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能力与计划生育：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片面强调经济总量，忽视了对“人”的发展，带来诸如社会差距拉大、发展机会不均等、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穷人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发展就是扩展人们的这种能力。”^[1]从而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概念。

而人是生活在家庭之中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微观环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尤其体现在劳动力流动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冲击，传统家庭成员劳动分工模式、代际赡养与抚育模式也都随之改变，对农村家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实现了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都发生变化。家庭结构的不完善、家庭功能的缺失、家庭保障政策的不完备，使得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农村低收入家庭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都面临家庭保障不能满足家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的困境。由此便产生了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中对“家庭发展”的思考和研究。

家庭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仅包括家庭规模、结构和相关功能的变迁，而且和家庭经济水平、家庭资产状况以及家庭可能的策略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计划生育家庭有限优惠政策体系，提高家庭发展能力”^[2]。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如何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确保家庭功能正常发挥，使家庭在满足家庭成员发展需要以及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发挥作用。(www.xing528.com)

张秀兰、徐月宾（2003）在国内较早界定了“发展型家庭政策”的概念，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正在经历一个改革的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家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因而许多社会政策转向了对家庭的支持和投资，在这种趋势下形成的家庭政策，称为“发展型家庭政策”。徐勇德（2002）从福利角度对“发展型家庭政策”的内容进行了细分，认为“发展型家庭政策”包括：经济或实物援助、辅导服务、家务助理或辅助服务、家庭生活教育、家庭暴力伤害者的庇护服务、破裂婚姻调节服务、保护儿童服务。

吴帆、李建民（2012）认为，家庭发展能力即家庭依据所获取的资源条件来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生活发展需求的能力。具体包括经济能力、保障与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风险应对能力。上述五个方面的能力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家庭发展能力结构体系中，任一方面能力的缺失或是弱化都会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整体功能。上海市闵行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组（2013）结合生命周期理论等将家庭发展能力定义为通过家庭功能的不断升级来满足家庭成员的发展需求，并实现家庭自身稳定和生命周期可持续演进的所有方法手段总和。石智雷（2014）指出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根据其所处的阶段及目标，基于家庭禀赋、家庭策略及家庭发展权利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会受到家庭的禀赋状况、政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与强调家庭对社会、家庭成员的作用的家庭功能不同，家庭发展能力强调的是家庭成员利用所有的资源来实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家庭发展能力即家庭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权利，在满足家庭成员合理需求的同时增强家庭自身的功能，维持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发展的能力。另外，家庭发展能力还体现为一种承受外力冲击和损失的潜能，涉及家庭承受、应付、抵抗外力冲击风险以及从这些影响中得以恢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