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的启蒙者：马克思与两位父亲

马克思人生路上的启蒙者有两个爸爸：一个是亲爸爸，一个是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男爵。

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里尔城的枢密顾问，与老马克思是好友，经常往来。同时，男爵的小儿子埃德加尔跟马克思是中学同班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马克思经常到埃德加尔家玩，不仅结识了其姐姐燕妮（当然他们之间的故事是后话），也凭着才气得到了男爵的喜爱。很快，马克思与男爵成了忘年交。

男爵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上造诣很深。他经常在领着马克思散步过程中给马克思开讲座，进行文学训练，读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诗篇，没事就整章整章地背诵，用德文和英语。这给马克思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底子。

男爵不仅领着马克思搞文学，也让他见识了当时进步的政治思想。如老马克思一样，他亦见证了拿破仑驰骋欧陆，经历了大革命的风起云涌，内心向往法国的那种自由主义。但这种思想与当时特里尔的政治环境和他的身份是不匹配的。不过，这都没关系，马克思成为他的忠实小听众。他向马克思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思想和著作。对于男爵所讲的，马克思特别有兴趣，使得男爵内心甚为欣慰，更加喜爱这个小伙子了。

为了表达对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尊敬，1841 年马克思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他，称他为“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亲爸爸领着读伏尔泰和拉辛，还是岳父大人领着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使马克思在文学上练就了很好的“童子功”。少年这段时光对于马克思日后的成长是一座宝库。马克思一生都保持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年少时培养一个爱好可以用来抵御人生中的狂风暴雨。日后，文学对于马克思而言，不仅是立命的武器，也是安身的良药。

19 世纪60 年代创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度日艰难，尤其当他再度失业——丢掉了《纽约论坛报》的工作，妻子燕妮又患上天花险些丧命时，生活似乎没有了亮光。(www.xing528.com)

怎么度过这段难熬的岁月呢？阅读！“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马克思反复读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读阿庇安希腊文原版的罗马内战史书……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成为引领马克思穿过人生幽暗岁月的那束光。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生曾如此形容人文经典的魅力：“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戏剧，从但丁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史记》到《红楼梦》，所有经过历史筛选下来的经典，都是伟大作者在生命深处潜心创作的结果，因为是在生命深处产生，所以时间无法蒸发掉其血肉的蒸气，所以真的经典永远具有活力，永远开掘不尽。”

少年时代的马克思，除了两位父亲，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启蒙者，就是他的中学老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学校长约翰·胡果·维登巴赫。

从12 岁到17 岁，青少年的5 年宝贵光阴，马克思是在特里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度过的。跟整个特里尔笼罩在启蒙思想之下一样，这个学校虽然原来是耶稣会学校，但却盛行着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校长约翰·胡果·维登巴赫。

维登巴赫是一个坚定的康德信徒，秉持着理性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来治校。他亲自教过马克思历史课，讲授罗马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在校长治理下，学校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虽然当时特里尔回到德国怀抱后，政府开始清理法国思想的残余，但一开始，这还是相对安全的。不过随着黑格尔去世后，情况改变了。

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人生的巅峰时刻——柏林大学期间时，他的哲学被抬到了普鲁士官方哲学的地位。虽然没有明确为官方指导思想，但是人们都称之为普鲁士官方哲学。黑格尔去世之后，其哲学不再流行了，因为普鲁士官方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他们的统治无益。黑格尔的思想里虽然有官方所需要的保守的东西，但还有自由化的成分，反宗教的成分，容易得出革命的结论。代替黑格尔哲学的是谢林的后期哲学。谢林成为柏林大学的新任校长，其哲学思想就成了对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武器。没错，这个谢林就是遭到恩格斯无情炮轰的谢林。谢林后期的哲学思想主要鼓吹宗教哲学，鼓吹神秘主义，更符合当时官方的需要。情况变化后，再讲黑格尔就变得充满了政治危险。

当时在特里尔，一些黑格尔思想的追随者强调“变化”，这引发了普鲁士当局的害怕。为何当局会害怕“变化”？因为“变化”可以解读为“政治变化”。这种激进主义自然会激怒当局。这股思潮进入了校园，可作为校长的维登巴赫没有旗帜鲜明地“亮剑”，甚至还聘请了进步人士，允许学生读禁书，写政治文章。对于当局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1834 年1 月25 日，特里尔发生“文学俱乐部”事件，一些自由主义者上街游行示威，高唱着《马赛曲》《巴黎人》等革命歌曲，向作为革命象征的法国三色旗致敬，宣扬理性和自由，其中不乏威廉中学的教师与学生。这彻底惹怒了政府当局，他们认为校长维登巴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要免去其校长职务，同时还派了一个可靠的保守派人士共同担任校长。

“文学俱乐部”事件也波及老马克思，他被不问理由地审查了。两个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启蒙者，都因该事件遭受了政府的打压。试想，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马克思，内心会产生多大的波澜？时代问题已经给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提了出来。只是那时的他还未真正踏上社会，尚不知如何解答，但这一天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