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总集《诗经》，已经包含了很多地理知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认知。
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地学著作是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尚书》中的一篇《禹贡》。《禹贡》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分别叙述了各州内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目的是促进区域政治地理的管理。除此之外，《山海经》中的《山经》也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地理作品。它是以晋（今山西）西南和豫（今河南）西为中心，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配合区划，以古代中国境内的五大区二十六列山岳为纲，在每一山岳下附记河流、地形、动物、植物等。《山经》还提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比如玉石、金、银、铜、铁、锡等。
秦汉时期，古代地学有了新的发展。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各国的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状况，由此开辟了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
知识拓展
丝绸之路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东起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阳关，分南北两路到疏勒（今新疆疏勒）会合，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然后又分南北两路。北上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锡尔河流域）到里海北岸;南下身毒（今印度），西行大月氏（阿姆河流域），经安息（今伊朗）转运到条支（阿拉伯半岛）和大秦（古罗马帝国）的陆上通道。
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敦煌壁画——张骞出使西域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宋元时期，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乃至美洲联结在一起。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丝绸、茶叶、瓷器等，通过丝绸之路传送到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骏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西亚的医药、天文、数学，美洲的棉花、烟草、番薯等输入中国。
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物质交流之路，更是东西文化技术的交流之路，它对改善和丰富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影响极为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为《水经》作的《水经注》详细介绍了中国1200多条河流的发源、流经区域、支流汇入情况和河流的水文、变迁等，以及大量地貌、植被、土壤、物产、人口、交通、风俗、政区沿革、历史掌故等方面的内容，还首次提到石油这种矿产。
唐宋时期，唐代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唐朝都城长安以西的西北地区和中亚部分地区的自然人文状况；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发起和组织了子午线实测；北宋颜真卿以实物证据论证海陆变迁，以及沈括对包括流水侵蚀、海陆变迁、华北平原成因、古环境变迁、植物地理分布等许多自然地理现象的科学观察和正确解释，无不体现出历史与地理学的不解之缘。
元明清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东半球的国家间的联系，具有十分重大的地理和历史意义。明代的《徐霞客游记》和清代的《海国图志》显示了中国古代地学的发展和历史进程。
唐代彩绘伏羲、女娲绢画：头上是太阳，脚下是月亮，四周满布星座
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与中国人的大地观、民族观、国家观、疆域观和文明观等都有直接联系。中国古人对于世界地理的认识途径有两种：一是从大地整体观念乃至宇宙观念进行演绎；一是以中国地域为中心向外推衍。中国本土的“天圆地方”大地观和 “大九州”世界观正是这两种认识途径的绝佳代表。也因此，中国人并不排斥传入的其他文明世界地理观，如古印度的世界地理观、西方国家的地圆说，以及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等，它们都在传入中国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
世界最早的彩色军用地图——《驻军图》
军事地理思想是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基础上，研究军事战略与地理形势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政治家都注重军事地理。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地利”就是军事地理。
在中国古代的兵书中，从最初的军事与地形的关系，到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乃至经济地理的关注，军事地理思想不仅在兵书中占主导性的地位，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此外，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思想“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还是古代行政区划的重要依据，前者使政区与自然地理相一致，对于中央集权却是一个很大的弊端；后者则是吸取了前者的教训，用以防止地方割据，从而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到了明代，由于倭寇的进犯，明朝开始有了水陆并防的观念，发展出一些海防防御战略。到清代康熙时期开始有海防观念，提出了“海防为急务”的思想，并逐步形成海疆、海防、海战等概念，开始有巡守海岸和海上设防的纵深部署思想。
科学问答
小九州与大九州有什么不一样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选自《禹贡山川地理图》，作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描绘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分为九州。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墨印地图实物，北京图书馆藏(www.xing528.com)
说起中国的行政区划，最古老的一种划分法是九州，最早可能来源于大禹治水。《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九州。大禹在建立夏朝之后，用九牧（九州之长）进贡上来的青铜铸成九尊大鼎，各鼎之上刻有各州的地理情况、贡赋定数，以及代表性风景、民俗传统等，成为天下九州统一的王权的象征。
九州包括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中原地区、淮海流域，以及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区。以春秋战国时的地理分布来看，越居扬州，楚居荆州，秦据雍州，齐有青州，秦、楚新开辟的陕南、川蜀为梁州，冀、兖、徐、豫是中原要地，分别为三晋、齐、鲁、郑、卫、宋等诸侯所有。实际上，九州说仅是先秦人的一种学说，并没有成为夏、商、周三代的行政区划制度。直到东汉末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才由郡县两级转变成州郡县三级。
针对大禹的九州划分法，战国时代的齐人邹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地理学说。邹衍是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代表，他认为战国时期儒家所谓的九州，仅仅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作赤县神州（又称神州）的大州，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大州，地球上还有八个，合起来叫作大九州。九个大州总计有八十一小州，其中每个小州为一个集合单位，有小海环绕；九个大州另有大海环绕，再往外是天地的边际。
中国最早的地图出现在上古时期的岩画之中，如云南岩画、新疆岩画、内蒙古岩画等，画中有山、道路、村庄等地理景观。关于地图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如宜侯矢簋中的交通图、散氏盘中的地界图等。另外，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图》篇是最早专门论述地图内容的专篇文献，文献中介绍了早期地图尤其是军事地图的主要内容。
《周礼》给出了中国最早的系统地图分类，主要有：天下之图、九州之图、土地之图、金锡玉石之地图、兆域之图、邦墓之图等。其中不少种类的地图在秦汉时都出现过。汉代则发展出了较为准确的地形图、军事地图和城市地图。
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制图理论是晋朝裴秀提出的。裴秀，西晋司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据《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主持了《禹贡地域图》（18篇）的编绘，提出了“制图六体”，也就是绘制地图应该具备和解决的六大要素，包括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也就是现在的比例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高下、方邪、迂直（这三要素用以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坡度缓急、山川走向的不同，制图时应改化为两地间水平面上的直线长度）。这六大要素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只有将它们加以综合运用，才能绘制出比较科学的地图。这是中国地图绘制的最系统的理论，也是西方近代测绘学传入以前中国传统测绘学唯一的理论体系，因此后人称裴秀为“中国地图学之父”。
《晋书·裴秀传》记录的“制图六体”理论
与“制图六体”同时出现的“计里画方”制图法同样出自裴秀。计里画方是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
唐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地图发展的高峰期。现在知道的较为详细的世界地图是唐代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该图注重外域，并遵循了裴秀所提的“制图六体”，还用红笔标注了古今地名。南宋期间刻制的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华夷图》可能也是以该图为底图编制的。两宋期间，中国的地图绘制水平达到了巅峰。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集、全国行政区划图、计里画方地图、世界地图、印刷地图、方志地图，以及现存最精确的碑刻城市地图、现存最大的石刻城市地图都绘制于北宋、南宋期间。其中，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地图《禹迹图》更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南宋《华夷图》，这是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的缩刻本
宋代释志磬撰写的《佛祖统纪》中的《汉西域诸国图》和《西土无印之图》，是现存最早的印度地图。前者是一幅交通地图，突出了自敦煌沿蒲昌海岸（今新疆罗布泊）通往中亚、西亚，直至西海（今地中海）的交通路线；后者则绘制了西域诸国、中亚、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地名。
汉西域诸国图
元代的《经世大典地理图》是现存唯一的蒙古绘法地图，它的绘制特点与中国传统绘法不同，可能受到过阿拉伯的影响。
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彩绘绢本《大明混一图》是现存最大的世界地图，图中所绘地理范围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绘有欧洲与非洲的地图。
明宣德年间的《郑和航海图》是中国史上少有，也是现存最完整的航海图，表现了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航海线路及沿途地理情况。该图属于针路图系统，注有针位、更数、航道深度和航行注意事项。此外，该图较为特殊的一点是，不同航段的方位多有变化，如从宝船厂到长江口这一段是上南下北，出了长江口则变成上北下南，过了孟加拉湾又变成上东下西了。
明代嘉靖年间《广舆图》舆地总图（局部）
明代嘉靖年间罗洪先所编的《广舆图》是受元代地图影响至深而又深刻影响西方的地图集，它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图方法，增加了元明以来的重要地图，并制定了二十四种图例符号，使得每幅地图的准确度和清晰度都提高了一大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内容丰富、编制严整、刻印精美的综合性地图集。该地图集由于其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国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如果说《广舆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那么清代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就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的世界地图集。该书主要辑录中外有关著作并以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为主。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于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传入，标志着西方的地图绘制理论与方法开始传入中国。
明天启三年（1623年），传教士阳玛诺和龙华民在北京制成一个彩漆描绘的木质地球仪，对于世界主要大陆、半岛和岛屿的绘制都达到较高水平，是现存最早的在中国制作的用中文注记的地球仪。
清朝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西方国家的测绘方法更先进、质量更高，因而责成钦天监等部门与以法国人为首的一批传教士运用西方近代测绘方法测量并编绘全国地图。
此次大规模测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708年7月4日），完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最终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形成了一幅全国总图——《皇舆全览图》。该图是清代中后期编制的全国地图的蓝本，也是当时中国相关部门与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合作绘制的亚洲和中国地图，在地图测绘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此后，雍正、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又多次组织地图测绘，并利用国内外新资料，对《皇舆全览图》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康乾期间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使中国登上了世界地图测绘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到光绪年间，清政府再次组织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形成了《大清会典舆图》，是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的专业技术人员独立运用新法测绘全国地图的成果。
《山海经》中记载的一首十身的何罗鱼，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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