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供给决策是另一重要的家庭决策，体现为务农、兼业还是务工的时间配置决策，以及由谁参与劳动力市场、谁进行家务劳动的家庭内成员劳动分配决策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中国由计划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释放出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之后，21 世纪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更加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年多来，农村劳动供给“由无限供给开始转向有限剩余”，而“用工荒”的同时伴随着劳动力回流，成为当前家庭劳动力流动和区域劳动需求变化的新现象，影响着社会经济环境。
在此期间，农户家庭劳动供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时间配置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务农为主，到20 世纪90年代以来农闲时从事非农活动，兼业[1]农户已成为当前中国农户普遍现象。在就业行业上，经历了由以务农为主到进入乡镇企业再到进城打工、经商等。而农户家庭内部分工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女性开始较多从事家庭农业劳动，承担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的双重责任，而男性主要外出获取家庭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形式的变化，是家庭对社会经济变革的反应，又反过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下，为解决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问题，推动劳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www.xing528.com)
对农村劳动供给决策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个体理性到家庭理性的变化。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体理性是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决策的主要因素，其认为劳动供给决策是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基础上的个人在闲暇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取舍。个体理性劳动决策理论由于只考虑个人忽视了家庭而具有很大局限性，而贝克尔（1965）从家庭理性的视角分析了家庭户内部劳动力的资源分配，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家庭个体劳动力供给是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下，对家庭成员的闲暇和劳动的选择，家庭决策决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供给行为。经济学家们同时研究了家庭基于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如何影响劳动供给。
为此，本章将从宏观上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演变，以及微观上西部农户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状况，以反映当前中国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制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还原家庭劳动力供给决策制定的过程。旨在回答：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决策是否显著影响了我国西部农户的家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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