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交易中，经济主体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会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及偏好，采取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就有选择诚信缺失行为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7年版）。”因此，要降低失信行为发生的频度与密度，成本收益的角度，是分析经济主体选择诚信缺失策略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事实上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有一些交易费用，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规则的费用等。另外，这些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符合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否则还需要支付一定的心理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对从某一交易活动获得收益的期望会有所不同，在主观上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客观上的个人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也都存在差异，各自从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在对经济主体的诚信缺失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利用其采取失信策略的净效用作为判断依据才具有可比性。效用人的基本行为准则是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要付出的预期成本，这是决定其是否采取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采取行动的边界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时实现了净收益的最大化。法律、规章和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偏好，来改变个人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函数。其中，意识形态的约束，还可能对人的行为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利益驱动是影响经济主体诚信或失信行为选择的主要原因所在。在交易过程的不同时点选择诚信缺失有不同的收益成本，进而说明了不管市场经济主体选择追求短期利益的一锤子买卖还是注重声誉积累的长期交易，其行为选择的基本条件都是收益大于成本。诚信或失信行为带来的收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处罚以及信誉重构成本都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应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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