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策略：子女质量对数量的影响

生育决策是家庭决策的重要内容。生育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包括生育时间、生育子女数量、生育间隔、性别偏好等，在微观上不仅代表了家庭从“产生期”到“扩展期”的过渡，影响了家庭之后生命周期的各阶段的长度，也直接影响着家庭其他诸如劳动供给决策（尤其是女性劳动供给）、教育投资决策、消费分配决策等，以及随家庭结构的变化而来的家庭内部夫妻关系、代际抚育关系的演变；在宏观上，无数家庭构成整个社会，无数家庭的生育决策构成整个社会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因此，要研究家庭决策，应从家庭生育决策的讨论开始。

一般认为，家庭是理性的，家庭决策都是基于对成本约束与效用获得的考量。而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除了生育成本与效用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1949年至1953年间我国人口迅猛增长。我国对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的“节制生育”政策，主要采取节育、流产、结扎手术等措施和办法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1973年在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中央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中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此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以此为方针，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一胎化”、奖励独生子女家庭等优惠政策^[1]。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等情况的出现，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开始转变。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实施。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中，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即“全面二孩”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决定“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www.xing528.com)

与之相关，201 5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蓝皮书通过社会调研整理了关于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中国社会质量、城乡困难群体、北上广中等收入群体等社会热点项目的分析报告。在人口与生育方面，蓝皮书认为在2016年以及整个“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加大劳动力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让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指出，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都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

本章将在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讨论农户生育决策应对策略。基于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子女养育成本的考量，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受到约束，因此产生了家庭对子女数量与质量的决策和选择。这里子女的质量更多地是指子女进入成年之后给家庭带来的效用，体现为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甚至性别差异带来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情感效用等的差异性。一般认为，家庭对子女质量的追求会挤占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减少孩子数量。但在西部调研农户中，普遍教育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是否能形成子女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关系呢？或者更进一步的，对子女质量的哪一方面追求会更显著地抑制家庭生育意愿呢？是受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就业层次、社会地位提高，还是更健康或性别偏好带来的体力劳动供给增强、经济收入增加？这些都需要更深入地分析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