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区域金融生态实证研究初见成果

沈炳熙（2004）将金融环境划分为法律、政策和信用文化等诸多层面，并指出我国的金融稳定与健康发展日益受到金融环境建设的约束。笔者从我国金融政策相关的支持程度、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执行情况、政府对金融活动的指导模式与影响程度、信用环境的健全程度等方面对金融环境进行评判，并就当前金融环境建设的主要问题和完善金融环境的基本切入点进行了全面研究［17］。

谷泓睿、胡汉辉（2009）运用TOPSIS方法、灰色关联度等方法，通过构建综合的金融环境指标体系及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系统地研究了区域金融环境与科技创新的相关性，认为应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金融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并提出两步走策略，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宜采取由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而在未来金融市场发育成熟后，则应采用效率更高的证券市场融资模式，促进科技发展［18］。

张海洋、袁雁静（2011）提出了根据村庄附近金融机构的分布情况构建金融环境指数的方法，并利用由该指数构建的模型研究了农村金融环境与农户创业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环境对农户的创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激发了农户创业的活力，鼓励以创业农户的继续扩大再生产［19］。

彭智（2012）以澳大利亚近二百年的金融变迁为例，研究金融环境、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澳洲独特的地理格局、资源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和企业资金需求特征都对澳大利亚的金融发展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由政府主导的金融变迁过程更是决定了其金融效率与功能［20］。

朱红根、康兰媛（2013）研究了政策支持、金融环境以及农民创业意愿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显示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能增强农民信贷的可获性，减少资金约束，而政策支持能减少农民创业的交易成本，降低创业风险，从而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21］。

周兵、梁松、邓庆宏（2014）运用2000—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FDI流入与其促进产业集聚的金融环境因素，认为金融环境制约了我国产业的集聚状况，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对产业集聚存在门槛效应，金融环境发展能够有效地发挥中间传导作用，促进产业集聚［22］。(www.xing528.com)

王雷、池巧珍、黄少卿（2015）将金融环境划分为金融结构、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三个方面，建立金融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反向溢出与创新关系调节模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规模对OFDI反向溢出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而东部地区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则对OFDI反向溢出更为敏感。此外还提出要实施一系列促进金融环境改善与区域创新的对策以更好地利用OFDI反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23］。

李延凯、韩廷春（2013）利用具有代表性的51个国家和地区1999—2009年的年度数据，对金融环境演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环境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进行了跨国研究，指出了金融环境对于金融资源转化和配置效率的重要影响，即完善健康的金融环境对于加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24］。

王维、郑巧慧、乔朋华（2014）通过对2007—2013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金融环境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环境正相关于中小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且金融环境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和规模不同而有差异，其对东部地区及小型企业的R＆D投入影响明显，而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大型企业的专业产出影响明显。此外，政府补贴与专业产出同样具有高度正相关性［25］。

李阳（2014）系统分析了金融环境约束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关系，建立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六大金融环境约束，即区域发展环境、金融市场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消费者和监管者以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是金融环境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