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洁秋(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供应与服务体系，不仅是公民个人文化权益和文化民生的实现保障，也关系到城乡的文化繁荣和文化软实力提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日益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新概念，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特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服务目标均等化，供给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民主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管理体系法治化的基本特征(3)。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网络，它是由政府主办，以街道、乡镇为依托的多功能、综合性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体育、教育、科普、信息等服务，是保证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设施，对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为适应政府向现代管理迈进的目标，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对接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多年来，上海市文广局主导出台了《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基本配置要求》《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政策，鼓励各区、街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硬件建设和运作模式上进行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定特色。为适应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上海于2013年启动了有序推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和专业化管理的工作，在探索提高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效能和影响力上形成了较丰富的实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在探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和专业化管理的过程中，注重借鉴各国在现代管理理念下形成的主要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模式的合理要素。
在政府主导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中，政府主要扮演政策制定者、资金供应者和生产安排者的角色。在供给主体方面，政府文化机构及相关单位是供给主体，生产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其中，纯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是重点；在资金来源方面，由公共财政直接投资，政府提供经费预算并进行管制，重点投资基本文化服务，体现公益性与非营利性，同时，政府承担着资金筹集者的责任，通过政策引导，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社会资金来发展公共文化，并依据经济形势和发展目标确定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规模；在制度配套方面，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公共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此外，政府需要有能力执行贯彻既定方针政策，并设立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此模式具有指挥统一、组织系统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优点，但容易导致国家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民间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包括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公私营机构的伙伴合作、官方/民间的合作、公共民营合作制、官督商办模式、国家私人合营公司等。PPP模式主要是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参与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制度安排，让非公共部门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为非公部门带来利益。其运行机制核心是公私合作、协调与共赢，表现为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是一种以参与方“双赢”或“多赢”为理念的新型融资模式。PPP模式的基本形式包括运营维护协议、管理协议、租赁购买、BOOB/BTO、特许经营、非公共机构拥有等。随着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PPP模式出现了适度扩展，即在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中融入了中间组织，作为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协调者和对话者，承担一些政府不该“管”的职能，或是在政府和私人均失灵的领域，形成了以中间组织为枢纽的PPP模式。PPP类型多样，参见表1。
表1 PPP不同模式比较一览表(4)
公共文化服务的多中心供给模式是指，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框架下，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运行自主性契约为核心，以多种决策方式和机制为主要构成，形成政府供给、市场供给、非营利组织供给以及联合供给的整合体系，具有比较高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多中心供给意味着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多元主体在一定规则约束下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力，而使用者能够在可替代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多中心供给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并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在政府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供给形式，可以有效满足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配置效率。
该模式主要由文化企业组织生产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其成功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是按照市场机制向居民收费，企业需遵循市场机制收回成本并获得一定利润，而公共利益不过是其提供产品及服务衍生的结果。在市场主导模式下，政府往往将公共文化产品以“合同”形式交由非公共部门生产和经营，再由政府通过招投标机制进行购买，这意味着文化主管部门不直接举办文化活动，而是根据公众要求，在制定行业和服务标准、严格审查文化企事业单位资质、信誉的基础上，通过合同外包方式委托有资质、信誉高的文化企业生产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并实施严格的审批和市场监管、给予相应财政或经费补贴。这种模式有助于形成运转高效、良性竞争、多元互补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公众文化需求，但有时不利于贯彻政府的文化战略。
上述现代管理理念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各具特色，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生态环境。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探索社会化和专业化管理时，必须结合区域实际情况采用具有适应性的管理模式，才能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上海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重点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和管理。从2004年起，上海对全市的公益性文化设施进行了整体规划并着手进行了系统整合，按照新的布局要求和配置标准，改建、扩建及新建了一批功能完善的社区综合性文化活动设施，统一命名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截至2011年底，全市投入约50亿元，建成203家标准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总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5)，实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基本覆盖全市街镇的目标。
为加强和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2011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运行和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4月，上海市人大出台《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进一步细化规范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并制定了服务标准、项目清单、评估考核办法、投诉处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文件，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面向社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法规。总体来看，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服务发展势头良好。其中，不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一步探索功能定位，创新管理运行机制，整合社区公共文化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街道（镇）成立事业单位或成立民非组织对中心进行直接管理，街道（镇）派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负责。目前，有约100个街道（镇）采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主要集中在郊区乡镇(6)。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街道（镇）政府直接委派机关干部担任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负责人，设行政管理部、物业管理部、企划部等部门具体承担管理运行职能；二是由街道（镇）政府直接组织对居民进行各种文化宣传教育，开展各种以群众为主体的文化活动；三是形成比较完备的政府投资渠道。
这种模式是目前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采取较多的一种模式，例如杨浦区上海路街道（原五角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采用此管理模式。
街道（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专业机构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专业管理，签订托管协议，明确双方职责。目前，有约10个街道（镇）采用这种管理模式(7)。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街道（镇）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契约合作，通过托管方式来提供社区文化服务；二是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主任，实行主任负责制，中心的日常工作由社会组织自主管理；三是文化活动中心的经费一般由街道（镇）政府全额支付，包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人员工资、办公日常开销、基本活动经费等。
近年来，上海一些街道（镇）社区文化中心纷纷探索采用此模式，并取得良好的运营实效。例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把社区文化中心整体委托给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作为运营机构，并把活动中心的物业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上海金玉兰物业有限公司管理。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与华爱签订协议，对服务内容和标准进行约定，并制定监督考核办法：一是确立社区文化管委会制度，管委会由街道领导担任主任，成员由人大代表、群团负责人、居民代表和中心主任组成，主要负责审批工作计划、项目设置和财政执行情况等重要事项；二是确立联席会议制度，每月举行一次例会，成员由街道、被委托方、居委代表组成，主要审定运营方的活动项目表、排片表、听取意见、协商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实时动态监督；三是确立群众评估制度，街道每半年召集各方代表对中心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一次审议、评估。根据评议结果，取消群众不欢迎的项目，增设群众有要求的项目。同时，将整体评估的结果直接与被委托方的项目管理费、奖励费和能否续签挂钩。这一做法既强化了政府的监管职能，也确保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8)。通过这些举措，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依托华爱的社会资源与专业运行能力，使文化中心服务水平与质量有所提高，群众普遍感到满意。
街道（镇）政府将社区文化中心部分场地设施的物业委托社会专业机构管理，或者将部分活动项目委托专业机构承办。目前，有80—90家左右的街道乡镇采用这样一种专业管理模式(9)。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街道（镇）政府仅将社区文化中心部分场地设施的物业管理或部分活动项目委托给专业机构管理，通过签订合同，确立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公益为本的合作形式，共同负责文化活动中心的运作，政府负责监管，企业负责运营；二是街道（镇）政府一般聘用1名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任，自主管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主要项目运作；三是文化活动中心的经费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经营运作自筹一部分。
比较典型的个案是浦东区康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康桥镇人民政府与锦辉公司签订协议，由政府与锦辉公司共同负责文化活动中心的产业运作、物业管理、团队培养、市场开拓、文化服务等职能。政府负责制定年度文化工作要求，并设立管委会，监管文化中心运营、管理和文化服务方向。锦辉公司负责策划并执行全年群众文化计划，为公益活动设定主题、范围、对象、目标。在康桥社区文化中心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锦辉在政府支持下，通过招募文化志愿者、培训专业化人员和选择租户，保证了公益场地的正常开放和运营成本的降低。此外，锦辉团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以市场手段整合社会性文化资源，引进了大量专业团队来中心演出、培训、讲座、展览及经营，实现了活动载体的全面创新，同时引进多元的社会资金注入康桥群众文化建设，提升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服务水平。
上述三种管理模式各有特点，但总体来看，委托社会专业机构承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运营与服务，体现出活力强、水平高的特点，得到广大市民和社会肯定，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的精神，应成为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主要管理模式。
表2 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同类型的管理模式优缺点比较
上海目前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多层多头”的结构，在行政上隶属于街道（镇），在业务上要接受所在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同时，作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文化服务平台，要对口科、教、文、体各部门，涵盖党、工、青、妇等活动内容，管理内容庞杂，形成了“多层多头”的管理格局。这样的管理体制容易导致各方关系难以理顺，管理重点不明晰，导致责任主体难以落实。
上海现阶段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有多种管理模式，由于缺乏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团队组建的统一模式和标准，各街道主要根据自己的资源情况，并兼顾领导层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来决定管理模式，随意性较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水平呈现良莠不齐的状况。
2013年以前，上海社区文化中心缺乏有效的社会化、专业化管理和评估实施办法。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管理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行政化，即由街道直接委派人员来管理，计划决策、项目设置等大多由行政机构人员包揽承办；另一种是市场化，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政府建好设施后应彻底交给市场。在调研中发现，不管选择哪种管理模式，如果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标准约束都容易导致以下问题：一是供需脱节，提供的服务并非是居民最需要的服务；二是设施利用率低下、管理和运营成本高昂；三是一些项目设施严重偏离公益性文化服务的总体方向。因此，急需有效的制度配套。
通过广泛调研发现，上海目前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全社会的社会组织培育不发达导致了专业社会组织的稀缺，这给全面推广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模式带来了困难。
由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存在人员编制不足、管理成本较高等问题，不少街（镇）直接管理的文化活动中心大多简单地聘用原文化站的老员工，或者聘用具有文体专长的离退休人员来承担管理职能，管理队伍总体年龄结构偏大，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而青年人往往承担具体的设施管理职能，大多数无法参与中心运行、项目策划、活动推广等工作，青年人的成长空间较小，难以留住人才，管理团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现有的供需匹配还不够，配送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活动内容安排与需求有差距；另一方面是很多现有的社会资源和设施条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尽管有不少的高水平资源条件可以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所利用，但共享调配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弱，资源短缺与闲置并存的情况较突出。
专业化管理通常包括以下内涵：一是管理的范围明确；二是具有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要求；三是需要进行长期的专业教育；四是从事者个人、集体均具有广泛自律性；五是专业自律性范围内，直接负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而言，其专业化管理应该包括以下范畴。
（1）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即从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主体应具备相应的管理技能和管理经验，并需通过考核认证获得相应的管理资格。
（2）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即从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应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具备管理职业道德，能胜任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相关管理工作，并长期接受专业教育，确保专业化的管理水平。
（3）规范化的服务标准。即要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管理服务的各项标准，包括专业化管理服务标准，专业化管理主体资质标准，专业化管理监督管理办法等，使各项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4）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即要有从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各项管理工作的标准化流程，如关于购买社区文化中心专业化服务的办法，社区文化中心专业化管理费用参考，社区文化中心委托管理服务合约签订办法等。
社会化管理模式，即以社区治理为理念，由政府、社区企事业单位、第三部门和社区居民等共同参与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管理，形成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社会化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治理理论基础上，旨在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而言，其社会化管理应该包括以下范畴。
（1）多元文化主体及其合作。应当促进公民、私有部门以及非营利组织等广泛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并确立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社区文化发展中，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和服务者，专业的社会组织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应积极培育民间文化团体和社会文化中介组织，倡导和发展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支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文化事务；将一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社区事务转移给市场或社会文化中介组织，实行委托管理和市场运作。
上海市文广影视管理局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邀请有关专家和市民代表共同组成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访谈座谈等方式深入开展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形成了《关于推进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的工作方案》《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服务标准》《上海市关于政府购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参考流程》《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主体资质标准》《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监督管理办法》《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费用参考》以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全委托管理服务合约参考文本》等标准和规范的初稿。随后，又广泛征求区县、街镇、市民代表意见，先后邀请区县文化行政部门、街道（乡镇）、基层文化工作者、本市文化领域专家、媒体召开8次座谈会，召开4次市民代表听证会，并分别发函到各区县文化管理部门征求意见，对标准和规范文件进行完善和修改，经18次修改，形成了《关于推进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的工作方案》及各项标准、规范(10)。
2015年4月，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向各区（县）正式下发《关于推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的若干意见》《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服务标准》（2014版）等相关文件，组织开展现场会议，通过文件解读，全面部署推进全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工作。同时，以国家和市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为契机，选择徐汇、浦东、嘉定等区全面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在其他区县选择部分街道（乡镇）参照三种管理模式开展专业化、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积累经验，探索示范。
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面向全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推进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对中心城区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满载率为核心来指导工作推进，对郊区强调通过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组织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合格社会主体的活动，营造社会组织培育的社会氛围。经专家评审，建立市级合格社会主体推荐目录清单，并对列入清单的社会主体开展公共文化业务培训，提升其专业资质和管理水平。2014年11月，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的合格社会主体(11)，共有60多家企业和社会组织报名。2015年，经过专业评审，共有31家单位分别获得全委托管理、场地设施委托管理、活动项目委托管理的合格主体资格。(www.xing528.com)
表3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合格主体推荐目录（2015版）(12)
（续表）
（1）推进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文化团队建设
社区居民是文化活动的主体，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普遍结合社区居民的爱好及特长，引导居民组建多样化的文化团队，构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民自治的基础。例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组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码头号子表演队，并形成了三个梯队，每年创作编排新号子节目，曾荣获得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原生民歌多人组合银奖，并赴德国、巴西等国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街道还成立塘桥社区围棋队，有500名左右各类梯队成员，在社区8所幼儿园、中小学开设公益围棋兴趣课，进一步普及青少年围棋运动；街道建立扯铃俱乐部，23个居委都成立扯铃队，参与居民达数千人(13)。数量庞大的居民文化团队成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民自治的抓手。
（2）探索建立居民文化团队的自我管理机制
为了促进居民文化团队的可持续发展，激发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创造意识，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断探索，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例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注重发挥等级团队的示范、引领功能，加强等级团队培育管理。中心制定了等级团队评定标准，每一支团队建立一本团队活动记录册，并按等级给予专项活动经费；每年2次培训、2次检查和1次学习交流。截至2013年底，文化活动中心共有等级团队46支，占全街道166支文体团队的28%。以等级团队引领，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发挥了“一支团队就是一支志愿者队伍”的精神，积极参加社区各项公益活动(14)。
（3）构建文化志愿者服务网络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化志愿者是志愿者队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文化知识或文化、艺术及体育等技能自愿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文化艺术服务的人。上海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探索文化志愿者服务上形成了一系列经验。
一是组建多样化的文化志愿者团队。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除了鼓励普通居民自发组织文体志愿者团队外，还根据社区独特的居民资源组织有特色的文化志愿者服务。如徐汇区天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以文化名人为引导，帮助居民文化团队提高业务水平，激发其自主学习和管理意识。天平社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名人名家资源，秦怡、周小燕、尚长荣、陆春龄、任桂珍、何占豪、茅善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都居住或工作在天平社区。为了积极发挥文化名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于2007年5月11日正式成立了天平社区文化名人服务指导机构“名家坊”，30余位电影、戏曲、音乐、主持领域的“坊”间名人倾情加盟、无私奉献，给社区文化注入了无限张力。据统计，“名家坊”成立近六年多来，共举办演出、讲座、辅导活动百余场(15)。又如松江区新桥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加强对社区专业文化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充分利用社区内的虹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歌舞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电影译制厂、区艺术中心等资源，不断提升虹桥社区群文作品的质量。再如，长宁区虹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整合资源，邀请上海社区乐队、首届妈妈咪呀选秀节目人气选手、古北民星艺术团、社区内的中外文艺爱好者等参与本社区的志愿文化服务，让社区居民享受到丰富的中外文化大餐(16)。上海目前已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志愿者队伍。
二是建设文化志愿者团队管理机构。如嘉定镇街道文体中心自2005年培育团队以来，坚持政府扶持、团队自治的办法，唤醒市民的文化自觉性。到2012年底建成各类文化志愿者团队221支，织就了一张以政府为主导、社区文化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有效保障了嘉定镇地区市民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为了推进居民自治管理水平提高，2012年5月，嘉定镇街道开创性地成立了由民间文化志愿者组成的一个自治组织——“聚乐轩”文化志愿者管理委员会，“聚乐轩”在筹备过程中，通过各社区文化站、文化团队推荐人选，由来自嘉定镇街道的30位群众文化志愿者成为“聚乐轩”的发起人，并参与到筹备工作中来。通过大家长达5个月的多轮推选，最终选出由一个会长、一个常务副会长、六个分别代表音乐、舞蹈、戏曲、读书、摄影、书画的副会长，以及不同文化团队队长组成的18个委员的“聚乐轩”首届理事会，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秘书长由文化中心主任兼任，成员为文化中心群文组全体成员。“聚乐轩”另设文化巡防队和文化指导队，分别监督、反馈和指导各会开展活动。“聚乐轩”自成立之日起就参与到文化中心大楼的管理，为所有文化团队提供规范管理和贴心服务，参与社区文化团队的等级评判、奖励办法制定、活动设计安排等，使200多支团队广泛交流、良性互动。同时，“聚乐轩”设立评估机制，如有的团队内部管理不善，无法承担对外演出任务，“聚乐轩”会对其进行“劝退”，或相应减少其使用场所的时间，将资源“挪”给其他团队，而各团队对此评判也相当“买账”(17)，用这种方式促进了资源的优化整合。又如在杨浦区文明办的指导下，延吉街道和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动社区志愿中心建设，拟成立延吉社区志愿中心，由分会秘书长（文明办主任）任中心主任、青年家园负责人任副主任，街道与青年家园安排专人实施日常管理。在工作分工方面，区文明办做好整体指导工作，把握中心的发展方向；延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负责指导和支持中心工作，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青年家园根据区、街道的需求，具体负责志愿中心的规划设计、项目引进、管理运营、日常督导、项目评估、活动开展等，加强党政部门与社会组织的有效互动(18)。
三是制定文化志愿者管理制度，指导文化志愿者服务。例如徐汇区的群众文化志愿者工作队伍目前已有3 557人，占常住人口的千分之三。其中，区级志愿者队伍人数达1 131人。徐汇区制定了《群众文化志愿者管理办法》来指导志愿者开展服务工作，在文化志愿服务工作中也涌现出许多志愿模范。77岁的徐月琴老人连续8年参与徐家汇公园星期音乐会志愿者服务，被评为徐汇区2010年度群文优秀志愿者；退休日语教师李遇玫连续10年来在区图免费开设日语辅导班，2011年3月份被评为2010年度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十佳志愿者”，群众文化志愿者队伍成为了徐汇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19)。
上海一向重视“互联网+”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运用。为解决线下公共文化服务时间、空间限制的问题，有效整合各条线公共文化资源，上海启动“文化上海云”建设项目，综合运用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将市、区（县）、社区三个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纳入一个总的门户平台，并与国家数字支撑平台对接。市民通过电脑、手机、移动终端和电视接入，只需在门户上点击相应服务模块，就能快捷地享受文化服务内容，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20)。“文化上海云”已于2016年3月26日正式上线。其中，嘉定区积极建设“嘉定文化云”平台。例如，嘉定菊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云上订餐”平台深受居民喜爱，居民还可通过“菊园有戏”微信预约自己喜爱的文化活动，也可以通过微信、云平台预约场馆，改变了过去往往是固定团队使用场馆的情况，促使各类社会力量不断提升管理水平(21)。社会力量的文化聚合平台已经从实体设施逐步向网络延伸。
上海市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数量众多，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在《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服务标准》（2014版）及相关配套文件指导的基础上，需结合实际探索具体方式。
要广泛宣传文化类社会组织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让众多自发成立的文艺团队组织形成要升级转型为文化类专业性社会组织的认知，促进该类型社会组织的数量增加；简化社会组织的登记手续，清除其在成立方面的程序障碍；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项目要向专业性社会组织倾斜，培育其发展壮大，促进服务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在已制定的《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服务标准》等配套文件的指导下，促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的合同条款设置合理化，确保专业性社会组织获得供给充足、稳定的资源保障，使其获得行使职能的独立性，避免社会组织对行政体制资源的强依赖性。同时，通过合理的合同约定，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的实现。当前，尤其需要重视契约精神的培育和推广，避免合同任何一方的随意毁约等行为。
上海市推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探索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发展，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提高。今后，拟每两年修订一次实施方案，以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2016年4月，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公共文化处已经启动了全市性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各区已组织专门人员，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实地调查等方式，对全市各个社区文化中心的管理模式进行全面摸底，在收集数据、掌握全面情况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改进实施方案，促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工作取得更好实效。
(1) 本文为夏洁秋主持的2014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成果。
(2) 作者简介：夏洁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3) 蒯大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文汇报》，2014-02-25。
(4) 孙本刚：《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研究》，同济大学，2006年。
(5) 上海市文广局公共文化处提供数据。
(6)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基本数据。
(7)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基本数据。
(8)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9)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基本数据。
(10) 具体内容见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下发的文件。
(11)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相关主体征集公告》，《新民晚报》，2014-11-28。
(12)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合格主体推荐目录公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2015-2-5。
(13)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14)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15)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16) 同上。
(17)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18)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19) 同上。
(20) 《申城公共文化15分钟服务圈不断完善》，《解放日报》，2015-7-2。
(21)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模式研究》课题调研获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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