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缺失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及乡村振兴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西方学者们不断地关注和探讨着诚信问题，伦理学家认为诚信是一种重要的伦理精神。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1987）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认为新教伦理中的节俭对于资本积累，诚实守信对于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意识到诚信对经商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营者遵守诚信原则具有外在的强制性。

经济学家主要强调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微观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善和宏观上通过对法律、政府行政行为的作用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结构中会产生一种自发的道德秩序，这种秩序是市场和法律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平等交易等市场交易的必备素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1987）说过：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增长而缺乏合作价值观不惜牺牲经济信用为代价的社会，在文化意义上是没有吸引力的，这样的社会在经济上也是缺乏效率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狭隘的个人利益的增进和道德的牺牲不会对我们的福利产生任何好处。他认为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重要因素。

制度是行为规则，并由此而成为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尺度，它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以防止混乱和任意行为的发生。制度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们与别人的交往将按他们的预期进行，使他人的行为变得可预见，由此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关系，并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从而降低经济交往的费用。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柯武刚（2002）所说：“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据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www.xing528.com)

而奥尔森则把诚信缺失作为低收入国家尽管拥有较优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是不能从投资、专业化、自由贸易中获得较大的收益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被分利集团误导，“分利集团”是在采取集体行动时“不会关心社会总效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的组织，也就是不讲诚信的组织。这种失信行为对社会产生了负外部性，而且这些国家缺少保护产权和保证合同公平执行的长期制度，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结果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益（孙丽军与石磊，2003）。

科尔奈·雅诺什（2003）沿承奥尔森的思想，在《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一文中认为诚实与信任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显得更为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将生成不同的信任关系，如果是通过国家手段确保私人合同的执行或者依赖于缔约方的诚实和相互信任，将生成“良性互补关系”，如果依赖于超出法律范围的直接的暴力行为，就形成了“破坏性替代”，会形成诚信缺失的恶性循环，使得各种破坏性的过程相互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