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质-数量的关系的研究

关于家庭中子女数量-质量的选择研究，最早是由以Gary、Stanley 、Becker 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用来解释当时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国家出现家庭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下降的现象^[2]。

为解释这一现象，1957年，Harvey ·Leibenstein 运用微观经济学思想，提出了“子女成本-效用”理论。在Leibenstein 发表的《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他提出家庭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决策与选择，是通过衡量生育孩子的成本与效用来决定的。家庭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孩子的生育成本，同时减少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效用。在此情况下，理性的父母会选择少生育孩子，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Leibenstein 的“子女成本-效用”理论认为孩子的效用只由孩子的数量决定，并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关系。Becker 在Leibenstein 的“子女成本-效用”理论基础上引入了孩子质量的概念，提出了“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1960年，Becker 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一文中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消费者需求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思维，提出家庭抚育孩子是具有成本的。Becker 将孩子产生的成本分为两大类——数量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和质量成本，数量成本和质量成本间的变动，决定了家庭的生育策略。当孩子的数量成本上升时，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减少，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增加；反之，当孩子数量成本下降时，家庭的生育决策将偏向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提高，而孩子质量的需求相应减少^[3]。

其后，Becker （1973）以“家庭偏好不变”的假设为前提，得出“孩子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孩子的数量与质量间可以相互替代”的结论。Becker 还认为，收入的提高产生了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效应，原因是替代效应超过了收入效应，使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在Becker 的理论中，把孩子看成耐用消费品，认为孩子是会提供效用^[4]的。由于把孩子看成是耐用消费品，虽然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的收入效应均为正，但孩子质量的收入弹性要比孩子数量的收入弹性大。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显著地表现为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效应。

Becker 的理论中还引入了影子价格^[5]来阐述孩子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提高追加到家庭每个子女质量上的成本，即子女质量的影子价格；子女质量的提高将增加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价值，即子女数量的影子价格。可以发现，子女数量成本的上升，导致家庭对子女数量需求的下降，子女质量的提高增加子女数量的影子价格^[6]。

Leibenstein （1974）否定了Becker 的“家庭偏好不变”假定，从家庭社会地位视角思考，认为在同一社会地位的家庭中，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面对的经济约束相比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少，会倾向于多生育孩子。而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中，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维护其社会地位，相应的，在抚养孩子问题上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因此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会选择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

对子女数量-质量的研究，除Becker 和Leibenstein 的主流理论外，许多学者还有不同的见解。Simmons G.B.（1985）认为生理限制、时间价值、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的重要原因。

Eloundou-Enyegue P.M.（1994）从家庭社会升迁的角度考虑，假设家庭中至少有一人社会升迁就能够促进家庭地位的升迁。Eloundou-Enyegue认为，家庭出于社会升迁的需要，对孩子的升迁机会与投资收益率的投资方案进行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考虑，进行孩子数量-质量的理性选择。(www.xing528.com)

Galor O.和Weil D.N.（ 1998）则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的角度，认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收入水平、参加经济活动程度以及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因素，使得家庭孩子质量替代数量的表现更为明显。

我国对“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的研究，是在西方已有理论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经济发展背景和传统文化观念上进行的。对于我国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是否已经形成“子女数量-质量替代”关系，学者们众说纷纭。

黄乾（1999）认为父母对于孩子数量、质量的生育决策选择，是存在前提条件的，“其一为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高质量孩子的形成，其二为高质量的孩子能够获得高收益”。通过1994年全国入学率、毕业率和1994年企事业员工不同学历水平平均工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这一时期的相当多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关系还没有真正发生。其主要原因为孩子质量成本偏高，数量成本相对偏低且稳定；总趋势上，劳动力质量与收入正相关，但各层次间收入的差距难以弥补投资成本的差距；男孩和女孩效用差异大，产生对子女数量和性别的特定期望。

尤丹珍（2000）从四川省宣汉县个案分析，将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性别等各因素与期望孩子数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收入的提高使父母对子女质量需求增加的同时数量需求也增加，即子女数量、质量未能发生有效转换的结论。她指出可能造成的原因为孩子数量质量的有效转换不仅要考虑收入水平影响，还应考虑非货币因素（生产方式、生育文化等）的作用；当收入未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生育文化的作用和生育观念改变的滞后性，收入的增加反而会强化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使孩子数量增加。

与上述观点相反，牛建林（2002）通过对2001年河南省农村45 岁以下已婚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妇女的孩子数量与质量偏好已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质量替代数量现象相对独立和普遍。研究还指出，受生育政策、社区文化、传统观念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农村地区性别偏好（男孩偏好）等现象仍然存在。

王芳、周兴（2012）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双重效力下我国农村地区实现了子女质量替代数量。指出孩子的数量、质量在男女间的替代效应不同，使得父母可能更偏爱男孩。此外，独生子女家庭确实对孩子素质的提高有显著且积极的作用，但从整体而言，双子女家庭孩子的成长更优于独生子女家庭。

翟凌云（2013）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结合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存活率数据分析，从我国人口政策角度观察，认为低生育率尽管会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促进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

从以上文献综合来看，对我国农村地区是否存在“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关系” 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替代关系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有关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等家庭微观变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回报、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宏观变量的影响过程。期间受到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的此消彼长，在中国尤其受到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为主的家庭公共政策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