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能力与计量结果

由于家庭发展能力对家庭有无成员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的人数影响不同，故建立两个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利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代表家庭发展能力的变量对家庭有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影响，运用OLS 模型检验同一组家庭因素对外出务工人数的影响。如表7-7 所示。

表7-7 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

注：*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一）家庭禀赋的影响

家庭禀赋共包含7 个变量，除了人均医疗支出外，所有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户主最远足迹、人均住房面积和人情往来支出在两个模型中1%水平上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在5%水平上显著；耐用品数量和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在10%水平上显著。相比而言，模型2 中耐用品数量的显著性较模型1有所改善，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一项的显著性有所下降。

分类别来看，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以及外出人数有显著影响。家庭中耐用品数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有正向影响，耐用品数量越多，家庭中有人外出的可能性越大。经济资本条件较好的家庭已经能够在农村解决温饱问题，就有更强劲的向上发展的愿望，外出的意愿越强。人均住房面积却对是否外出以及外出的人数都有负向影响，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人均住房面积的代表性不强，不能说明家庭整体的经济情况，住房还需要考虑建筑的材质等，是本文的一大不足。

家庭社会资本方面，人情往来支出对是否有人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的人数均有正向影响。有研究发现，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农民获得城市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杨云彦、石智雷，2008）。人情往来支出一方面反映户主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庭人际关系网的广度。户主对人际关系投资越多、人际关系网越大，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城市寻找到工作，外出的可能性也越大。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外出务工有反向影响，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提高了外出的可能性并增加了外出的人数。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体现了人际关系网的深度，一般而言，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上班意味着人际关系网质量较高。人脉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力促进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决策。(www.xing528.com)

家庭人力资本方面，在两个模型中，户主最远足迹和受教育程度对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以及外出的人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个变量均代表了户主的见识广度，户主的视野广度首先影响了家庭中是否有人外出，户主的视野越广，家庭中有人外出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教育具有内在延续性，一般而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并不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外出就业的意愿较强，即高受教育程度增加了外出的可能性。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衡量指标，但是在两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家庭策略的影响

家庭策略一项共设4 个指标，两个模型中均只有两个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是否存有养老钱以及农业生产投资，二者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性相当，均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否为计生家庭以及养老途径的选择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

养老安排方面，存有养老钱对家庭中有人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人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养老途径的选择并没有什么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当代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方式的主流，养老方式选择中的进养老院和自己买养老保险在农村的普及性还不强。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安全性受到挑战，从而父母一辈开始对自己的养老进行规划，逐渐存养老钱，而不是将收入全部补贴家用。父母辈存养老钱给养老带来了一定的保障，解除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子女辈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

生产决策方面，农业生产投资对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的人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业生产投资越多，外出的可能性越小。农业生产是农村家庭生计来源的基础，但是因为耕地质量和数量，以及农业机械化高成本的限制，不少农户将重新安排生计策略，将人力物力进行重新配置，转而从事非农生产。农业生产投资反映了农户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以及生计策略的选择，农业生产投资越少意味着农户对农业生产越不重视，从事非农生产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增加了外出的可能性。

生育安排影响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从而影响家庭决策。是否为计生家庭可以体现家庭的生育安排，计生家庭降低了外出的可能性，但是在两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在调研地点计划生育政策并未深入贯彻执行，计生家庭的比例为23% ，很多家庭宁愿承受计生政策的惩罚，从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规模的影响并不大，所以未能影响到外出务工决策。

（三）家庭功能的影响

家庭功能一共设有两大类五个变量，两个模型中除了支出比例和商业保险参保比例两项，其余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模型的显著性水平相当，其中，家庭人均收入在是否有人外出的模型中显著性较好，为1%水平上显著，在外出务工人数的模型中显著性水平为5% 。此外，参与新农保的档次在1% 以内的水平上显著，惠农补贴情况在5% 以内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大类变量表征家庭保障功能，包括新农保投保的档次、商业保险参保的比例以及惠农补贴的受惠情况。回归结果显示，新农保的参与档次和惠农补贴受惠情况对家庭中是否有人外出务工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增加了外出务工人数，但是商业保险参保比例没有影响。家庭保障功能的增强说明了家庭的安全性越高，在面对家庭内部生命周期转变的过渡期或者外部自然灾害的打击时抗压能力更强，为外出务工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增加了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商业保险显著性很差的原因可能是，商业保险在城市的普及性更强，农村居民自发购买商业保险的意识很弱，认为有新农保的保障就足够了，覆盖面较低是显著性弱的一个可能解释。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极端是，有意识有能力为家人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经济实力本身已经很强，不需要再外出奔波。

第二大类变量是衡量家庭功能的经济基础以及家庭功能发挥程度的代理变量，分别为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支出比例。人均收入对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的人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支出比例的影响为负，但显著性不强。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功能的经济基础越扎实，能够为家庭成员的发展提供支持，外出务工也是家庭成员发展的一种需要，从而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支出比例是对家庭成员投资的代理变量，这种家庭投资可以是教育投资、身体素质投资等，一般而言投资比例越多，家庭成员的发展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回归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可能性是农村家庭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倾向于储蓄，而非当前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