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能力:内涵与维度

对家庭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不同，其划分的家庭发展能力维度也有差异。上海市闵行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组（2013）综合“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将家庭发展能力划分为：生活供给（提供基本生活需要）、优生优育、健康长寿（纵向延伸及可持续发展范畴）、接受教育（含国民教育和技能培训）、劳动致富、抵御风险（包括内外部风险）及资源整合（内外部资源）七个维度。石智雷（2014）在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影响的研究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划分为家庭功能、家庭禀赋及家庭策略三个维度，如图2-1所示。

图2-1 家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关系图

家庭发展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将其划分具体的维度不仅有利于更直观具体地对家庭发展能力进行评述，也为制定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方针提供条件。不同学者对家庭发展能力维度的划分不同，源于其对家庭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差异，但都是基于家庭自身的资源要素以及生存发展需求来划分的。基于现有文献对家庭发展能力维度的研究，以及考虑本文的研究需要，这里将家庭发展能力划分为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个维度。

（一）家庭禀赋

经济学中“禀、赋”（endowment）是指，社会大生产的机器、厂房、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资料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劳动力^[3]。 Becker & Tomes （ 1979）认为，“禀赋”包括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宗教种族、文化、基因结构、家庭声望、社会网络，以及通过特殊家庭文化而获得的知识、技能、目标和其他“家庭物品”。

家庭禀赋的概念，常常和家庭资本联系起来。杨云彦、石智雷（2012）认为家庭禀赋包括人力资本（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培训而得到的知识技能）、社会资本（家庭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资源）、自然资本（可供家庭开发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本（是其他资本的基础）等，是家庭拥有选择机会、选取发展策略和应对风险环境的基础。其中，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最具有前瞻性的方式，包括教育投资（正规学校教育）、医疗卫生保健投资（维持、提高身心健康及预防疾病）、迁移投资（家庭居住地与工作的转换）等。家庭社会资本是指所有家庭成员内部因为血缘和亲缘关系而组建的一种互惠互利关系体系。包含了亲子关系以及其他亲属间的关系网（姜又春，2007）。家庭社会资本作为家庭禀赋的组成因素，其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作用体现在，除了家庭自身的资源条件外还借助家庭外部关系来克服家庭在社会转型中遇到的新难题。

孔祥智（2004）将家庭禀赋定义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拥有的包括所有的及其后天所获得的资源和能力，包括成员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社会网络、资源可得性和家庭经营规模、地理位置、经济环境等。

家庭禀赋是家庭拥有的资源要素，是制定实施家庭策略以及确保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物质基础，也是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石智雷，2013），是对家庭发展机会的把握及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组合。

（二）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是一个历史范畴，会不断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家庭功能演变的最直接体现，便是家庭结构的变迁。(www.xing528.com)

西方发达国家在20 世纪90年代开始以旨在增强家庭功能的社会政策改革，西方学者对家庭功能的研究也由此展开。学者们从各自研究角度对家庭功能进行了界定。

易发健（1997）认为，家庭功能基本体现在3 个方面：家庭的组织功能、协调功能和互动功能，家庭功能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在丁文（1998）的定义中除了家庭适应环境的需要之外，又增加了“改变环境”的功能。Olson （ 2000）认为家庭功能包括满足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的心理沟通的需要以及对外抵抗风险的能力两个维度；Miller & Ryan et al.（2000）将家庭功能界定为，家庭在满足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生活发展等方面需求的能力和作用，为家庭成员的发展提供条件与支持。

Beavers 和Hampson （2000）的考察维度为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家庭亲密度、家庭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和适应性。McMaster 等人提出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假设家庭功能可以从情感反应能力、家庭义务完成度、问题解决能力、沟通、亲密程度和行为控制六个方面衡量。

杨菊华、何炤华（2014）认为家庭功能包含了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多个方面。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正常运行都需要家庭功能的正常运作。

（三）家庭策略

家庭策略的概念源自对西方家庭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全面掌握家庭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条件时的决策过程（樊欢欢，2000）。或者说，家庭策略就是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如何时让孩子离家谋生，何时更换住所，何时控制家庭规模，实施节育措施等。

一般认为，家庭策略包含家庭对资源配置和经营活动的决策行为，具体涵盖了家庭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生育、生产、消费、投资、养老等策略。

早期对家庭策略的研究，基于对具体事件的归纳，以发现家庭在面对各种“变故”时的应对策略。如利用个人日记、信件等。

之后对家庭策略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细致，涵盖的家庭决策也更全面。如对家庭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生计策略是家庭实施其他家庭策略的前提和基础。Chambers 将生计策略定义为家庭依靠资源条件进行相应的生产活动来提高收入、促进家庭发展的策略选择。但要实现这一生计策略，须得家庭自身拥有一定资源禀赋。另外，家庭养老策略也是研究的热点。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多持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儿女对老人有赡养义务。这种养老策略对家庭的影响，即父母为了以后得到更好的养老保障会倾向于对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这不仅有利于家庭养老方式更好地产生作用，也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郭庆旺，2007）。至于投资策略，陈莹（2014）在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具有生命周期特征，65 岁以前人们偏好投资各种风险资产，而65 岁之后则更偏好基金及理财投资等。而且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家庭的投资策略。

代际关系也开始加入到家庭策略的研究中来。狄金华、韦宏耀等（2014）在研究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农村子女家庭禀赋越丰富，其对父母经济支持的频率越高，对父母精神慰藉的频率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父母生活照料的频率几乎没有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家庭禀赋本身所具有的承载功能、养育功能和资源功能，已转化成为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

与家庭相关的社会政策、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研究家庭策略的背景和主要影响因素。如杨雪（2010）以日本横滨市的一个家庭为例，探究了日本赡养老年父母过程中的家庭策略，得出，在日本由传统的长子同居赡养为主向多种赡养方式并存的家庭策略的转变，有助于提高赡养老年父母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