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德法年鉴》衰落前景未明

创办一个以彻底改造社会为目标的刊物，是马克思来到巴黎的主要目的。《德法年鉴》从马克思决定来巴黎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而开始促成这个事情的是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他就是后来和马克思一起创办《德法年鉴》的合作伙伴。

卢格比马克思大16 岁，是个青年黑格尔派，他和泰奥多尔在求学期间主办的《哈雷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官方刊物。卢格年轻时候参加过不少社会运动，还坐过六年牢，这些并不足以让卢格消沉，随后他求职哈雷大学成功，成为一名讲师，并娶了一个十分有钱的妻子，生活一下子富裕起来，与学生时代相比，卢格对普鲁士制度的批判性显著减弱。从以后他和马克思决裂以及同时期其他人对卢格的评价，我们可以说，卢格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有教养、肯吃苦，并且十分具有办刊物的才能。

卢格主编的另一个刊物《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即《德国年鉴》），很快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刊物。但是，在1843 年春天，《德国年鉴》被反动政府查封，此时正好马克思被迫退出了《莱茵报》。卢格知道后马上邀请马克思和自己一起到国外出版一个刊物。马克思办婚礼前赶去德累斯顿与卢格会面商量办一个新刊物的筹备事项。最初，卢格是主张在国外重办《德国年鉴》，但马克思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认为团结起进步力量需要一个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刊物，而不是像《德国年鉴》那样只搞抽象的批判，于是提议新刊物叫《德法年鉴》，将德国的哲学精神与法国的斗争精神结合起来。卢格接受了这个提议，刊物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了。

卢格承诺出资6000 塔勒，弗吕贝尔（另一个合作伙伴）出资3000 塔勒，出资的卢格聘任马克思为副主编，年薪500 塔勒。出版地点最初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犹豫，这三个城市都有较多的出版自由，但经过初步了解之后，最终选定了巴黎这个最合适的地方。办刊的资金、地点和分工都商量好了，《德法年鉴》的筹办工作开展得越发顺利起来。马克思多方联系一些著名作家，邀约他们为新创办的《德法年鉴》撰稿。其中，马克思寄予厚望的是费尔巴哈，致信希望他写一篇文章批判当时的反动哲学大山头谢林，但费尔巴哈却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了解恩格斯生平的人会知道，这个中学肄业的炮兵下士在柏林大学旁听的时候写就了批判谢林最有力的三篇檄文。马克思初到巴黎的三个月，几乎每天都在约稿，卢格生病了，编辑的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了马克思一个人做。由于马克思积极筹备、四处张罗，到1843 年底，《德法年鉴》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期待《德法年鉴》的问世，可以说未出版先火起来了，德国、法国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家都开始支持这个刊物，远在英国的恩格斯也心生向往，准备投稿。

1844 年2 月，《德法年鉴》出版，这是一个包含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卢格、费尔巴哈、海涅、赫斯、海尔维格等德国民主主义者们都发表了文章，恩格斯也有两篇论文收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 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是这一期的主要撰稿人和总设计，除了《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两篇重磅论文之外，《德法年鉴》创刊号的开头先刊发了8 封信。其中有马克思致卢格的3 封，卢格致马克思的2 封，卢格致巴枯宁的1 封，巴枯宁致卢格的1 封以及卢格致费尔巴哈的1 封。在这个刊物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首次同框，为以后两人的相遇相知埋下了伏笔。

《德法年鉴》当时有多火呢？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当时看了《德法年鉴》的读者纷纷向自己的好友、亲人推荐。比如，后来成为马克思挚友的丹尼尔逊评价马克思的两篇论文是“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德国无产阶级诗人、也是马克思好友的维尔特给弟弟写信说：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找来《德法年鉴》头两期读一读，那里面一些文章要比之前停刊的《哈雷年鉴》“所刊载的最好的东西强千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读了马克思的文章后有醍醐灌顶之感，给“俄国社会主义之父”赫尔岑通信说，自己找到了真理，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当时在巴黎的俄国人几乎人手一份《德法年鉴》，莱比锡、维也纳和柏林也有大批人四处打听怎么可以订到《德法年鉴》。甚至大半年过后，德国还有很多人惦念能不能找到《德法年鉴》创刊号。反动媒体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横空出世的刊物，对其革命倾向大加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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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年鉴》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影响力冉冉升起的新刊物却是“出道即巅峰”，创刊号是最早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停刊的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的分歧无法调和。

我们知道，年轻时候的马克思是青年黑格尔派一分子，他强调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思维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以普罗米修斯自喻，希望能以批判的哲学实现人的启蒙而不惜与反对势力斗争。1842 年2 月，马克思第一次寄信给当时的《德国年鉴》编辑卢格，卢格就注意到了这个富有才情的青年人。1842 年10 月，马克思被任命为《莱茵报》的总编，而《莱茵报》在随后的几个月也因其激进的观点和极具“反动性”的思想蜚声全国。之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出现分裂。其间，卢格非常钦佩马克思，并希望和马克思合作。合办《德法年鉴》，既是两人曾经友情的见证，也是两人根本原则分歧无法调和的呈现。(www.xing528.com)

初到巴黎的马克思迫切希望熟悉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新世界，想要认识它的进步，也想认识它的矛盾，更想充分了解在这个新世界的贫困中所孕育的美好未来的萌芽。虽然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英法两国刚刚有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轮廓，但毫无疑问，整个欧洲即将进入这个时代，已经掀开了历史的帷幕。年轻的马克思研究这一世界历史进程，运用取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它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认识以及自己的哲学见解，拿到实践中去检验。马克思创办《德法年鉴》时就是这样做的，从创刊之初马克思就立志“要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向被压迫的人们说明他们为了什么而斗争。但是，“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却让卢格慌了。

从《德法年鉴》上刊发的马克思给卢格的三封信我们不难发现，两个人的分歧已经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如鸿沟般存在于两人之间。在去巴黎之前，马克思曾经去荷兰短暂旅行过一段时间，与在荷兰的见闻对比之下，马克思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祖国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有多黑暗，他迫不及待地给卢格写信阐述自己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和以后办报有关的内容。马克思写道：

“目前我正在荷兰旅行。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我向您保证，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民族耻辱，即使在荷兰也是如此。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请听听外国人对普鲁士政府的评论吧！在这方面意见是惊人的一致，再也没有人会被普鲁士制度及其明显的本质迷惑了。可见新学派还是有点用处的。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满载愚人的船只（指德国）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在向着命运驶去，这正是因为愚人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

动身去巴黎之前，马克思再次给卢格写信，昂扬的斗志溢出纸张，他已经做好用笔这把枪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发起挑战的准备了。在构思报纸的中心主旨时，他告诉卢格：

“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此时已经十分明确，新创办的报纸一定要与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而不是天天坐而论道，只搞一些玄而又玄的所谓批判。

反观卢格，他坚持认为在德国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只能进行理论批判。马克思坚决驳斥把理论和实践、哲学和革命割裂开来的思想。马克思意识到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仅仅推翻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够的，只能是革命的一个环节，只有让最底层的受剥削者、被压迫者实现自身的解放也就是比政治解放更为彻底的人类解放，才是革命的真正目标。卢格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在他看来群众只是“意识低下的无产者”，是没有领导革命的能力的。所以卢格一生都只致力于民主主义，而与最后转向无产阶级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分道扬镳。正如马克思的学生梅林所总结的：在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马克思像一艘劲艇，乘风破浪，终于驶到开阔的海域；而卢格则像一块核桃壳，畏畏缩缩地极想退却到岸边的浅滩。

除了原则的根本分歧，导致马克思和卢格分道扬镳，进而导致《德法年鉴》出版工作出现困难，更重要的原因是资金周转困难。《德法年鉴》一出版就受到了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的热切关注，但对一个报刊来说，读者量越大才越可能存活下来，显然只在巴黎发行是不够的。马克思他们想方设法想把报刊运到德国去，却遭遇到了普鲁士政府的激烈打击，反动政府发布全国性的命令说《德法年鉴》阴谋叛国，侮辱圣意，只要该报的编辑进入普鲁士立即逮捕。就这样，马克思、卢格等主编都上了普鲁士政府的通缉名单。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成为被通缉人士。《德法年鉴》运往德国的途中大多都在入境时候被拦截下来，2000 多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越过了边境，另外的三分之二都落入普鲁士警察手里。这对编辑部是个巨大的打击，也进一步加剧了卢格和马克思的矛盾。前面我们说过，卢格是个有钱人，但是有钱人不等于大方的人，他在承诺支付给马克思作为主编的工资上斤斤计较，甚至提出来以《德法年鉴》刊物抵偿马克思的工资。思想上的分歧和实际运营的龃龉，最终导致备受期待的《德法年鉴》刚一问世就夭折了，第一期第二期的合刊也成了最后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