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 年4 月，马克思一家和恩格斯一起离开巴黎返回了德国。他们归国的目的地选在了科隆，原因是科隆与德国其他地方相比，最为珍贵的是有新闻自由，他们早已做好规划，筹办一份大型民主派日报，宣传共产党在革命中的立场和观点，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和指导在德国各地的同盟盟员的活动。报纸定名为《新莱茵报》。
一个给报刊写稿子的作者操心的是自己的稿件能否发表，而办报纸的人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除了内容质量要保证，更重要的也是很多报纸中途夭折的唯一原因——经费。作为《新莱茵报》的负责人，马克思承担起筹措经费的艰巨任务，他东奔西走，也只是筹集到了一点点经费。编辑部的其他战友也四处求助筹钱，结果收效甚微。比如，恩格斯回到家乡去筹集办报的资金，结果以前交往的有钱人个个都跟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生怕恩格斯革命了他们；跟老爹借钱，结果老恩格斯直接开骂：老子宁可让你吃一千颗枪子，也不要给你出一千塔勒！盟员西凯尔在美因茨筹款，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写信给马克思说道：要是一个人在那里作为共产党出现，他一定会挨一顿石头，因为资产者把共产主义者当作主要敌人。在大家都筹不到钱的时候，出现了主动当“天使投资”的人——法国临时政府委员弗洛孔。办报这么缺钱，是不是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答应了？但是马克思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因为革命《新莱茵报》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不能“把革命变成摇钱树”。最终，马克思豁出了一切身价，把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拿出来作了办报的经费。本来马克思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相当可观，足够后面很多年一大家子过很富足的生活。除了办刊物的启动经费之外，后续报刊因为被当局制裁、打击陷入经营困难的时候，马克思又接着把继承的遗产拿出来顶上以维持《新莱茵报》的运转，最终据说一共耗费了他7000 塔勒之巨，马克思由此陷入了彻底的穷困潦倒，甚至一度流亡到伦敦的时候差点被活活饿死。这是后话。
《新莱茵报》原定于1848 年7 月1 日正式出版，但是考虑到普鲁士政局随时有可能出现变化，反动势力有可能发起对革命的反扑，新的书报检查令据传要在9 月颁布，编辑部决定克服一切困难提前出版，最终，《新莱茵报》在6 月1 日提前了整整一个月，正式出版了。编委会包括总编辑马克思和编辑毕尔格尔斯、德朗克、恩格斯、维尔特、沃尔弗等。在编委会的努力下，《新莱茵报》从创刊号起就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革命代言人的角色备受瞩目，成为马克思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
《新莱茵报》从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出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立场，发表的一篇篇重磅文章始终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在创刊号上，编委会就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宣言：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其实，我们能看出来，马克思和编委会的其他战友是以一种倒计时的心态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战斗着，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当时对革命有利的社会环境并不会持久，但是即便充分了解这样的结果，依然要抓住每一个可以斗争的白天和黑夜，去抗争、去发声、去做出改变，只有坚持斗争，没有别的退路。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
《新莱茵报》刚发行不久，因马克思在上面刊发了一篇文章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盲目迷信议会的心态，指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这篇文章吓坏了《新莱茵报》一半的股东，他们马上声明宣布退出；后面巴黎发生六月革命，《新莱茵报》坚决支持巴黎工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和精神，其余股东也吓得马上退出。这样马克思就不得不负担全部办报的经费开支，由此耗尽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导致后面生活举步维艰。由于《新莱茵报》的革命立场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普鲁士政府加大了对它的打击。1848 年9 月，反动派在科隆实行戒严，查封《新莱茵报》，下令逮捕《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沃尔弗、德朗克，逼迫他们不得不逃亡，同时对马克思不断施压，马克思面对迫害毫不畏惧，坚守这个堡垒。经过不间断的努力，《新莱茵报》在10 月12 日复刊，复刊号上公开声明“继续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复刊后的《新莱茵报》更受关注和欢迎了。
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是整个欧洲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在发生革命的国家里，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迅速发生了变化，反动势力开始重新集结起来。各国民主革命力量尤其是无产阶级遭受疯狂反扑，革命形势变得越发艰巨。在德国，三月革命后争取到的一点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再次受到严格的限制，城市四处开始戒严。科隆当地的法庭从7 月开始不断传唤《新莱茵报》的编辑，编辑部也被三天两头地搜查，马克思几乎成了法庭传讯的常客，当局费尽心思去搜找《新莱茵报》的“罪证”。
1848年11 月20日，科隆检察院控告马克思等人“煽动叛乱”，控告《新莱茵报》“侮辱政府”，科隆陪审法庭于1849 年2 月7 日、8 日接连开庭审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敌人的法庭为战场，以精彩的演讲代替辩护，以有理有据的分析传播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正如恩格斯回忆这段受审经历时所说的，马克思在法庭的演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马克思不卑不亢地说道：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不能再抬出这两条法律来反对我们。这些法律本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它们是联合议会随意捏造出来的。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拒绝纳税的决议，无论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在呼吁书中比国民议会跑得更远。这是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义务。最后，我再说一遍，只是戏剧的第一幕结束了。两个社会——中世纪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将以政治形式继续进行。只要议会重新召开，同样的冲突又将重新发生。……可是，不管新的国民议会选择什么样的新的道路，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审是当时科隆的大事件，众多关心他们的群众将法庭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两人在法庭上有力辩驳，让法官和陪审员理屈词穷，只好宣布他们无罪释放。全场群众听到这个决定一阵欢呼和鼓掌，祝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胜利。
《新莱茵报》的影响力随着两次受审进一步扩大，反动当局要用审判来压制《新莱茵报》革命火焰的计划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眼看着对此无计可施了，普鲁士内务大臣建议将马克思驱逐出科隆，莱茵省总督太欢迎这个提议了，但是他们畏惧马克思在科隆的影响力，担心签下驱逐令的自己声名扫地，于是他就索性再等等，等到天降契机再把马克思驱逐出科隆，再驱逐出普鲁士，最好驱逐出地球去。
这些人绞尽脑汁在创造契机，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已经在此前因被政府迫害而放弃了普鲁士国籍，这样他们就可以以马克思不是普鲁士公民为借口驱逐他了。1849 年春天，莱茵省各地爆发武装起义，恩格斯还参与其中，但很快各地的武装起义被反动势力剿灭，莱茵省总督艾希曼马上抓住这个时间发出来驱逐马克思的命令，恩格斯由于参加了爱北斐特的起义，也被下了逮捕令而不得不躲藏起来。警察局又开始逮捕《新莱茵报》其他的编辑，这样的情况下，《新莱茵报》没法继续维持了。1849 年5 月19 日，《新莱茵报》出了最后一期，全篇用红色的油墨印刷，发行了几千份。
马克思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信：“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伦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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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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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新莱茵报》终刊号
《新莱茵报》不到一年的时间共发行了301 期和一些号外，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份独立的日报而被永久载入史册。恩格斯对此评价道：“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是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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