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武刚(2)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在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心下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发挥着先锋和引领作用。为了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公共图书馆理应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在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进一步改革创新,先行探索,率先示范。
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国家政策法规出台,还是实践层面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都表明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显示了其重要地位。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公共图书馆始终承担着建设重任,勇于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锋。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陆续出台的统领全局、宏观指向的综合性政策和深化改革、微观着手的专门性政策(见表1),都有图书馆承担的创新任务。
表1 近年公共文化领域若干重要政策
从表中可以看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作为确立中国特色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综合性政策,除了把图书馆视为公共文化设施,并对其作常规要求之外,还在重大改革创新事项中点出了其专门任务:如城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方面,要求图书馆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加强对农家书屋的统筹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要求公共图书馆统筹实施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各类项目,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创新运行机制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方面,首推公共图书馆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专门性政策制定更是突出了图书馆的任务和内容。例如,“十三五”规划中,国家文化主管部门除了出台综合性的《“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还沿袭“十二五”规划传统,出台了图书馆专项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但是相同性质的文化馆、美术馆却没有专项规划,博物馆也只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占有一席之地。又如,社会化发展、文创研发、志愿服务、总分馆制、全民阅读、数字化建设、治理方式创新等专项改革创新方面,都有针对公共图书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甚至与图书馆联系不甚紧密的《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公共图书馆在基层设立服务点、提供数字图书馆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构筑起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法律制度,首先对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概念作出界定:第二条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第十四条明确指出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图书馆位居所列举的16种设施类型之首,可见其重要地位。
在我国,为上述各类设施专门立法的,目前只有图书馆领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考虑到立法资源有限,图书馆能够专门立法,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其重要性。
《公共图书馆法》作为全面构建现代图书馆制度的专门法,首先呼应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规定,把公共图书馆定性为公共文化设施(法律第二条),更进一步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第三条),以法律的名义直接明确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011年起,文化部、财政部联手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旨在探索经验、提供示范,更好地研究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截至2018年底,前三批示范区已经创建成功,第四批示范区正在创建。
从前三批示范区创建内容来看,图书馆都不可或缺,设置了相当多的指标,占据了较多的份额。以第一批示范区创建验收标准为例,东部地区有30项76个指标,中部地区有29项72个指标,西部地区有25项61个指标。其中,与图书馆直接相关的指标均有25个,占指标总数的35%—41%;根据验收标准计算指标分值,约占总分值的29%—32%。如果将与图书馆间接相关的指标分值也统计在内,则占总分值的40%左右。第二批、第三批示范区验收标准有所调整,但最终的指标设置和分值控制与第一批基本相当,图书馆依然占据较高比重。图书馆在国家级示范区创建中占据重要地位,份额较大,反映了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承担重任,不可或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内容繁多,涵盖宽广,有学者用四个词组来概括,即均等化、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公共图书馆在这四大领域都卓有建树,始终走在前列,起到引领带头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图书馆“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服务”,这是国际图联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向社会传递的图书馆行业职业理念,与均等化要求一脉相承。我国图书馆界认同这一国际理念,在公开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中,确立了“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总分馆制建设,是落实均等化要求的最佳实践,旨在把优质资源与服务延伸到基层,覆盖区域内所有公众。总分馆制建设,在我国图书馆领域率先探索。2000年“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工程建设,催生“总馆”“分馆”雏形;2003年佛山禅城区图书馆第一家分馆挂牌成立,开启了总分馆制建设先河;此后在国家政策和行业协会推动下,图书馆总分馆制在全国兴起建设热潮。2011年,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成为了国家推荐标准,并被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2017年被写入《公共图书馆法》。
图书馆为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提供了参照与借鉴。2011年重庆大渡口区启动“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开启了我国第一个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2013年嘉兴市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中,探索以“人”为纽带的中国特色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为全国树立了榜样。2016年中央五部委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总体来看,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领先于文化馆领域10年左右。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主要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一系列具有约束性的标准来实现最佳秩序和最佳效能。标准化工作所确立的业务规范,如运营管理、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绩效考核等,有助于形成长效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良性发展。
从具体行业来看,目前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领域都建立了服务方面的国家标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于2011年12月31日发布,自2012年5月1日起实施;《文化馆服务标准》于2016年8月29日发布,自2017年3月1日起实施;《博物馆开放服务规范》于2018年9月28日发布,自2019年4月1日起实施。三者相较,图书馆领域服务标准建设要领先于文化馆、博物馆5—7年。
另外,从各行业已发布的标准数量来看,图书馆领域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起草工作,截至2018年底,发布了16种国家标准和30种行业标准,基本完成标准体系布局工作。文化馆领域由全国文化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起草工作,目前只发布了2种国家标准,缺口还很大。博物馆领域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兼带负责相关标准起草工作,虽然目前发布了50种国家标准和84种行业标准,但主要涉及文物出境审核、考古挖掘、文物保护等方面,直接与博物馆展陈及服务相关的标准还不多。可见,图书馆领域标准体系建设也走在文化馆、博物馆前面。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主要依托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传播利用的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复杂性决定其合理应用,首先需从理论层面加以研究、提高认识、科学把握。
根据CNK I收录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领域的数字化研究论文进行统计(以“篇名”中含“图书馆数字化”或“数字图书馆”、“文化馆数字化”或“数字文化馆”、“博物馆数字化”或“数字博物馆”内容,按“期刊”类型分别进行检索,检索日期2019年1月31日),结果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领域的数字化研究论文最早出现于1994年;1999年起突破了100篇,并急剧增多,2001年起突破了500篇;2002年至2013年,每年都有800篇以上;2014年起逐渐回落,2017年降至400篇以内。可见,图书馆领域的数字化研究开始较早,研究成果较丰富。
表2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各领域数字化研究概况
博物馆、文化馆领域的数字化研究,明显落后于图书馆领域。博物馆领域的数字化研究文章最早出现于2000年,但一直不温不火,2015年达到峰值47篇;从2000年至2018年累计产出385篇。文化馆领域的数字化研究更为滞后、产出数量更为稀少,2013年开始才有相关研究文章,至2018年累计产出34篇。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紧密关联,图书馆在数字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数量居高不下,也从一定程度反映了图书馆数字化应用的繁荣兴盛。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是指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旨在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需求。近些年来,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设施设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领域都有所覆盖,很难分清谁先谁后、谁多谁少。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家出台宏观层面的政策,营造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微观层面,推动机构改革,创造出适合社会化发展的开放包容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就是社会化发展的一项关键制度,旨在增强机构的自主发展权,释放机构的内在活力,激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现代治理方式。
2014年7月,国家文化主管部门部署了在全国开展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试点工作,要求各省文化行政部门分别确定8—10家单位(每类公共文化机构都有1—2个试点单位)作为该省的试点单位,并从中选择1—2家单位推荐为国家级试点候选单位。2014年9月,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在各省申报推荐的基础上,经过专家评审,确定10家单位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详见表3。
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到,总共10个国家级试点单位,图书馆有7个,博物馆有2个,文化馆有1个。试点探索一般选择有能力、比较成熟的单位来进行。这份名单经过层层筛选得出,最终图书馆占据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了图书馆的实力得到管理者和专家的共同认可,在机构改革试点探索中,当仁不让成为现代治理方式突破的首选。
表3 2014年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
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也为图书馆创新发展指引了发展方向。近些年来,公共图书馆主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空间布局和活动组织等方面有所拓展。丰富服务内容、提高公众参与度,成为新时代图书馆创新发展的一大趋势。
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首先体现在“馆中馆”设施布局,即在公共图书馆空间内设置其他功能场馆,提供图书馆功能之外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我中有你”现象。如兼具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设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它是依托于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正在兴建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将在馆内设置上海通志馆,形成资源集聚和辐射效应。杭州图书馆在馆内设置音乐馆,配备顶级音响,提供经典艺术欣赏,很多图书馆争相效仿。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标配的展览馆(展览区域),经常提供视觉艺术展陈与相关活动,成为艺术普及重要场所。
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其次体现在“馆外馆”设施建设,即在其他场地内设置图书馆(室),提供图书借阅服务,形成“你中有我”现象。如苏州图书馆主动出击,在文庙、书院内设置分馆,在妇儿中心、少年宫内设置分馆,在学校、医院内设置分馆,让图书馆无处不在。铜陵市图书馆在博物馆、公园、社区内设置“阅读点”,让阅读服务更亲民。深圳盐田区图书馆在临海的旅游风景区嵌入“听海图书馆”,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内设置图书馆(室),提供书报阅读及上网服务,则已经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基本要求。
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还体现在图书馆与其他文化设施集聚建设,形成“你我相连”的“馆连馆”现象,方便公众一站式获取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如泉州市新建的公共文化中心,将图书馆和科技规划馆、工人文化宫、大剧院汇聚在一起。江阴市文化中心,将图书馆、少儿馆与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大剧院建在一起。县级图书馆与文化馆比邻而建,甚至“合二为一”,更是屡见不鲜。当然,文化设施集聚建设是否合理,业界尚有争议。
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还体现在吸收、借鉴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要素,设计和开展主题特色文化活动,让图书馆阅读服务变得充满吸引力。
上海图书馆组织开展阅读“马拉松”竞赛,激励读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数量阅读任务,让阅读成为一种带有仪式感的社会活动,带动更多人参与。不少公共图书馆借势人气爆棚的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配置专门设备,提供个性化“朗读”服务,吸引公众参与。活跃在街头巷角的“快闪”艺术,也时常出现在图书馆,引起广泛关注。在图书馆听音乐会、看电影,跟志愿者学画画、写对联等公共文化活动,更是比比皆是。
浙江公共图书馆界联手策划的“4·23图书馆之夜”,浦东图书馆组织的“跨年奇妙夜”,更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地方民俗文化、西方经典文化融入阅读活动之中。公共图书馆变身为综合性场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成了广大社会公众的欢乐海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中央强调“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广大农村地区无疑是发展最不平衡不充分的薄弱区域,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任务最艰巨的重点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关乎民生事业,对于人口众多、农村居民比重较大的中国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提升全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
《公共图书馆法》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赋予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横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既包括由政府主导、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阅读,也包括由市场主导、满足个性特色需求的商业阅读。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主导的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公共阅读服务。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建设充满困难和挑战,但也为图书馆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力军,公共图书馆始终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拥有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丰富经验,理应积极贯彻党中央要求,重心下移,面向农村基层,统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建设,不断提高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为农村居民创造美好生活。这也是新时代赋予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点任务。
阅读设施是提供阅读服务和开展阅读活动的有效载体,构建全面覆盖的阅读设施网络,是实施农村阅读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保障。经过多年规划建设,“乡乡有文化站、村村有文化室”已经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配。文化站、文化室通常内设图书馆(室)、农家书屋,是提供阅读服务的主要设施。但农村地域辽阔,居住分散,很难覆盖所有居民。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兴起了一批居民集中居住区,但相关配套未能及时跟上,存在不少阅读“空白点”。
构建全面覆盖的公共阅读设施网络,在盘活存量基础上,重点是做好阅读设施增量建设,可从以下方面谋划创新。
一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内设的图书馆(室),向周边农村居民开放。在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每到周六、周日,江桥小学图书室就成了附近居民的“周末书房”,这里环境好,离家也近,孩子爱来。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曾发文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以缓解体育场馆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村公共阅读也同样存在供给不足问题,可参照建设。
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共享自有设施,提供阅读服务。如玉环市图书馆与当地农商银行合作,在乡镇银行服务网点大厅内共建“农信书吧”,提供图书借阅和通借通还服务、开展阅读活动。温岭市图书馆在农村偏远地区的农民家里设立分馆,纳入统一网络平台,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阅读服务。
三是鼓励社会力量自筹资金在农村设立图书馆,提供公共阅读服务。如位于北京郊区怀柔小镇的篱苑书屋,就是由香港一家信托基金资助建立的民间公益图书馆。位于南京郊区桦墅村的嘤栖书院,也是一家在政府支持下成为全民阅读基地的民间公益图书馆。
阅读设施建设,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应当互联互通,形成服务网络,互通有无,发挥体系效应。
拥有丰富的阅读资源,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是阅读设施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农村基层财力有限,阅读资源普遍不足。近些年来,中央各部委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有不少资源下达基层。但由于条块分割、职责不清,往往导致各自为政、分散运行、多头管理、甚至重复建设的混乱局面。因此,公共图书馆要主动作为,统筹农村阅读资源整合建设,重点在以下方面开拓创新。
一是深入推广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由县级图书馆整合区域内公共阅读资源,特别是农家书屋资源,实行总馆主导下的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地市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给予必要支持。
二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利用国家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和资源,研发数字阅读产品,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农村居民利用。
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采购、交存、捐赠、众筹等方式丰富资源供给,融入农村公共阅读资源供给系统,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在农村阅读资源整合过程中,图书馆要起到统筹组织作用。图书馆应制订规范,形成制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此外,它还应科学建设,以求效益最佳。
新时期农村公共阅读,要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无论是阅读环境硬件,还是阅读服务软件,都要超越“温饱水平”、建立在全面小康时代高标准之上,提供品质化阅读环境,可以着手在以下领域重点突破。
一是硬件设施建设标准化。如今的农村基层,不再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艰苦阅读年代,农村阅读设施建设也需要城乡一体化,以城市的高标准打造高品质阅读环境。嘉兴市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对乡镇分馆、村社区分馆、流动站的建筑面积及硬件配置都作了详细规定和底线要求。在实际运行中,对乡镇分馆又要求标配独立的少儿服务区域,提供专门服务,促进城乡阅读服务一体化。
二是阅读服务规范化。乡镇图书馆(室),是农村地区最为重要的公共阅读设施枢纽,上接县级图书馆,下辖村社区图书室。宁波市出台了《乡镇(街道)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规范(DB3302/T 1074—2016)》,对服务规范作了细化,包括服务原则、服务公示、开放时间、外借服务、咨询服务、数字服务、读者活动与终身教育、未成年人服务、老年人服务、延伸(流动)服务等,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品质固化提供了参照。
三是阅读活动城乡一体化。“服务活动化”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图书馆服务的重要趋势之一,高质量的阅读活动,是实现高品质服务的重要方式。苏州吴江图书馆打造的“阅读齐步走”项目,将县级图书馆培育孵化成功的“悦读彩虹堂”“故事妈妈”“经典诵读”“妈妈俱乐部”“伴子成长”等多个亲子阅读品牌活动,延伸至乡镇、村社区基层服务点,让农村孩子享受到城里孩子一样的服务。
阅读环境的品质提升,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为农村创造了美好生活的追求目标,图书馆在这方面大有可为。(www.xing528.com)
图书馆为农村居民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和科技知识,有助于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改变农民落后观念,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图书馆可在以下方面统筹推进、创新发展。
一是常态服务供给。确保阅读设施正常开放,根据农村居民生活习惯和工作特点,实行错时开放,方便利用;鼓励应用现代科技,解决开放时间不足、服务人手不足等老大难问题。如张家港在村社区设置了“永不打烊”的图书馆驿站,利用智能管理、无人值守和志愿服务,有效地提高了设施利用率和图书阅读率。
二是特殊群体服务。在农村有大量的留守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图书馆为这些特殊群体提供专门服务,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素养。贵州在全省创办了2万多个覆盖城乡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读书读报、宣讲政策。重庆图书馆联合区县图书馆、社会力量共同打造了面向农村留守儿童的集群化服务平台——“蒲公英梦想书屋”项目,借助平面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介等媒体资源,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各类特色阅读活动,丰富留守儿童精神生活。
三是助力经济发展。挖掘农村传统文化、地方文化资源,形成地方特色IP,融入图书馆文创研发产品,广泛传播,打响知名度,促进文旅融合,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公共图书馆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助力,是《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列举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村地区幅员辽阔,类型多样。因地制宜、创造发挥,图书馆在农村地区统筹阅读服务供给,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后劲。
开展阅读服务,离不开人员支持。人员专业能力决定了服务质量水平。县级图书馆应加强对县域阅读服务队伍的统筹建设,地市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甚至国家图书馆提供课程、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积极打造一支活跃在农村大地,具备专业能力的专兼职队伍,重点可在以下领域创新突破。
一是专兼职队伍业务培训,借力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对区内阅读服务专兼职人员组织统一培训。县级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等专业教材,借助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图书馆等远程培训资源和网络直播平台,通过集中授课、跟班学习、组织研讨等方式,帮助学员掌握专业知识,提升服务能力。
二是阅读推广人培训,为有志于投身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推广的各类志愿者,量身定做相关课程,规范教学流程,强化培训效果,提升专业能力。
三是引导农村居民自我服务,发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农村居民参与公共阅读服务项目规划、建设、管理和监督,形成共同参与、多元联动、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格局。
综上所述,公共文化服务是民生事业,建设更好的图书馆,能为社会公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新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因此乘势而上,得到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积累了数百年的专业经验和实践基础,具备鲜明的行业特征和服务特色。因此,公共图书馆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潮流中勿被裹挟,坚持自我,需要紧紧依托行业共同体,时时反思得失;在现代科技冲击、服务变革的转型洪流中勿陷迷失,保持自信,需要以法律为基础,以人民为核心,秉持科学精神,以专业理念为基础,主动创新发展,推动图书馆事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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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BTQ015)研究成果。首发于《图书馆》2019年第5期。
(2) 作者简介:金武刚,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教授,研究方向:图书馆法治与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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