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恩格斯前的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在德国伍珀塔尔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宗教家庭，家里世代经商，且信奉虔诚主义（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自幼聪慧的他追求自由和进步，与自己保守的家庭格格不入。老恩格斯送他去爱北斐特中学接受最好的教育，却在他临近毕业的时候强制休学让他回家学习经商业务，作为一个“中学肄业生”，恩格斯没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学。老恩格斯一开始安排他在自己家的商行里实习，无奈地发现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还是没有接受现实。恩格斯对那些生意经不感冒，空闲时间要么就自学历史、哲学和各种外语，要么就跑出去参观工厂、作坊，观察社会生活。与在学校的学习不同，这里的生活体验是生动的，他亲眼所见信奉虔诚主义的工厂主做起事来贪婪得倒是一点都不含糊，这让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悄悄发展起来。老恩格斯不甘心自己的大儿子就这么应付商行的实习，想着可能是自己的商行太小了吧，满足不了他，那就给他找个大商行实习吧。于是老恩格斯联系了在不来梅的朋友亨利希·洛依波德，送恩格斯去这个大商行实习。

实习的经历让恩格斯从直观上体验到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冲突，虔诚主义为工厂主所犯下的罪行做辩护，宣扬富贵和贫贱都是注定的。劳动人民“为谁辛苦为谁忙？”从小耳濡目染的宗教教义并不能给他答案。在接触到青年德意志运动的作品之后，宗教信仰与现实的冲突促使他急于通过擅长的文学创作来发泄。恩格斯于1839 年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伍珀塔尔的来信》，像一把抛向剥削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的匕首，刺痛了伍珀塔尔的统治者。青年德意志运动在恩格斯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恩格斯思想逐渐成熟，他越发体会到，青年德意志派所表现出的悲观厌世的情绪和玩弄华丽辞藻的矫情做派让人无法忍受。恩格斯认识到，他和他们终归不是一路人。

现实与宗教教义的冲突，加上青年德意志的影响，让恩格斯对虔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急于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但是这一转变的过程太痛苦了。痛苦的转变过程需要一味催化剂，所幸恩格斯遇到了，这味催化剂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写作的《耶稣传》。施特劳斯通过具体分析《圣经》里的故事，得出结论：关于耶稣的神奇故事并不是真的，而只是一些神话传说，是不同的作者创作的片段组合起来的。读了此书，恩格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第一次意识到可以用理性来分析《圣经》。一分析起来，就发现自己熟知的经典教义矛盾重重。借助于这本《耶稣传》，恩格斯摆脱了纠缠在心里十几年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疑惑，从而能够大声宣布：永别了，宗教信仰！至此，恩格斯实现了和自己家庭的“双重背叛”：既背叛资产阶级出身，站在无产阶级的一方，又背叛了宗教信仰。(www.xing528.com)

1841 年9 月，21 岁的恩格斯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征兵工作开始了。为了摆脱父亲的管束，也为了有机会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联系，恩格斯兴冲冲地报名去柏林服兵役了，成为一名炮兵下士。一年的军事训练让恩格斯受益匪浅，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柏林大学的求学经历。柏林大学是德国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活动场所。这一时期，随着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悄悄拉开序幕。谢林何许人也？他年少成名，23 岁就当上了教授，创建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体系。但是随着年龄渐长，谢林越发保守，蜕变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因为他盛名累累、立场保守，完美地契合普鲁士当局的口味，自然就成为当局打压青年黑格尔派的最佳人选。谢林在柏林大学第六讲堂开课，座无虚席的会场里是来自欧洲各国的听众，大家都想亲眼看看“哲学大佬”谢林怎么批驳黑格尔。后排坐着一个穿着军装、精神抖擞的义务兵，他就是恩格斯。谢林不仅攻击黑格尔没有哲学体系，还声嘶力竭地宣扬他那神秘的天启哲学，用“君权神授”的老梗为国王做辩护。年轻的恩格斯加入了公开向谢林宣战的战斗中，从1841 年底到1842 年初几个月的时间里，恩格斯连续写了三篇批判谢林的小册子《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他用巧妙的语言讽刺和揭露了谢林主义的反动本质——在政治和宗教上争夺对德国的统治权，打压革命和进步因素。这三篇论著像三发射向谢林的子弹，让谢林万万没想到打得自己狼狈不堪的对手竟是自己的一个听众。卢格激动地写信热情赞扬恩格斯“把柏林所有的老蠢材都抛在后面了”，称呼他为“博士”。卢格、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和谢林一样，压根就不会想到写出如此文章的人竟然是个中学都没毕业的年轻炮兵。

恩格斯在柏林大学做着快乐的旁听生，时不时跟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人聚会，尤其是跟“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聚会。聚会时不在场的马克思名字出现频率太高，高到恩格斯恨不得马上带着酒去拜访马克思，却遗憾地得知马克思已经从柏林大学毕业，返回他的家乡特里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