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力资本主要的衡量标准为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结构。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也增加（何军等，2007；胡士华，2005； 吕开宇等，2008）。若农村家庭仍以土地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则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劳动力的边际效应递减，出现“剩余”劳动力。因此，当家庭劳动力数量增多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剩余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此外，随着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户主更倾向于分散劳动力的流动来规避风险（Findley，1987； Chen、Huffman、Rozelle，2003）。一般的研究以学龄前儿童和家庭中赡养老人的数目作为家庭结构的代理变量，且二者均与外出可能性呈反向关系（谢正勤，2006；李聪，2010；朱欣乐，2013）。
杨云彦、石智雷（2008）还从家庭成员的职业性质的角度考察了家庭的人力资本，研究发现，成员中有人是企业主、教师或者公务员的家庭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可能的原因是这家的家庭背景较好，在当地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外出谋生的动力较小。
家庭社会资本指的是农户家庭通过其社会网络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多年的城乡壁垒，切断了农村居民和城市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成为农民在城市就业的主要途径，农民只能利用异地亲友、同乡这类初级的社会关系实现外出的指引（王西玉，2000），因此家庭成员或者家庭中有亲戚朋友有外出经历的显著地促进农民进城务工 （杨云彦、石智雷，2008； 白南生、何宇鹏，2002）。
家庭物质资本是对农户家庭物质资源状况及经济水平的总称，耕地面积的质量与数量、家庭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是较为常见的衡量指标。陈永正等人（2007）根据对成都市1020 个农户抽样调查所得数据经实证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为耕地面积对外出务工决策有反向影响，但也有学者得出的结论为耕地面积与外出务工决策之间是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耕地较少和耕地较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较为强烈，而耕地拥有量居中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较弱（杨云彦、石智雷，2008；胡士华，2005）。与数量相比，耕地质量对外出务工决策有正向影响，但影响较弱。(www.xing528.com)
从绝对收入来看，低收入家庭有强烈的追求财富的动力，相比于富裕家庭有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意愿而外出务工（Lipton，1982）。但是高收入家庭也有可能外出务工，他们的主要出发点是分散风险，并且他们有能力支付迁移成本（Findley，1987）。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看，“相对剥夺”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都是存在的，而且这种“相对贫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低收入群体中“相对剥夺”感较小。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与绝对富裕成反比，与“相对剥夺”感成正比（Stark、Lucas ，1982）。
从笼统的概念上看，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呈被拉伸后的S形，在中低等收入阶段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促进作用减弱，外出可能性的提高速度放缓（盛来运，2007）。但家庭财富累积状况与成员外出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呈U形关系（杨云彦、石智雷，2008）。
中观层面上研究的切入点还有社区和村落。社区的影响方面，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邻里关系和谐度、劳动力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都有可能对人员外出的比较收入和比较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外出决策。一般而言，社区的条件越好，政策越优惠，对居民的拉力就越大，外出流动的可能性越小（Qian，1996；Findley，1987）。结合我国国情看，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务工，但过高的非农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盛来运，2007；韩蓄，2011）。
从村级层面看，村人均种植业收入的增加、村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外出务工；当地政府免费组织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增强了农民的技能，使之能够在当地获取较高的收入，从而减少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张广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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