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金融生态运行效率研究：空间收敛计量模型构建

如何实证并检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收敛现象，是学术界较为关心的问题，常用的计量方法有古典计量收敛模型和空间计量收敛模型。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为了探讨后发国家经济追赶先发国家的可能性，索罗（Solow）和斯旺（Swan）开始从理论层面对其收敛机制和收敛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并奠定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体之间同时存在趋同和发散两种机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两种相反机制的对比。一方面，国家（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虽然是多方因素导致的，但是最主要的是由于人均资本存量的不同带来的。后发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要明显低于先发国家，但是相同类型的经济体（技术、偏好等）经济增长会趋同到某种稳态。由于存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加之后发国家人均资本禀赋较低，因此后发国家资本边际报酬要高于先发国家。由于资本具有趋利性，资本会从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流动，导致后发国家较快的资本增长速度，最终不同经济体经济差距会缩小，实现经济的趋同。另一方面，Romer（1986）［125］和Lucas（1988）［126］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模式中，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型技术的内生化。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从而弥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整体上看，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打破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从而有可能导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会缩小，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出现经济发散现象，因为先发国家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越大，发展速度也越快，相反后发国家会陷入经济陷阱。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有趋同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发散的趋势，两者同时并存，为此，经济收敛性模型分析可以帮助判断我国区域金融生态运行效率演化走势特征。(www.xing528.com)

关于收敛实证计量模型方面，大多数文献采用的是基于Barro（1992）和Sala-I-Martin（1996）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127，128］，即标准β收敛模型。和传统古典计量模型类似，该收敛模型假设经济体是独立的，忽视了空间依赖性特征。空间独立的隐含假设条件违背了现实情况，这会导致模型估计的空间自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所估计的结果也不再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结论自然存在偏误。为此，部分学者开始从技术层面对此改进，期望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