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土地流转程度与劳动力外出可能性呈正比,当劳动力有外出意愿时才决定把土地转包给他人,若不愿意外出且有多余的劳动力则更希望承包他人的土地。目前关于农民外出务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象的描述、人口流动形成的影响上,有关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多从迁移者个人特征的视角展开,微观个人层面及宏观制度层面的研究较多,中观家庭层面的研究较少。
制度特征主要来源于现有的城乡二元制度和政策,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流动性限制等。
农业户籍与城镇户籍存在利益差别,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存在差别待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方面是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为了缩小户籍制度带来的利益差异,因此,新农合、新农保等惠农的保障措施的推出对外出务工决策有一定的影响(王晓峰,2014)。
中国农村资金市场、信贷和保险市场缺乏,农业利润率低且借贷抵押困难,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缺少资本扶持和风险转移机制而不能发展壮大,故选择外出务工积累发展资金。如果能够放宽资金获得的渠道,使得农户能够在本地发展非农产业,则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减弱,减少了外出的可能性(盛来运,2007;李聪,2011)。(www.xing528.com)
土地制度的变革为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对外出务工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地流转程度与劳动力外出可能性呈正比,当劳动力有外出意愿时才决定把土地转包给他人,若不愿意外出且有多余的劳动力则更希望承包他人的土地(盛来运,2007)。
目前关于农民外出务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象的描述、人口流动形成的影响上,有关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多从迁移者个人特征的视角展开,微观个人层面及宏观制度层面的研究较多,中观家庭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从家庭发展能力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出发,研究家庭发展能力对农户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以及外出务工的人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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