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设计安排：家庭发展能力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分析

家庭决策根本上体现在“劳动分工”与“福利分配”两个方面，看似家庭的日常生活，却也是家庭发展能力差异性的表现所在。作为家庭日常一系列行动的组合，家庭策略旨在实现家庭成员最合理的劳动分工，和对劳动所得的福利进行最公平的分配，以使整个家庭效用的最大化，或者说是在寻求家庭资源、消费需求和替代性生产活动方式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一，福利分配不仅表现为即期对劳动力和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选择，也包含了现在消费与将来投资之间的权衡安排。对家庭成员的福利安排，首先表现为家庭生育决策，包括生育规模、生育时间安排、性别偏好等。生育是有成本约束的，除了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之外，还有养育成本与效用的比较和考虑。但是就正在经历人口转变过程的落后地区而言，将农户看做是理性的决策单位，其家庭生育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养育成本约束，还是出于其他家庭发展的考虑？如果将孩子质量纳入家庭禀赋的家庭人力资本禀赋范畴，那么家庭在作出生育决策的过程中，是否会考虑到投资家庭人力资本禀赋以实现家庭发展的需求呢？包括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在内的公共家庭政策，又该如何满足家庭的发展需求呢？

另一家庭福利分配是子女教育决策。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多子女家庭不仅面临着如何对每一个孩子作出恰当的教育投资的选择，而且也面临如何在几个孩子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选择问题（Singh，Squire and Strauss，1986）。但偏偏这一投资所付出的成本，需要在将来得到收益，中间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间隔^[2]。因此教育投资是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约束下，考虑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作出的决策。那么当家庭资源不能保证每个孩子的教育需求时，又该如何进行分配呢？子女规模、性别偏好在这时都会产生影响作用，而这又和起初的生育决策相关联。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生育决策，也在几年后对家庭教育决策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家庭策略的另一方面是“劳动分工”，直观表现为农户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就家庭整体而言，体现为劳动供给方式的选择，纯农业、兼业或者纯非农就业。家庭劳动供给的多元化业已成为农户实现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也是其抵御风险的理性选择。而其中受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外出务工是农户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家庭所拥有的禀赋资源、家庭当前结构与任务，以及家庭其他发展策略都成为农户是否派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以及派哪位家庭成员外出的决定因素。而反过来，务工的经历也影响了家庭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发展，帮助家庭发展积累了禀赋资源从而达到投资策略的门槛、提升了家庭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等等。

就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决策而言，家庭劳动供给也体现为家庭内部人员劳动分配与劳动时间的安排，反映了夫妻关系、代际关系的转变。西方传统福利国家将性别关系纳入基本逻辑，也就是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居家照料的分工模式。可见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决策，是家庭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劳动与闲暇对家庭的发展同等重要，闲暇时间的安排往往成为家庭发展差异性的关键因素，也体现了家庭发展的阶段性。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理论框架，和家庭决策包含“劳动分工”与“福利分配”两个维度的这一思路，本书共有八章内容：

第一章，引言。给出本研究的逻辑基础：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外力冲击和家庭人口结构内在演变时，家庭是具有发展内力和社会应变性的；以及家庭政策应以家庭需求为政策制定的假设条件，基于家庭发展需求基础上。并提出研究脉络：“家庭公共政策”、“家庭策略应对”、“家庭发展”。

第二章，分析“家庭发展能力”这一核心概念，将其分为家庭禀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三个维度。本研究以西部地区农户（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为样本，归纳当前西部农户家庭发展能力状况与发展需求。(www.xing528.com)

如果第二章为“截面”分析的话，第三章则可看作是对家庭发展过程的追溯。将调研时的所有家庭按照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分，一方面据此发现西部农户家庭发展的阶段演变，另外也体现了“发展” 的视角。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发展能力和发展需求都不尽相同，而忽略了这一点，家庭政策也难以得到有效实施。

第四章和第五章属于家庭策略研究中“福利分配”的部分，该部分的研究基于“家庭在福利分配时会比较这一决策的成本约束与效应获得” 的基本假设，具体包括家庭生育策略和子女教育策略两部分，共同构成家庭子女数量——质量间替代关系的两个不同方向。两大家庭决策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家庭在生育决策时，势必会考虑将来教育成本与回报，虽然那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预期；另一方面，家庭教育决策也自然受到家庭已有子女规模、性别结构的影响，这是几年前家庭生育决策的结果。

第四章旨在回答：西部农户的生育决策中是否存在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关系，或者说通过提高教育投资是否会起到降低家庭生育意愿的作用？家庭是否存在性别偏好？“少生快富工程”作为西部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直接影响了家庭的生育决策。研究发现，西部农户现阶段生育决策中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而占据主导地位。子女质量提高没有形成对孩子数量的挤压替代。

第五章，进一步分析微观家庭内部的“福利分配” 另一部分——教育决策，这一章也是对第三章的另一方向的分析，研究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孩子质量决策的影响，或者说孩子数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规模，以及教育投资在子女间的分配，这里的宏观公共政策考虑的是义务教育制度。通过研究发现，当家庭收入提高时，家庭更倾向于子女教育投资。家中孩子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挤占孩子质量的投资。

第六章和第七章属于家庭策略研究中“劳动分工”这一部分。这里的劳动分工除了对农村宏观上家庭劳动力参与情况（纯农业户、兼业户、纯非农业户）的分类分析，还表现为微观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配决策，由谁进行农业劳动？由谁外出打工？以及更进一步的时间分配情况，如劳动力市场参与和闲暇的安排等。

第六章是对全国农户劳动参与的总体描述和纯农业、纯非农业、兼业三种劳动参与形式农户的比较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农户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本章中将非农部门分为个体或私企劳动部门、种植业或林业部门、禽畜或水产品部门三类，以比较各个非农劳动部门在个体人力资本储备、家庭禀赋条件、地区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性。旨在回答什么样的农户会参与非农劳动？会参与哪种非农劳动部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第七章进一步专门分析了农户非农劳动的主要形式——外出务工决策的作出过程。“打工经济”早已成为农村家庭发展的主要选择，而“民工潮”、“民工荒”、“农民工回流”等这些也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对农户家庭而言，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家庭收入逐渐提高，家庭结构和功能却日益不完整，家庭生育策略、养老策略的不断随之调整，农户家庭发展能力处于亦喜亦忧的境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