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美育实践在历史文化类博物馆中的成果

袁雁悦⁽²⁾

如今，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而博物馆教育的范畴、内涵及形式在不同语境与视角下则各有差异。本文聚焦以历史文化类博物馆为场景的青少年课外教学，介绍笔者在上海博物馆的教学案例，并探讨如何通过教学内容与形式的设计来克服博物馆中展览模式带来的壁垒。在这一结合教学实践的探讨中，尤其希望突出美育中的“社会美”这一维度。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教育家、南京博物院（原国立中央博物馆）创建人蔡元培已提出“美育在学校，可通过音乐、图画、游戏来实现，在社会则通过博物馆、美术馆、剧院、公园来实现”。近年来，学者们也从多方面论述了博物馆场景的美育价值，比如杜莹认为“博物馆是儿童进行美学教育的重要场所，是真善美的殿堂，博物馆具有真实性……博物馆的藏品凝聚了美……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有其特有的美学价值”。李竞业则基于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强调了美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博物馆美育的具体表现：作为美育物质基础的博物馆丰富的藏品，作为培养美观的最佳形式的博物馆藏品的直观性，符合美育教育特点的强烈融入感的博物馆陈列语言，与美育普遍性相得益彰的博物馆的公众性。

笔者以为，在认识到博物馆与美育的联系及博物馆自身的特点之外，还应当更具体、更批判性地分析与博物馆相关的美育教学方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中的藏品（尤其是实物藏品）不应当被单独抽离出来作为教学的唯一对象。在博物馆中，展品并不是被“去场景化”了，而是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场域。博物馆教育的总体内容便是在博物馆这一新环境中人们对这些物品的认知、感受及体验。谈及美育，蔡元培将其定义为“应用美学之原理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而何为美学之原理值得审慎辨析。概括来讲，西方大致经历了从现代审美到后现代审美的过渡。在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美学体系中，“美”是基于主客体二分法及“表现”与“再现”形式的美学概念建构。而在后现代美学中，美学逐渐走向了多元化与生活化。在这一转变中，社会美（或者“生态美”）这一层面逐渐突显，在美学范畴内融入了对“人在生活和社会中的立场、判断”的关注，并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尤其是冷静保持了善与和谐的关系”。

再回到博物馆中，这一美学理念的转变同样折射在对博物馆展览文化的批判性认识上。比如Hooper Greenhill简要分析了伦敦的英国国家肖像博物馆通过肖像画的选择及展陈方式对强化社会权力等级的作用，并由此巩固英国文化中的男权特征。博物馆通过赋予掌权家族中个人肖像在公众场合供众人观看的特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权力的合法性。假设博物馆基于这一点开展美育教学，则可从多个角度入手：比如可以从肖像画这一绘画题材本身展开来解读不同艺术手法对“人”的表现，肖像画中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的服装及人体美学，或是在博物馆环境中展陈肖像的空间组合与布局等。而更为完整的美育教学中则不应忽视Hooper Greenhill所指出的在博物馆环境中展示肖像画这一行为本身所涵盖的文化性及政治性。这也正是博物馆语境中美育教学的最大难点：即博物馆展览本身包含了一种审美选择与伦理选择，并影响着我们认识这些展品的角度与我们的整体审美感受。这里，简要举例说明西方博物馆中由“人类学物品/艺术品”这一二分法造成的展示困境。策展人Vogel通过展览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行为艺术式”的试探。在纽约的非洲艺术中心，Vogel策划了题为“艺术/物品”（Art/Artifact）的展览，在其中的一个展厅中，Vogel将一件来自非洲赞德（Zande）部落的“渔网”放置在高出地面的白色展台上，同时也在展厅墙上及附近同时展出了来自非洲的另两件展品。这一展览实践意在指明“艺术”与“物品”之间难以区分的界限，同时也是一次通过展陈方式来干涉物品属性的尝试。作为一件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品的“渔网”，如果以人类学的视角来呈现，则可联想到许多关于此物品的社会文化语境，而“渔网”本身也会成为体现非洲赞德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件“物证”。在Vogel这一“故意”借用当代艺术展陈模式的展览中，“渔网”不再是一件人类学意义上的物品，它被精心折叠包裹起来放置在“白立方”中的聚光灯下，瞬间变身为一件“艺术品”。Vogel的尝试不仅仅是指向博物馆专业人士的，因为这一试探最终触及的是博物馆展览文化长期形成的范式及其培养的观众心理。也就是说，这种展陈模式本身营造出了一种具有高识别度的环境，让观者不自觉地将这些展品判定为“艺术品”，并单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欣赏。

这一将近30年前的案例对于如今的博物馆展览文化依然有参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物馆的展览理念包含了一种伦理选择，这体现在对“物”本身的尊重及对观众与展品之间关系所设定的架构上。从教育层面来说，博物馆场景的美育教学亦有责任将展品放置在整个展览文化语境中去考量，融入这其中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价值判断与文化假设，培养更全面、更具批判性的审美能力，引发层次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

上文所提及的“艺术/物品”展览也暗示了长期以来不同类型博物馆在展览理念方面形成的范式。本文中的“历史文化类”博物馆是指以当地或更大范围内的历史为主要线索展开进行展览展示的综合性博物馆，而不是只关注某一类特别物品或是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在欧美博物馆中，国家与地区性的博物馆馆藏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这与博物馆建立之初的人类学考察与研究，以及殖民、战争时期的收藏都有紧密联系（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相比之下，我国的综合类博物馆多以展示中国古代器物与当地历史文化为主。但这一类博物馆在总体展览方式上亦不同于专门展示经典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艺术类博物馆。当然，不同类型博物馆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很清晰，比如上海博物馆经常被形容为一座“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也体现在博物馆展厅基于器物的分类方法上。目前，全馆共有10个常设展览的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中国古代陶瓷馆、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玺印馆、中国历代钱币馆、中国历代玉器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大部分展厅的展品皆陈列在玻璃柜中，并配有简单的标签（主要为品名、年代与材质）。除了部分展馆内有相关的制作工艺介绍（青铜馆内的青铜铸造工艺展示、陶瓷馆内的瓷窑复制）及视频，大部分的常设展览本身未能反映出器物背后丰富的社会文化性，各展品之间的联系更是常设展览中缺失的部分。

在关注多元群体需求与强调博物馆教育职能的趋势下，博物馆亟需思考如何突破这一传统展示方式所带来的局限。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大多数历史文化类博物馆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上海博物馆于2016年11月推出了亲子教育平台，目前已针对4至14岁儿童及少儿群体陆续开展了一系列与博物馆常设展览、特别展览相关的博物馆课程。以下，仅以笔者设计并教授的基于常设展馆“少数民族工艺馆”（以下简称“少数民族馆”）的课程“穿在身上的密码”与“穿悦之旅”为例，针对上文提及的美育中“社会美”这一维度，简要介绍教学中的相关尝试及难点。

“穿在身上的密码”与“穿悦之旅”分别是针对6至9岁及10至14岁年龄段学员开设的博物馆课程。每次课程总长为2小时，由教室的概述、展厅内的导览及课堂练习三个部分组成。每次课程的学员在15名左右。

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基于馆藏的少数民族服饰，让学员们在互动式教学中了解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与服饰相关的方面，主要涉及创世神话、传说故事、社会风俗及审美选择等。课堂练习包含与服饰相关的细节（比如临摹纹饰、将头饰与民族进行配对）及在展厅导览结束后鼓励学员自己进行设计与创作的环节（根据展厅中所获得的灵感，自己设计一款组合纹饰或服饰）。

这两门课程的内容总体一致，具体形式及细节则根据不同年龄的认知程度有所调整。以下将主要突出在教学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

少数民族展厅内的展品是上海博物馆中最接近“人类学”意义的。展厅中大部分展品的年代都是20世纪的，从时间轴层面来说不涉及古代。而展厅名字本身也暗含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分法。展品中的服饰主要是通过玻璃柜中的衣架或是模特来呈现，有些是单个陈列柜展出一件服饰，有些是多件服饰陈列在（可能还会外加其他包类、鞋类、饰品）在同一个玻璃展柜中。

笔者的教学设计中主要包含了以下假设，即目前的陈列方式将民族服饰抽离出原本的生活场景，较易引起猎奇式的审美，参观者很可能会将展厅所展出的服饰作为某一民族的“代表性”形象或是符号来理解。针对这一假设，课堂教学的目标会希望学员能够在欣赏服饰“形象美”的同时，对于博物馆展览文化有基础性的了解，而这一理念很难通过直接表述传达给年龄较低的学员。为此，笔者在课堂中做了如下尝试：(www.xing528.com)

比如在“穿在身上的密码”教室授课环节中，向学员们展示身着礼服式童装的儿童照片，并询问学员在什么样的场合会选择这样的服饰。常见的回答有“参加婚礼”“拍艺术照”“走秀”等，紧接着询问学员们平时上学或是参加运动时是否会穿着这样的服饰，他们都会比较迅速、坚定地给出否定的答案，并在引导下给出各种理由，比如“容易弄脏”“上学不方便”“上学要穿校服”等。通过这一方式，结合学员们比较熟悉的生活场景，引出了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同服饰的社会现象。教室里的热身给展馆中的导览做了铺垫，比如在介绍满族的蟒袍这一件馆藏服饰时，笔者在介绍了主要的纹饰后引导学员思考当时的官员会在怎样的场合身着这样一件装饰华丽的服饰。同时，通过其他图片，比较了作为“礼服”的蟒袍与上朝时穿在最外层的补服。

在课程总结部分中，会再次提醒学员们在展馆中所见到的服饰只是各民族人们“衣橱”中的“一件”，正如我们会根据场合、季节、心情等各种因素来选择每天的服饰一样。同时，各民族的年轻人如今也多以现代服饰为主，民族服饰更可能是传统节日中人们穿着的装束。虽然博物馆的陈列较为固定，但我们每个人的衣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展厅的陈列将服饰作为单一的展品抽离出来，并未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观者与展品的互动一般也只停留在最直接的“观看”层面。课堂中学员确实经常会在展柜前惊叹“哇，好好看”“呀，好丑呀”“啊，好奇怪啊”，以此来描述他们对于肉眼所见的最直接的感受。博物馆课程目标之一便是启发学员思考不同文化中人们对于“美”的不同角度的把握，从而体会祖国大地上生活着的各民族人民服饰的多样性，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对“美”的不同层次的理解与多元的创造方式。通过课堂中对服饰元素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习俗的介绍，学员能逐渐了解服饰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而不仅仅从他们自己固有的审美选择出发来进行简单的评价。

比如，在展厅中有一件单独展示的“蒙古族银嵌珊瑚珠头面”。课堂中，笔者让学员观察头面上的三种主要材料（红珊瑚、绿松石与银饰），对蒙古族女性所喜爱的颜色组合有了基本的了解。同时，询问学员如果戴上这样一件头饰会是什么感觉。学员们会立即反应——“感觉会非常重，很不舒服”。通过这一展品再引出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人们对奢侈品的向往及其他各种为了展现“财富”的穿戴选择。

服饰与财富、社会地位的联系等等思考皆可通过课堂的背景补充来实现，而与服饰相关的还有针对“人体美”的多元社会审美角度，这一话题难免会涉及伦理选择，在博物馆一堂课程的时间内较难梳理清楚。在目前的课程设计中，主要以展厅中的一套彝族男子服饰为引子，希望激发学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展柜中身着彝族服饰的模特头部包裹有深蓝色的头巾，“遮蔽”了头巾中的长发。课堂中通过图片展示了彝族男子蓄发的习俗，学员无不表示诧异，大都会生出“为何男子要留这么长的头发”的疑问。紧接着，便从彝族文化中男性头发的神圣属性出发，引出多个例子介绍在不同文化中因为时代性的社会审美而对身体各部位产生的“特殊”要求，并特别强调了女性群体为之付出的代价。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对女子“缠足”（裹小脚）的要求，以及在欧洲持续了几百年的女子“束腰”传统。最后再次回到当下，让学员们思考当今社会中与之相似的整容、长期穿着高跟鞋等同样会“扭曲”“束缚”“改变”女性身体某些部位的文化需求。这时候，学员们往往会陷入沉思，有些女性学员也会表达自己长大后绝不穿高跟鞋等想法。

对于课堂中引入“身体美学”这一环节有多层面的考量，一是希望打开学员的审美维度，了解不同时间、空间中对“美”的多样化理解，并结合当下生活中的案例，让学员“不以之为怪”；二是暗示了女性因回应社会对“身体美”的标准所付出的代价，希望学员开始接触并思考与“装扮”相关的性别议题。

总的来说，基于少数民族馆的馆藏，课堂教学设计在结合服饰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信息等内容的同时，特别融入美育中“社会美”的层面，让学员欣赏服饰本身元素的同时，也能思考审美的多元化。课程中涉及两个层面的伦理问题：一是博物馆陈列将服饰从其社会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可能引起观者从单一的审美维度来欣赏展品，在课堂中通过“衣橱”的比喻，希望学员们明白展品只是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中的一个侧面；二是与服饰直接相关的“身体美学”的伦理问题，面对年龄较小的学员，在课堂上采用的是从展厅展品向外引申的方法，介绍多个时间、空间维度中的“多元”审美标准，一方面让学员明白“美”本身也是随着时空而变化的，并没有统一标准，另一方面也希望让学员体会“美”并不单纯指“好看/不好看”，而与整个时代及特定文化的集体审美选择与标准密不可分。

在Karp和Davine编撰的著作《展览文化：博物馆展示的诗学与政治》中，整合了多个案例在较为广泛的程度上探讨策划博物馆展览的挑战，即“在展览中提供给观众可以重组他们知识的环境与资源”。书中的篇目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述了具体的环境与资源的设置。其中，Greenblatt总结了展览能为观者提供的两种心理维度：一为惊奇感，既“展陈的物品有一种能让观者留步的力量，能够通过其独特感激发观者的注意力”；一为共鸣感，既“拓宽观者认知中原有的边界，并唤起更为复杂的动态的文化动力”。展览因而能促进人们“对他者智慧的尊敬与赞赏”。Greenblatt认为需要融合“惊奇感”与“共鸣感”这两个维度，可以“继续尝试突破现有展陈模式的限制，跨越界限并创造更强的融合性”。Greenblatt的观点总体来说是理论层面的总结与畅想，在具体实践层面，我们则需要进一步思考他的建议中所隐含的问题：如何突破现有展陈模式的限制？如何跨越界限并创造更强的融合性？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的历史文化类博物馆在展览及空间更新上的探索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常设展览依然会是各类观众群体接触博物馆展览的主要渠道之一。面对这一现状，教育层面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各种条件限制而无法在较短时间周期内进行调整更新的常设展览，从而在“突破现有展陈模式的限制，跨越界限并创造更强的融合性”方面进行尝试。就本文所提及的上海博物馆少数民族展厅来说，展厅中对民族服饰的展示本身很容易引起观者的“惊奇感”，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反映了当下社会教育中对民族服饰审美教育的缺失。目前的展厅展览并未提供足够的环境与资源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与服饰相关的多民族文化的智慧与审美选择的文化背景。为此，博物馆场景内的教学有责任尝试跨越这些壁垒，打通“惊奇感”与“共鸣感”。在本文中所列举的教学实例中，主要突出了针对美育中“社会美”这一维度的尝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补充了通过服饰得以传承并保留的民族神话、社会风俗等，拓宽了原本只能在视觉层面上欣赏服饰的单一审美维度。同时，课堂中通过“衣橱”的比喻让学员明白展览中所呈现的服饰只是各民族服饰文化中的其中一部分。课堂中也重点突出了审美选择与创造的多元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时空维度中的“身体美学”。

目前，从社会报名的积极性来看，儿童及青少年家庭对于常设展厅的这些作为课外学习的博物馆课堂有极大的需求。同时，文中尚未提及的是，这些校外课程中，家长最为关切的依然是“知识性”的历史信息。因而，如何逐渐在知识性的基本诉求之外，提升社会对于博物馆场景美育的重视，尤其是进一步将“社会美”的维度融入青少年美育中，依然是博物馆教育的一大挑战。从课程主题来说，除了拓宽审美经验，结合服饰审美与身体美学的课堂也会对青少年成长中认知自我、了解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状况、包容多元审美等方面有所启发。

因而，基于博物馆展览的美育应当突破单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方法，在教学中结合博物馆展览文化本身的伦理选择，而对于博物馆展览来说，美育教学也为突破展览本身局限与边界提供了一种可能。

(1)　本文选自《美育学刊》2018年第4期。

(2)　作者简介：袁雁悦，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在创造力与创意项目中设计并执行多项创新教学及研发项目。获剑桥大学教育学博士、牛津大学人类学硕士，多年来从事创新教育、项目式教学、教育研究、跨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