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邀请相关学者在对影响农村经济主体诚信行为选择的因素进行反复探讨之后，确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1．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使得失信行为不容易被觉察和监督，另一方面不能得到迅速有力的惩罚。如果交易双方的交易次数较少，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就会有采取诚信缺失策略的积极性。因为失信行为可以得到私人收益却不必承担私人成本，具有负外部性，这就使失信行为具有过度供给的趋势。

2．利益驱动：理性的经济人在做出诚信或是不诚信的策略选择之前，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以保证效用最大化。考虑行为选择的收益或成本既包括实物方面也包括虚物方面。实物方面主要是指物质利益，而虚物方面主要是指守信行为带来的荣誉、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带来的满足感或失信行为导致的愧疚感等心理收益或成本。

3．信用机构建设：完善的信用机构建设，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现象。讲求诚信可以带来较高的净收益增加值，而失信造成的净收益减少值也很大。如果信用机构的建设不够健全则会有相反的结果，即诚信的净收益增加值不是很大，失信的净收益减少值也不是很大，造成经济行为人缺乏诚信的积极性。信用中介机构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督范围内，对商业化活动中客户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提供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规范管理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合理的失信约束惩罚机制。目前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信用产品的需求有限，又进一步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深，不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4．产权制度：“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制度决定了诚信的收益权，其主要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如果诚信的收益权归他人所有，就没有人会为了别人的未来收益而牺牲自己的当期利益。产权残缺使行为人短期行为严重，不看重未来收益的获取。

5．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和诚信体系相辅相成，法律是诚信体系的有效补充和保障，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可以通过对失信者的惩罚提高其诚信缺失成本。但是如果没有诚信体系，法律的监督和执行成本高昂。在一个毫无诚信可言的国度，法律也是一纸空文，对市场秩序的混乱更是无能为力。

6．国家悖论：一方面，政府要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形成有效率的组织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从而维持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又要获得集团自身的最大利益，即福利、租金、税收等的最大化，这就必然要使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服从于统治集团的利益，规则的设置就要留下缺口，或者要分别对不同利益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由此又会形成或维护低效率的产权制度。

7．市场监管制度：市场监管制度主要是通过对农村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监督，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控制。如果不能从最初就控制质量不达标的农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诚信缺失行为，不能对毁约行为进行规制，既助长了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又增加了监督成本。

8．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影响农村经济主体诚信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如农业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实物专用性资产和人力专用性资产，这就使得涉农企业有机会对农户“敲竹杠”；同理，如果涉农企业进行了专用性资产的投资，那么农户毁约也会导致涉农企业的经济损失。(www.xing528.com)

9．交易频度：如果交易频度较高，为了防止在今后的交易中不会受到惩罚而利益受损，人们就会有守信的积极性，如果是一次性交易，行为人就不会做出诚信的选择。

10．不确定性：政府政策的制定如果没有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认定过程，不是由正常的程序得出，必然会在操作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导致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基层行政不规范，也会影响微观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难免的，而由于行政不规范带来的不确定性却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主体预期的难度，从而容易做出短期行为的选择。

11．集体主义困境：利用“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微观经济主体把诚信建设的成本都转嫁给了社会，使得社会维持诚信体系的负担过重，权衡成本与收益，维持诚信的积极性下降。

12．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实行地方保护，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收益，长期来讲并不利于该地方的经济发展。

13．政府行政水平：由于各种原因，政府行政效率水平和行政方式的合理化程度有待提高。如果政府行政不规范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微观主体对政府信任度下降，贯彻国家政策的阻力将会增大。

14．干部激励机制：乡镇干部由上级任命，基层干部要听命上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使农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度；反之，会形成不良预期。

15．经济转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较差，从而影响了人们的预期，进而影响了诚信行为的选择。

16．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对行为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不能对经济主体选择诚信缺失行为时提供较大的负面效用影响，那么就会导致失信行为成本降低，收益相对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