得到过莫大享受一样。但也许是我的鉴力太低下了，因为我不仅没瞧出什么韵外之致，反而越来越坚信这是一次误操作，第一个“春”系“冬”之误。春天才“归”又“到”，虽然在感受上并非不可能，但又与“梅”何干呢？“归”“到”之间又焉能速成出“悬崖百丈冰”来呢？诗题既为“咏梅”，当以贴合梅的生理特性为宜，梅的生理特性（其审美特性即由此生发）正在于它能够“经冬复立春”，笑傲霜雪，然后报告“春消息”──这已不是“字不重犯”的问题了，而是诗意是否准确到位。当然，即使将首“春”改为“冬”字，诗句也未必就佳，但至少可确保没有问题。(www.xing528.com)

识者或谓，长短句于“字不重犯”法本不必恪守，宋词中一字两现乃至三现、四现的例子所在多有，且未必都能确保诗意的加强。此说有理，所以对词格向来比较马虎的苏轼，在名篇《水调歌头·中秋》中，“月”、“圆”各两现，“不”、“人”均三现，“有”字竟至四现，较之毛泽东任何一首词，都更为出格，却也同样光耀千秋。然而毛泽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即使在原则上应该杜绝重字的律绝体中，毛泽东同样不甚介意，以至屡屡违禁。我们是否可得出结论：毛泽东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字不重犯”呢？例证如下：《七律·送瘟神·其一》中，“千”“万”各两现，《其二》中“天”两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妖”两现，《五律·看山》中“一”两现，《七律·咏贾谊》中“千”两现（按此诗格律不工之甚），又《七律·长征》在经人提醒修改前，“浪”亦两出。我没有算上《七绝·五云山》中之“五云山上五云飞”，《七律·洪都》中之“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当然是因为那属诗人有意为之，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类，虽高下有别，但用意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