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调研西部农户而言，子女质量没有形成对子女数量挤压替代效应。子女最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子女数量规模越高。这和已有的研究结论相符。一方面，家庭中子女最高受教育水平较高，往往代表了家庭整体智力水平较高，家庭更容易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状况较好，更能够支付子女养育成本，子女规模也会更高。另一方面，子女最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经济收入往往较好，对子女养育成本的承受能力更强，增加了生育意愿。
第二，调研西部农户中是存在子女性别差异的。Becker 的“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中并没有考虑子女性别偏好带来的生育决策差异性，以本研究结论来看，在中国西部农村，已有子女的性别已经显著影响了家庭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投资选择。
第三，调研西部农户的家庭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这是当地家庭生育决策研究的背景，不容忽视。反映在家庭生活禀赋而非生产资料，最终影响了家庭决策，家庭的收入仅能支持基本支出，也没能起到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效果。
第四，传统的大家庭决策结构是对西部农户家庭决策研究的另一基本假设。家庭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是西部农户家庭基本特征，而在决策过程中，女性作为“媳妇”或者“儿媳妇”的角色，虽为生育主体，但却不能影响生育决策。这也可以从父亲受教育程度比母亲的影响更显著上得以证明。
总之，在调研西部农户中，家庭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结论也可以从社会网络、家庭禀赋都正向影响孩子数量得出。也就是说，在西部农村，人口转变过程还没有完成，生育意愿更多地受到经济收入的压抑。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地位、劳动力市场参与、受教育水平等的提高，收入效应会慢慢让位于替代效应，到那时，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关系才会产生。
【注释】
[1]谭江蓉，杨云彦.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J］.人口与发展，2012 （3） .
[2]19 世纪中期，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国家总和生育率（TFR）持续下降，到20 世纪中期，人口接近生育率更替水平（TFR=2.1）。尽管二战后生育率短暂回升，但20 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生育率下降到生育率更替水平之下。至此，传统的生育率理论已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新观点。
[3]Becker 在1960年的文章中认为孩子的价格对于富人与穷人来说是一样的，导致得出的结论为：家庭收入的提高使得增加孩子数量的同时提高孩子质量。在1973年的文章中，Becker修正了这一观点：由于富人会选择更高质量的孩子，孩子的价格更昂贵，因此，家庭收入的提高会使得父母更偏向于选择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会减少。(www.xing528.com)
[4]家庭中孩子产生的效用一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消费效用；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对扩展型家庭做贡献的效用。
[5]影子价格：对没有市场价格的产品或服务、劳务的一种替代性估价。
[6]关于Becker 相关理论的阐述，除了阅读Becker 相关文献原文，主要参考：罗淳.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J］.人口学刊，1991 （5） .
[7]“三项制度”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实施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特别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
[8]本书图表中出现的99999 如无特殊说明，均代表离散缺失值。
[9]此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得出。
[10]所谓孩子的净成本，就是把父母投入抚养、培育孩子的货币现值和时间影子价格现值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现值的余额。
[11]“采用新种子或新的农业技术由谁决定？”这一问题的选项包括： 自己（被访者）、丈夫、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全家共同决策、其他共8 个选择。为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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