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孩子质量的指代变量，研究结论尚不统一。刘守义、刘佳君（2010）讨论了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农村家庭通过教育投资实现子女考上大学以及社会流动的愿望越迫切。而Mark R.Rosenzweig 和Junsen Zhang （2009）通过双胞胎的出生体重、出生次序与独生子女进行对比，发现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额外生育一个孩子会显著降低家庭中所有孩子的教育发展、期望大学入学率、在校成绩和健康评估。
也有一些研究采用其他变量指代孩子质量。Haoming Liu （2014）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农村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考虑在放宽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不同社区（高罚款、低罚款社区）孩子数量对孩子身高的影响。Liu 使用HAZ[1]作为孩子的质量的衡量，使用生育二孩的资格，未经批准生育的罚款，以及它们对生育率的相互作用作为工具，使用工具分位数回归法研究两者的平均效果和在不同百分位的效果，得出孩子数量对孩子的身高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
近些年，研究逐渐深入，在分析中也考虑了更多影响因素。Angrist、Lavy 和Schlosser （2005）认为在控制了生育率的内生性之外并没有发现大家庭规模的负面影响。而Black、Devereux 和Salvanes （ 2005 ）认为一旦控制生育次序的影响，则家庭规模对孩子质量的影响为负。(www.xing528.com)
“性别偏好”也开始纳入研究中来。在贝克尔理论中将孩子性别假设为中性，但实际上孩子具有性别特征，并通过教育表现“社会性别”。 Nancy Qian （2009）发现，在控制性别之后，会产生不一样的结论。在性别相同的情况下，额外生育一个孩子会明显增加第一个孩子约16% 的入学率。王芳、周兴（2012）发现，双子女家庭更加易于儿童的成长，且对于拥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而言，其孩子性别比例越均衡，孩子的质量越高。子女作为特殊消费品给父母带来效用，但男孩和女孩有很大差异。男孩的劳动经济效用、养老保险效用、给父母带来的财产利益、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用以及传宗接代等方面都优于女孩。因此，家庭有可能通过对孩子性别的选择而完成对数量的替代（张苹，2007）。也有学者直接将性别纳入孩子质量的质量衡量中（牛建林，2002）
杨成钢（2009）认为在现有生育政策环境下，人们可能通过性别选择来实现孩子效用。家庭会选择用孩子性别对孩子数量进行替代，且很可能优于质量替代。同时，这种性别替代与现行生育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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