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布鲁塞尔：马克思的旅程

马克思人生中第一次接到的驱逐令内容十分简短：限你24 小时内离开巴黎。这是法国内务部于1845 年1 月11 日发来的。

源头还得从一年前说起。1844 年初，巴黎出现了一份每周两期的德文刊物《前进报》。一开始这个刊物的政治特色还不怎么明显，从聘请了民主主义政论家贝尔奈斯担任主编之后，这个报纸开始大胆地发表一些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文章。刊物不仅激烈批评普鲁士的专制制度，还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敞开了怀抱。马克思、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卢格、巴枯宁等人相继加入，纷纷在上面撰文立说。马克思很看好《前进报》，不仅投稿，还从6 月开始参与指导报纸的编辑工作，让报纸的共产主义立场越发显现。

1844 年6 月，德国发生震动整个欧洲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在游行示威进入高潮阶段后，政府出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工人们立刻发动武装起义，与军队和反动政府浴血奋战。虽然起义被血腥镇压，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英勇斗争写在了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册上。马克思、恩格斯、海涅以及后来成为马克思一生挚友的威廉·沃尔夫都坚决写文、写诗支持工人，坚定地站在工人的一边。唯独卢格不这么做，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像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卢格这样的“魑魅魍魉”。卢格以“普鲁士人”这个阴阳怪气的笔名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竭力贬低工人起义，污蔑德国的无产阶级，讽刺他们目光短浅毫无大志，否认工人起义是因为遭受深重的剥削，变着法儿地给普鲁士专制制度做辩护。马克思马上予以反击，写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 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 一文》，彻底批判了卢格的反动观点。把卢格气得在信里大骂马克思是“不要脸的犹太人”。

《前进报》办得气势如虹，必然引发各方关注，这其中就有普鲁士政府暗中观察的目光。尤其在海涅连续发表讽刺普鲁士国王的诗歌作品之后，普鲁士政府坐不住了。怎么收拾这些“危险分子”呢？为此普鲁士方面可没少费脑筋。他们驾轻就熟的方案是宣布这些“危险分子”侮辱圣上、颠覆政权，在国内可以随时批捕。但是棘手的是现在这些“眼中钉”都不在普鲁士境内，这可怎么办？普鲁士于是开始施展外交手段，通过普鲁士驻巴黎的大使向巴黎政府下达查封《前进报》的要求。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交涉，巴黎方面同意制裁《前进报》，但是巴黎政府毕竟不归你普鲁士管，于是这个制裁也打了点折扣，以《前进报》未缴纳保证金为由，对其处以罚金，为了让普鲁士方满意又增加了一个罪名“教唆谋刺国王”，把主编押上了法庭。但是这种制裁并没有多大的震慑力，《前进报》马上宣布改为月刊出版——月刊不用缴纳保证金。普鲁士政府大为光火，继续加紧对巴黎施压。法国的大臣苏日安从一开始就知道当普鲁士的帮凶只会让自己颜面无存，但是迫于压力还是同意了，对《前进报》很多编辑和撰稿人下了驱逐令。里面唯一的例外是海涅，因为海涅实在太火了，火到整个欧洲都知道这个大诗人，法国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收到驱逐令后，《前进报》的大多数编辑和撰稿人都通过各种方式给自己开脱，想方设法留在巴黎。特别是卢格，积极奔走于德法两国机要部门之间，就差拿个大喇叭高喊“不要伤害我这个友军”了，果然，成效显著——卢格安全留在了巴黎。马克思脖子一梗，绝对不去请求政府的赦免。他不得不离开生活了15 个月、一直很喜欢的巴黎。

马克思决定去布鲁塞尔，先由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安顿好之后，随后燕妮带着孩子去布鲁塞尔会合。仓促的流亡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困难。家里的钱已经用光了，去布鲁塞尔的路费甚至都要去借，给女佣海伦·德穆特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了，去布鲁塞尔的居所还完全没有着落……太惨了，马克思还不得不告别自己在巴黎的友人，其中他尤为不舍的就是海涅，与海涅的分别让他十分难过。

1845 年2 月3 日，寒冷萧瑟的天气里，马克思抵达布鲁塞尔。

但是，马克思不能说到了布鲁塞尔，就能在此定居，要得到政府批准。马克思就向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一世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居留比利时。第二天，他被传到“社会治安机关”去，比利时方生怕马克思像批判普鲁士一样批判自己，要他提出不发表评论比利时政局的任何言论的书面保证。实际上，这个要求让马克思哭笑不得，因为他既不打算、也不可能过问这些事情。于是，马克思坦然地签署了这个保证，这样，才得到定居布鲁塞尔的批准书。(www.xing528.com)

得到批准就意味着可以安心居住了吗？显然我们高估了反动政府的人品。普鲁士政府不依不饶，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势必要让马克思成为一只“丧家之犬”；比利时当局对马克思还是不放心，即便马克思签了保证书，他们还是派警察一直盯梢马克思，随时防着马克思发表不利于自己的政治言论。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就在1845 年的12 月1 日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从此以后，马克思一生没有再加入普鲁士或者别国国籍，真正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人”。

除了一到布鲁塞尔就遭受政治责难，更难的挑战是生活。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风景秀丽，工业化程度很高但社会生活一团平静，与风云激荡的巴黎相比像个世外桃源。靠着燕妮匆忙典当了银制的刀叉餐具才勉强凑出来路费的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心情去感受这种平静的美景。他在思想领域纵横驰骋，而在生活领域却是个一窍不通的“孩子”，手捏着燕妮罗列的详细的注意事项单子，比如，打听一下带家具的房间和不带家具的房间租金分别是多少钱、要注意房间有没有壁橱、还要考虑你那么多书怎么摆放……生活白痴如马克思，一筹莫展。囊中空空的他找不到租得起的房子，只能去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一筹莫展之际，被迫辞退的女佣德穆特（马克思家人和友人都称她为琳蘅）如天降神兵一样来到了马克思身边。原来她离开巴黎后没有回德国，而是带着行李箱径直来到了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取得联系。往后的岁月必将还有很多艰辛，但琳蘅决心与马克思一家过流亡的生活。琳蘅很快就把住所安顿好了，找到了一个破旧的临时住所，条件比小旅馆要好一些，让马克思感激不已。燕妮在这段时间也吃了很多苦，一个曾经的贵族小姐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匆忙联络将家里能典当、能出卖的家居、用品出手，她的嫁妆也卖得不剩什么了。很快，燕妮带着不到一岁的小燕妮也到了，虽然穷困潦倒甚至到了吃不起饭的边缘，但好在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他们的坚强和乐观让人动容。5 月初，马克思一家租到了位于同盟路5 号的房子，可是第二期房租已经拿不出来了，吃饭都要靠赊账才能勉强解决。正在这时，恩格斯的援助和温暖的信一并到来，极大地缓解了马克思的困顿。

原来，恩格斯得知马克思被巴黎政府驱逐之后，就马上在德国家乡找到社会主义者的一些团体进行募捐，动员大家一起支援马克思。

恩格斯在信里写得详细又温暖：

“我一听到你被驱逐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里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这里的募款还没有结束，被画家克特根耽误了，因此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全部应收的款子。但我想，过不几天就能全部收齐，然后把汇票给你寄到布鲁塞尔去。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

恩格斯信里说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就是后来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收到稿费后，他一分不剩全寄给了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