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个人特征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及家庭策略研究成果

微观的个人层面指的是农民的个人特征，如思想观念、个人素质和社交技能等方面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外出这一决策取决于各成员在家庭内的议价能力，这种议价能力是由劳动者个人特征决定的，体现着家庭对个人的要求（李聪，2010）。已有研究中最常见的变量有：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有无外出经历。

王晓峰（2014）通过对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流出人口个体特征进行调查，发现年龄对于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存在一个拐点。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强，在达到某一年龄段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不再受年龄的影响。韩蓄（2011）同样认为在一定年龄之前，年龄的增加对农民外出决策有正向促进作用，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具优势，但是在一定年龄之后，农民工劳动能力出现衰弱，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年龄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呈倒U形分布。

受教育程度与外出可能性呈倒U形分布。普遍认为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流动性最强，但高中以上教育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并不显著（李聪，2010；韩蓄，2011；等）。

婚姻状况对农民外出决策作用机理在现有研究中有较大分歧。王晓峰的实证分析表明，没有配偶的村民流出的可能性是有配偶的16 倍。原因可以归结为，有配偶的劳动力需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他们在做出外出决策时需要综合考量配偶以及子女的安置问题，加之城市生活成本较高，随迁成本减弱了外出的收益。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有配偶的劳动力可能选择留守农村。但当前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特征愈发明显（周皓，2008；杨菊华、陈传波，2013；张航空、李双全，2010；侯佳伟，2009；等），已婚农村人口中越来越多的夫妻双双外出就业，由此部分学者认为婚姻状况对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韩蓄，2011；谢正勤，2006）。(www.xing528.com)

性别对农民外出决策的影响尚未有统一定论，性别作用于家庭决策中还受到家庭观念和性别意识的影响，与家庭分工联系密切。在部分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承担着照顾家人的任务，而部分家庭较为开明，故性别的作用机理不明。盛来运（2007）和韩蓄（201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得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外出就业的结论，与当前劳动市场上性别歧视的现状较为一致，而侯风云（2005）的结论与此相反。虽然说一般印象中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一般以二级劳动市场为主，高强度工作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较大，但是城市中的第三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吸纳性更强，尤其是餐饮业、商品零售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因此，人口外出决策受性别影响的程度较小（王晓峰，2014）。

对外出务工经历的作用，现有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认为外出经历对农民外出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于信息的掌握程度上，先前的务工经历使得他们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求职渠道等有一定的了解；而没有外出经历的人信息获取渠道较为狭窄，获取信息增加了外出务工的成本，有可能影响外出务工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