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角下的区域金融生态运行效率研究结果

金融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只有基于有效配置方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理解，国外学者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Gurley.J.G＆Shaw.E.S（1960）指出各国经济部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顺利转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合理的金融制度能提高金融效率进而充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75］。Gurley.J.G＆Shaw.E.S作为金融效率理论的奠基人，他们首次对金融效率的概念和定义提出解释，虽然基于当时的研究结论尚且属于模糊概念，但是对日后金融效率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Robinson＆Dwayne Wrightsman（1974）［76］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金融效率，他们认为金融资源类似于其他社会资源，金融效率主要集中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方面。Bain（1981）［77］基于对金融效率的系统研究，将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两个层面：站在宏观效率角度，金融效率主要表现为处于宏观金融整体系统内的所有金融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站在微观效率角度，金融效率则主要表现为单独的金融机构对于所持有金融资源的各类运用效率。由此可见，这部分学者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理解金融效率的概念和本质，对Gurley.J.G＆Shaw.E.S提出的金融效率展开了进一步的细分和深化。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于金融效率的概念和内涵持有不同观点。Wurgler（2000）［78］从金融功能的视角研究金融效率的理论概念，他认为金融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资金的筹集和运用整个环节，基于对金融资源的综合分配优化各类不同行业的资金需求与供给。(www.xing528.com)

关于金融效率的测度方面，国外学者最早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外部效率的测度方面。Benston（1972）［79］认为银行的规模扩张是效率改进和提升的主要诱因。随后，研究文献由银行外部效率测度逐渐发展至银行内部效率测度（Sherman＆Gold，1985［80］；Berger，Humphrey，1997［81］；Rangon，1998［82］；Isik＆Hassan，2002［83］；Sathye，2003［84］；Hasan.I，2003［85］；Chen.Y，2004［86］；Goddard.J，2004［87］；De Young，2004［88］）。国外关于金融效率的测度发展不断趋于完善，研究本质在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通过资金供给满足战略新兴行业的资金需求，并逐渐减少对衰落夕阳行业的资金支持。

国内关于金融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晚。陆远权、张德钢（2012）通过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系统测度了1995—2009年我国区域金融效率，他们分别从省际和区际层面测算与衡量我国区域金融效率表现出的地区差异，测度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效率整体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是地区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并不大，区域内金融效率差异是区域金融效率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平均贡献率超过了75%［89］。

李延军、王海川（2016）通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研究2015年以来京津冀13个城市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空间演变趋势，然后引入Tobit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的静态金融效率达到前沿面水平，河北各城市金融效率较低且主要是规模效率不足导致［90］。从他们的研究可知，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对金融效率的提升与改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开放程度反而对金融效率观测不到显著影响作用。此外，各类影响因素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技术进度方面而不是规模效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