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因为其非公有制性质而被烙上“原罪”的印记，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处理个案时常常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动辄使用刑事手段打击民营企业，如何在司法实务中祛除民营企业“原罪”的胎记，从而保障其与国有企业获得同等的法律处遇？
一方面，明晰财产归属权，慎用强制措施。第一，须区分清楚企业的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刑法》第三十一条）、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财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以及涉案人财产与其家庭成员财产（《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按照法定要求开列清单，不得擅自使用、调换或损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在三日内解除查扣押、冻结措施，及时退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由于经济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较小，往往缺乏羁押必要性，因此应当慎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依法适用，最大限度较少刑事强制措施对民营企业的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的内涵不言自明，而所谓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律适用，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实现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进而使法律适用的结果为社会公众所认同。上面诸多数据已经表明，民营企业是纾解社会就业压力的最重要途径，民企一旦出现停业甚至破产，巨大的失业率将会引发社会的秩序失衡。(www.xing528.com)
不论是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或者德日刑法理论中承载“不法”的“法益侵害性”概念，都将违法的“量”（亦即程度）作为两种不法的划分标准。具体而言，意味着要综合行为方式、主观心态、违法后果等多种因素进行考量。《刑法》第225条第四项表述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很显然，“严重”与否决定了究竟是一般违法还是刑事违法。根据同类解释规则，某项经营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只有在与《刑法》第225条前三项达到程度相当性时才可以做出有罪认定。在此意义上，“提供有偿删帖服务”“经营小产权房”等行为在“严重”程度上无论如何都难以与刑法业已规定的“买卖外汇”等非法经营行为同日而语。当然，判断违法之“量”时，不可避免地赋予了司法者自由心证的空间，此时，司法者应当心中充满正义，目光往返于生活与规范（包括行政规范和刑法规范）之间。概言之，一旦难以判断某项经营行为是否属于刑事违法时，便可以考虑将其纳入行政法规制范畴，进而做出无罪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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