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发展政策

周睿睿⁽¹⁾

“社会文化”理念自提出至今还没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已成为德国文化政策的纲领性原则。“社会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首次提出，在那个时代，这一概念有着打破僵局，积极寻求变革的时代意义。但在时代意义外，该理念在与时俱进，从概念和实践上都一直在对新的现象和挑战作出回应。因此可以说，“社会文化”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德国文化政策的指导性理念，而且一直没有过时。

该理念一经提出就激发了很多讨论。讨论焦点从非主流文化到动漫，从去中心主义到审查自由，以至于“社会文化”一度变成一个包罗万象，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从现今的视角看来，曾经有关“社会文化”的讨论固然过于缺少边界，过于理想主义，但在该概念被提出的1970年代末，正是这种“缺失边界”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打破了原有关于“文化”迷思的桎梏，把“文化”从一小群精英团体的享乐活动扩充到“为所有人”和“从所有人”的社会性表达。

回顾总结，“社会文化”核心的几个方面也成为大浪退去后其留给德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遗产：

一是对传统的“文化维护”的背离。“文化维护”的核心是将文化视为纯粹展现“美”的艺术行为，与此同时，大众作为文化的接收者在文化行为中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固然，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在德国战后重建中发挥了帮助人们迅速找回自信，在迷茫时期建立信念的重要作用，它们也一直是维系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一个国家的认同感最重要的纽带之一。“社会文化”并不主张抛弃传统的文化艺术，而是强调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和更加具有发展性的眼光看待文化艺术。

二是赋予文化一定的政治功能，期待文化履行民主化，互动性以及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和反思的作用。在此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的“非主流文化”起到很大的调动作用，而它们成为了今天“亚文化”的前身。

三是强调文化的沟通功能而非展示功能。以文化作为手段进行社会工作，参与城市发展为文化和社会政策拓宽了操作空间。

四是文化发展的重心由自上而下变为自下而上，与内容和形式上更多民主化相伴的是责任的分摊。

五是拓宽文化的定义，将不同的表达形式囊括其中。

在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的操作逐渐集中到了原则和地点这两个维度，最后将文化生活的中心点放在了城市。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是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同时也有基础设施能够支撑文化活动。德国城市议会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德国城市议会是不同城市组成的联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在每个城市派驻文化负责人的方式，建立起以城市为依托的去中心化文化政策结构。

第一个维度是文化的社会性原则。也就是容许甚至鼓励各地方文化机构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管理以及表达方式，从而一方面通过文化表达来反映社会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使具有不同阶层，地域和民族特性的人获得表述和宣泄的途径。

第二个维度是开放新的文化活动地点，使每个城市乃至每个区都拥有符合自身特性的文化活动机构。

事实上，文化的社会性原则必须要通过文化地点的去中心化方得以体现。在这样一个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混乱的状况。与推倒一切重来相比，更现实的做法是：在旧的机构外建立新的机构，同时也允许旧机构的存在，对那些已有的，“过时”的机构则加以改造。

以纽伦堡市为例。纽伦堡与慕尼黑和柏林这样拥有全国闻名的大型公共文化机构的大都市不一样，纽伦堡市无论是在财力还是在现有文化资源上原本都并不出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立了以博物馆教育及改造为主的艺术教育中心，纽伦堡市政厅及位于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对位于纽伦堡地区的一系列博物馆和展览馆进行指导。但旧有的博物馆格局由于感受到威胁，依然对更有民主风格的“社会文化”采取抵制态度。因此，后来的尝试是一面放手让歌剧院依旧延续其“巴洛克艺术风格”，一面又另辟新地，用以发展文化中心和其他文化商品店，以一开始就容纳更多文化艺术风格的后者来倒逼前者对新的艺术形式和题材开放。这其中以KOMM命名的社会文化中心是很好的例子。KOMM是德语“交流中心”的简写，位于纽伦堡市中心，占地3 500平方米。几十家社会性组织入驻此地，这其中以手工业，艺术和社会话题组织为主，也有餐饮业。正式运营KOMM的是KOMM协会，因此KOMM内部采用的是自治模式，但受纽伦堡市政管理。入驻此地的社会性组织负责人每月互通消息两次，以达到沟通的作用，方便不同品类的组织之间产生碰撞和融合。

体现在具体执行上，社会文化的方法论就是“文化为所有人”和“文化从所有人”。

“文化为所有人”的提出者是赫尔曼·格拉瑟，他曾任法兰克福文化部门负责人和歌德学院院长。“文化为所有人”的宣传语以非常形象且贴近大众的方式表达了社会文化兼容并包的追求，它的核心论点就是把具体个人作为文化生活和文化政策的落脚点，以“文化公民权”作比喻，保障文化生活的参与度。但在几十年后回顾，如果细究其具体达到的效果，则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文化为所有人”自提出开始，文化机构就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充，这的确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加广泛，门槛更低的文化生活参与方式，而不断上涨的参与人数也极好地回馈了这些扩充的文化机构。同时也不能忘了，常常参与文化生活的人却依然只占到了总人口的10%左右。这些人口依然来自于较小的圈子，在社会学意义上，这些圈子被总结为SINUS：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本身就要从事艺术或自身业务与艺术领域有交集的人、对外希望把自身塑造成文化爱好者的人、本身对新鲜事物抱有好奇感和探索欲动人以及经济状况处于上层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甚至更高阶层，且崇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多元主义和探索欲在其价值观中占较重比重。换句话说，距离实现真正的“文化为所有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同时，社会和文化的“剪刀差”也在加剧。尤其是在不同人群所能获取的选择的“剪刀差”在加剧。在社会中处于“非主流”位置的人，既很难参与欣赏文化活动，又很难自发作出一些文化表达。如果一个人所受教育程度既不高，又在经济上收入较低，那么此人在文化生活里处于弱势就是必然的了。如果一个人在他长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被教会欣赏文化，或者从不被鼓励进行自发的文化表达，那么他在长大后即使参与文化活动，或者被硬拉入文化场所，也会感到无所适从。

有鉴于此，“社会文化”也面临质疑：“文化为所有人”中的“所有人”是不是依然只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群，“社会文化”是不是依然也只是这些人群所偏好的那部分文化。按照上文的统计结果，即使所有票都顺利卖出，也依然只有10%左右的公民会欣赏到它们。但笔者认为，“社会文化”面临的质疑目前并不能从本质上动摇它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些问题更是不甚理想的社会现实，而非理念上的重大缺陷。

由此可见，文化教育和文化参与一如既往是实现文化普及和文化民主化至关重要的环节。“社会文化”经过几十年的扩张，在德国境内，前者的重点目前在于青少年，后者的重点目前在于大城市里的欠发达城区以及中小型城市。不少城市推出了文化普及推广项目和真对中小学生的“文化书包”，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团体合作的。

比如，纽伦堡的青少年儿童音乐教育项目“MUBIKIN”就由纽伦堡市政厅，纽伦堡音乐高等学院和其他两家基金会共同推出。2015年以来，不少城市也推出了“文化票”。埃森的文化票是埃森话剧院，埃森爱乐乐团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合作的，纽伦堡的文化票由纽伦堡市民基金会，纽伦堡市社会与文化部门和纽伦堡话剧院等几家部门联合推出。具体的操作是：如果某场文化活动有剩余票，则剩余票就作为“文化票”，由专门的办事处通知在当地基金会或办事机构注册的居民，如有该居民意愿到场参加，则免费发送文化票。有的城市只发送个人，有的城市发送给家庭，这样全家一起参加文化活动，有助于为青少年的成长提高家庭文化氛围。

在“文化为所有人”之后被提出的是“文化从所有人”，它有两点主旨：一是鼓励广泛的文化表达，打破小圈子的壁垒；二是赋予文化机构更多在过程和结果中的决议权。(www.xing528.com)

诚然，在“社会文化”被提出之前，普通市民也早已通过历史协会，读书沙龙，教堂唱诗班，艺术赞助等方式获得文化表达及文化创作的机会。但“文化从所有人”本身要提倡的更是一种有别于这种传统模式，从底层而起的做法。因此，在开始阶段有意地避过了那些传统社会机构。但是，人们在千禧年前后发现，这样的做法把很多传统民间机构或者如教堂这样的社会机构的现成平台给浪费掉了。因此人们改换了方法，通过以公共资助及民间社团资助文化商店深耕社区及城市社会部门联络不同市区的方式，终于打通了较为传统和更为潮流的不同类型机构合作的路线。

经过几十年探索，这样的合作渐已成型。很多是市民自发组织的，也有些是市区赞助的，这也就符合了“文化从所有人”的初衷。在这个过程中新成立了不少文化机构，其中有的最后走上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有的依然以公益性质继续存续。

专业化发展的典型代表是纽伦堡市的“桥节”，该活动在纽伦堡市内的“特奥多尔—豪斯桥”周围举行，故而得名。桥节的出发点是当地居民无法仅仅满足于纽伦堡市政官方举办的文化活动，且全德国有影响力的乐队在纽伦堡过于难得一见。因此初步的构想就是“在音乐圈外”组织，既不囿于固有模式，又不过度迎合潮流，而是满足组织者——也就是纽伦堡当地人的口味。桥节活动采用“双舞台”的模式。一个舞台采用露天形式，以流行音乐吸引年轻人，另一个舞台采用半封闭式，以小众文化艺术吸引更具有专业品味的人。两个舞台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区分也互为补充。桥节的经济来源则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私人捐赠，一部分是租赁摊位以售卖食品或商品所得的租金。2001年开始举办的时候只有500人参加，2017年参加者人数达到2万以上。桥节是一个通过“文化从所有人”实现“文化为所有人”的很好的案例。

最先采纳“社会文化”实践的是青年运动，新的文化教育机构，地方以及社区史活动。在这之后才并入了以各地方文化为特征的流行文化。

如话剧院，歌剧院，交响音乐厅和博物馆等在传统社会中被认为是“大型”和“经典”的公立文化机构，则由于并不愿降低准入门槛，在开始阶段被视为落后。同样的还有歌舞剧院，民俗文化和各式各样的文化协会，因为其提供的内容过于缺少反思精神，也被认为是“不够进步”的。在以往生活中扮演一定教育角色的进修学校以及图书馆也是后来才慢慢融入“社会文化”的浪潮中。

由此可见，“社会文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是在其概念中心的市区也是如此。中小学，教堂，社会机构和文化培训机构都因为理念的不同以及资源的不愿给予遭遇了很大阻力。作为“社会文化”开始阶段盟友之一的青年文化运动也很快与其分道扬镳。即使是在其发源地纽伦堡，“社会文化”在一开始也很难打破艺术形式与艺术形式，机构与机构间的藩篱。

这样的情况在千禧年即将到来之时才有了较大改观、这是几十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纽伦堡成立了“大场地文化工作组”，以把不同的文化机构及个人，不同的文化形式整合到同一个场地或活动的方式促进彼此间的磨合。此外，纽伦堡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定“年度文化话题”，1971年的第一届话题“丢勒”就给全德国起到了一个榜样作用。纽伦堡通过这样的方式联合起千千万万个小的文化机构，使它们一起为“年度文化话题”这样的大事件努力，从而使文化事件成为了自己的一张名片。

这个过程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培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合作伙伴。调查显示，1974至2019年间，纽伦堡提供文化类服务的机构翻了四番，其属性也多种多样，从商业盈利性质到公共慈善性质。很多原本小规模的慈善民间组织经由几十年的锻炼成长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事业承办方，比如儿童剧院和“历史为所有人”。一些“小地点”成了社区文化中心。而上文提到的孵化器KOMM也发展迅猛。二十几年间的发展已使纽伦堡当地的民间文化网络基本成型，该网络囊括了各个层面，各种艺术种类以及各种运营模式。尽管进入2010年后，纽伦堡市对文化事业的扶持力度减弱了，但文化事业依然能不受影响地继续保持繁荣的状态，就得益于已经可以自主运行的文化网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摸索，“社会文化”在提高公民素质，丰富文化生活，增强认同感，减轻国家负担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并非全无争议。以下几点可以算作推广过程中的经验：

首先从结构上来说：以“社会文化”为内容核心的德国当代文化政策把公民的“参与权”放在中心位置，并以“文化公民权”为口号与德国宪法中的国家义务产生呼应。具体到实践上来，在公共文化政策这一块，其实践的权重以市，联邦州和联邦层面的顺序依次增加。一切由财政收入支持的公共文化机构和文化项目首先由地方决定其拨款的去向和细节，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分配原则。

这样做的原因固然和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消费习惯密不可分：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的消费者主要来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而他们本人就或多或少拥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资源。自下而上的原则有利于调动城市中产阶级的积极性，毕竟，比起遥不可及的“国家”来说，人们更了解眼前日日可见，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和社区，也更愿意为此投入。对民间公共文化组织的一系列税收上的优惠也使这些投入更有说服力。城市中产阶级的投入因此减轻了税收的压力。

通过强调公共文化行为里的整合和沟通的方式，使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整合。整合通过两种行为来完成：其一是整合具有同一特质的人以及群体。该特质既可以是内容上的，也可以是形式上的。比如具有相同背景的移民群体，或者同样重视经济效应的文化服务机构。其二是在同一地点整合不同的艺术种类以及艺术表达，发掘其共通之处。前一种更适用于人口同质化较高的小城镇，而后一种更适用于人口成分较为复杂的大城市。

理论上来说，整合的过程暗含了两个步骤。首先，文化活动本身就有增强认同的作用。无论是接收方还是出产方，都有其特定的路径依赖——接收方会倾向于去消费和接收那些符合自己口味的文化作品，出产方会倾向于去以延续自身创作风格的方式继续出产文化作品。双方都会在和自己价值观及兴趣取向相近的群体里，以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继续消费和产出文化作品。因此特定的文化路径依赖可以把人团结成人群，起到加强地方认同感的作用。接下来，在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的现代都市里，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城市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不同文化偏好和不同表达方式间的人群的沟通质量的影响，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不同人群间相互的理解和认同的质量。用纽伦堡市长的话来总结，就是以“团结的城市社会”为目标，以“对话中的城市生活”为途径。在同一地点，通过“年度文化话题”等项目整合不同的艺术种类以及艺术表达这种“社会文化”的活动方式就为沟通和认同提供了场所。

尽管文化政策的原则是保证文化活动尽量少受市场干预，但从“社会文化”工作中却催生了一批中小型文化企业。尽管它们都在尽力争取受众，但同时它们也发扬了“社会文化”的精神，即以地方为出发点，囊括尽可能广泛的文化形式。这类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路径恰好与最开始打着叛逆旗帜的非主流文化相反：后者在初始阶段拒绝成为“国家的奴隶”，但很快会为了稳定的地方财政预算支持而互相之间大打出手。

过去几十年以来，影响了德国宏观文化事业的因素有很多：全球化，互联网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但笔者认为，最不可忽视的背景是更加宽容的社会风气，教育的大幅度推广以及社会的整体小康。这使得“文化公民”作为一个稳定的人群出现，他们可以自在地选择从高雅到流行不同的文化种类，并且在口味上比较兼容。一个“文化公民”的面貌大概是这样的：从事设计行业，最常去的文化场所是书店，常常阅读小说，喜欢收看综艺节目，爱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文化活动，平时自己闲暇参与的文化活动有造型艺术和文学沙龙等。如上所述，在一个个体身上，多种消费习惯和社会行为是并行不悖的。

受此影响，文化行为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原子化倾向，社会行为则越来越具有文化倾向。前者使得地方和地区取代国家成为城市文化政策的概念中心和实际运作场所。后者使得对文化行业的消费成为加强城市地方认同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在“市场”观念的主导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关于文化节日的讨论。文化节日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也能为当地通过“附加盈利”的方式带来不少收入。同时，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也乐见其发生。但它在艺术界却遭到不少“将文化艺术出卖给市场”的批评。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工业社会的固化，大型活动的形式和数量都在增加。仅纽伦堡当地就有不同的博物馆之夜，戏剧之夜，文化之夜，城市节以及露天活动。这类大型活动的主办方常常是市文化机构，并且由于其公共性质常常免费。比如，在博物馆之夜，市民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一般是某一天晚上到夜间）免票参观所有的博物馆，在戏剧之夜，市民也同样可以以此方式在不同的剧院观看话剧、舞剧，歌剧等等。而城市节则是集当地历史和民俗特色于一体的持续多日的活动，演出者既有专业人士也有受过短暂培训的普通民众，市民可以既当观看者，又当表演者。

城市居民对“大事件”的看法也很两极：绝大部分人对“大事件”的看法是正面的，认为它在给乏味的日常生活增色之余也能加强当地人的认同感，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教育作用，即使电视和网络已经相当普及，但这些“大事件”带来的现场感还是线上活动望尘莫及的。但是少数人，尤其是文化从业者和艺术家，则认为这是文化艺术媚俗的一种体现。这些文化从业者和艺术家原本希望的是通过展会和艺术年会这样的“大事件”促进同行者的交流，但“大事件”的平民取向却不得不使他们迁就普通人的口味。

“社会文化”是当今德国文化政策的核心理念。这番表述可以说明“社会文化”理念在德国文化政策的纲领和实践中的重要性：“（文化政策）首先是教育政策，其核心是公民的个人发展及公民的社会，交往和审美方面可能性的变革及这些需求的满足……其中心是社会文化”。本文回顾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讨论了在其中出现的主要经验，认为现在的“社会文化”的平衡张力张力存在于四角关系中：文化—城市发展—社会—可持续性。“社会文化”为提高公民素质，构建城市生活圈和认同感，增强公民的文化参与，提高自主性，促进文化生活多样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

(1)　周睿睿，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