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诚信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应用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诚信”思想在华夏礼仪之邦有着深远的渊源。我国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曾经对“诚信”问题做出过精辟而深刻的论述，直至今天，对我们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依然有着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我国历史上的诚信思想回顾

“诚信”得到先秦儒家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广泛深入的阐述。在孔子所阐述的四教（文、行、忠、信）和五德（恭、宽、信、敏、惠）中，都包含了“信”这一要素。孔子所讨论的“信”，含义主要包括“诚实无欺”和“相信、信任”两个方面，“诚”的意义已然包括在“信”的范围内，“信”的意义等同于诚信。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在“信”的基础上发展了“诚”。孟子用“信”专指“相信、信任”，“诚实无欺”则全部用“诚”来代替。孟子十分推崇“至诚”，认为“诚”是天的法则，追求“诚”是做人的原则。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还把诚信理念直接引入市场交易活动，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同样，荀子也非常重视信，他指出：“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背）信而天下乱。”他把“信之立否”，不仅当作道德修养高低的标准，还看作君主治国之要略。此外，法家、墨家的思想家们也同样重视“诚”“信”。如管子“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出言必信，则令不穷”“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韩非子把信列入与“法”“权”相并的治国之政，指出“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章海山与张建如，1999）。墨子也把“信”作为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他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充分肯定了“信”的道德价值。

在西汉大儒董仲舒所归纳确立的“三纲五常”中，“信”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一。在这里，信的基本含义是“然诺”，即承诺与践诺的统一，“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袁华音，1988）。“诚信”也由此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

西汉以后，“诚信”理念在封建社会各历史时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宋明时期，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其所倡导的包括“诚信”理念在内的是非判断标准自然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到明清两代，商人在其经商过程中无不标榜“诚信”，讲究货真价实、礼义经营。当时我国势力最强大的两股商业力量是晋商和徽商，他们在总结自己的经营之道时，不约而同都把“诚信”作为了经商成功的要诀。梁启超曾经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至于徽商，其经营活动更是深受儒家“诚信”思想的影响，有“以儒道经商”之说，即一些读书人弃学从商，把儒家的道德规范与商业的经营原则结合起来，以达到人格的完善。据《许文穆公集卷》记载，徽商代表吴南坡自称：“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

这并不是说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商人都能诚信经营，也有的商人以一些欺诈伎俩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有“无商不奸”之说。但这并非主流，只限于一些小商贾，而且这种诚信缺失行为也注定他们成不了巨商大贾。能够载入中国史册的成功商人，都拥有诚信经营的道德约束，把“义”与“利”很好地融合统一在一起，体现了我国传统诚信思想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二）中国古代社会诚信理念的基本内涵

经儒家先哲的阐释和社会文化的长期积淀与传承，“诚信”理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的基本内涵逐渐得以明确和拓展，它大致可以表述为如下几点：

1．诚信是社会经济个体立身处世的自我约束理念

2．诚信是社会经济个体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

孔子把“言忠信”置于人际交往的第一位，认为人而无信，就不能做人，更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论语·学而》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当子路问孔子本人的人生志向时，孔子的回答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更是把“朋友有信”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了。(www.xing528.com)

3．“诚信”是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的基本准则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以“诚信”理念处理事务，即使没有法律，人民也能使国家意志畅行无阻。当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时，孔子的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对于这一点，朱熹也持相同意见，他论述到：“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荀子认为，“信”是君主建立“王霸”政治的关键：“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名主之所以谨择也（《荀子·不苟》）。”

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诚与信是相通或相近的，其细微的差别在于：“诚”强调的是主体的自我修养，是主观的；而信则是“诚”的外化，倾向于外在的行为，是客观的，通过主体的实践，借助于客体的反馈而体现出的一种内外统一的道德品格。诚为信的基础，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诚信”内涵的三项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理念调节体系，分别从微观主体、运行规则和宏观调控的角度加以构建，并对后来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诚信”作为一个统一的道德规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欺诈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殒，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除。”

（三）中国古代社会的诚信制度建设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经济领域中的诚信制度约束主要体现为契约和行会制度。在交易中必须立契，赋予契约维持和保证诚信的重要作用。契约制度被纳入经济管理和法制范畴，以维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正常秩序。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一直没有得到太大的重视。在这种统治思想背景下，导致了民间商业行会承担起了部分市场管理的职责。

1．契约制度

我国封建时期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中已经通过建立契约制度，减少违约，防止纠纷诉讼。如《周礼》中有“恐民失信，有所违负，故为券书结之，使有信也。民之狱讼本由无信，既结信则无讼，故云止讼也。”及至汉代，信用与契约关系被以“信”与“约”的概念所表达，“信可使守约，做事可法”（郑强，2000），表明了诚信对契约关系的维护作用。唐代以后，人们对诚信的认识日趋深刻，具体规定日趋完善。唐律和大清例律中都对交易中的诚信原则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以约束失信行为，维护公平交易。如唐律中规定如果行商者有以次充好，短斤缺两等欺诈行为，将处以刑罚。

2．行会制度

在交易过程中，必然有一些商人为谋取私利，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段不诚信经营。这些不法商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导致其他商人整体利益的损失。为了解决贸易纠纷，各个行会通过制定行规，规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对商务贸易纠纷进行仲裁，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一般来说，同业商人之间发生纠纷，先在行会内部仲裁解决，调解无效才送交政府解决，这显然节约了商人诉讼法律的诉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