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户生育决策的过渡与子女质量没有数量替代

一般认为，家庭决策的研究经历了从最早期的将家庭视为“黑箱”的单一决策模型，所有家庭成员都是偏好一致和利他的，到集体决策模式中，考虑了家庭成员的自利性和偏好异质性，从而协商机制配置资源成为家庭决策的主要形式。再到后来，又将家庭生产活动也纳入到家庭决策之中，包括了家庭所有成员的贡献，也承认他们的家庭决策地位。

对抽样西部农户的分析结果来看，当前他们的家庭生育决策还处于从“单一决策模式”向“集体决策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女性仍然不能主导家庭决策过程，虽然他们是生育的主体。家庭内部的协商机制还未完全建立，仍以男性为决策主体。

另外，家庭对子女质量的追求没有替代挤占子女数量。除了一般认为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之外，本研究认为，还有“母亲”角色缺失的原因。

当家庭收入较低时，随收入增加，家庭子女数量和质量同时提高；而当收入超过一定阈值时，替代效应出现，之后当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时，子女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才会产生。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质量替代数量这个方向上，还是收入效应占主导的。“家中子女最高受教育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子女规模，也可以从几个控制变量上看出来。家庭收支状况对子女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家庭基本生活资料禀赋才会显著影响家庭生育决策。(www.xing528.com)

导致这一替代关系没有形成的原因，还和家庭中“母亲”的角色有关。一方面，母亲受教育程度较差，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母亲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地位低下。

但是，可以推测在总体生育政策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家庭的生育决策也会由生育政策的“外向控制”转向依据市场逻辑的“内在控制”，生育政策之外的因素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以贝克尔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家庭经济学理论假设，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利他的、偏好一致的。但随着年轻一代家庭的逐渐核心化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生育决策很有可能用生育子女的“数”与个人生活的“质”替代贝克尔的“量质权衡”。在这一影响下，夫妻的人力资本与生育意愿就会起到比较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