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审判：极简希腊史的转折

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看得比老师重要，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克里提亚斯也不独尊老师，他把政权看得更重要。所以，身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却禁止苏格拉底公开演说，并强令老师拥护他的寡头政治。年近古稀的老哲学家自然不会向强权妥协。当克里提亚斯命苏格拉底和其他4人去萨米拉岛逮捕民主人士莱昂时，其他4人都听命前往，唯有苏格拉底拒绝，他认为莱昂是清白无罪的。三十僭主很快被推翻了，苏格拉底没有因此事获罪。但恰恰是推翻三十僭主的民主派对苏格拉底判处了死刑。

对苏格拉底提起诉讼的民主派领袖安尼托其实并非坏人。他曾在色拉西布洛斯的领导下英勇打击残暴的寡头派，却也挽救了被捕的寡头派人物，促成色拉西布洛斯的大赦，并把三十僭主强取豪夺的财产归还民众。但他唯独对不能给雅典带来任何危害的苏格拉底耿耿于怀，其中原因要从早年往事说起。安尼托曾被流放国外，这期间，他的儿子留在雅典跟随苏格拉底。当安尼托回到雅典时，发现他的儿子已经堕落成了酒鬼。这件事安尼托一直怀恨在心，也不可避免地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腐化青年的蠹虫。

而在苏格拉底看来，让雅典为之骄傲的民主和自由正逐步堕落。随着扩张侵略与反侵略战争，雅典不仅失去了物质的繁荣，也丢弃了精神的高贵。真正的智者永远能够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苏格拉底看到雅典的民主制度江河日下，为之忧心忡忡。他希望雅典能及时遏制自己的堕落，把文明传播到每个雅典人心中，让城邦走上复兴之路。

曾经为国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现在这位老师又点燃自己思想的红烛，希望能光耀雅典。苏格拉底每天游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和集市上的人们讨论政府权力的弊端，教人们用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权威，甚至包括雅典崇拜的神明。如果民众都能够开启心智，认清现实，追求真理，那么雅典的振兴将指日可待。

但是能大赦政敌的民主派政权，并不能宽容一个正义而有远见的启蒙者。他们惧怕公民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从而动摇当下的统治。于是，借着“不敬神明”和“毒害青年”的罪名，包括安尼托在内的当权者将苏格拉底送上法庭。

安尼托对苏格拉底最初的不满也加深了对他其他方面的仇视。安尼托认为，尽管苏格拉底曾经指责克里提亚斯的统治，但毕竟是残暴者的老师；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叛徒亚西比德也与苏格拉底交往过密；而他的好朋友曾是克里提亚斯的部下，刚刚死在民主派的刀下。这些间接的合理或不合理因素在安尼托心中缠绕，他觉得对苏格拉底的处罚要么就是流放，要么就是处死。

公元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开始了。审判在一所普通法院中进行，近500名公民参加决议，大多数人都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了解苏格拉底其人其事，听到对他的诉讼就判断他是雅典的祸害。

在申辩时，苏格拉底宣称自己一直在履行传播善与美的神圣使命，“无论你们做何处置，我将永远不会改变我的作风，甚至必须万死我也在所不惜”。当法官想打断他的话时，他更加坚定地说下去：

“我想让你们知道，假如你们杀掉我这样的人，你们将伤害自己比伤害我更严重……因为杀死我，你们将很难找到另一个像我这样——容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上帝派遣到我们国家的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高贵的马，由于它体积大、行动迟缓，需要给予刺激才能让它提起精神来。”(www.xing528.com)

公民大会第一次投票表决时，赞成判处死刑的人只比反对者多60票。这意味着，倘若苏格拉底的申辩能缓和柔软一些，他很可能会扭转局面被宣判无罪。他也有权提议用罚款代替死刑，但他起初并没有让步。直到在弟子柏拉图和朋友的努力担保下，他才愿意出30米纳，约为3000美元。但是，苏格拉的强硬态度没有得到普通百姓的理解，第二次投票，希望判处他死刑的又多了80人。

死刑已判定，但苏格拉底仍然有机会越狱逃脱，他的弟子们准备买通法官，甚至安尼托也希望能折中处理此案。但苏格拉底坚持原则，绝不因怕死而逃避。在死前一个月内，每天都有学生去狱中探望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视死如归，依然平静地和学生们交流思想、开展辩论。

一个月后，苏格拉底饮下毒酒，献祭于一个衰朽了信仰的时代。

雅典的躯体与灵魂如今都已衰竭。一个国家的穷困潦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灵魂上的创伤再难医治。幸好，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雅典人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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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诸君思我狂”

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预言所讲，雅典人不久之后就后悔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但为时已晚，他们放逐安尼托，处死另一位起诉者米勒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雅典人还曾塑造了苏格拉底的铜像。

苏格拉底的确像一只牛虻，让雅典这匹沉沦老朽的马重新打起精神。雅典文化经过一番阵痛后，再次走向成熟，文学、哲学和艺术等方面以惊人的活力走出绝望，重新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