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絮语：大唐余辉展示长沙窑瓷器精品

◎佚　名

长沙窑是20世纪50年代新发现的一座唐代窑址。据考古资料证明，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尽管如此，长沙窑却是以烧制釉下褐、绿彩与模印贴花为其主要特征，与岳州窑青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定名为“长沙窑”是大多研究者的共识。

中国瓷器经过了从青瓷到白瓷，又从白瓷到彩瓷的三大发展阶段。以氧化铜、氧化铁为瓷器装饰原料，在唐代就已经流行，“唐三彩”陶器、越州窑青瓷、邛窑青瓷等都广泛采用。青瓷以氧化铜与氧化铁为装饰材料，要求必须在氧化焰中烧成。这是因为氧化铜在还原焰中烧成红色，而只有在氧化焰中才能烧成绿色。但以此法烧成褐绿彩，只有湖南长沙窑烧制的最为理想。因此长沙窑的出现与釉下彩的烧成，应当说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这是长沙窑对中国陶瓷史做出的巨大贡献。

唐代瓷器产业的发展及海上交通的开发，使当时瓷器的外销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沙窑与唐代其他灿烂的优秀文化一样，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而愈加丰富多彩。长沙窑瓷器步入外销的行列虽然晚于邢、越两窑，但它不同于邢、越两窑在瓷器造型与釉色上仍保持着中国传统风格，而是极力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追求、迎合销往国的爱好和需要，所以它后来居上。考古资料证明，凡是出土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伴有长沙窑瓷器的出土，形成了越窑青瓷、定窑白瓷与长沙窑瓷器的“三组合’，成为 9世纪初至10世纪初我国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这种“三组合”式的瓷器在日本、朝鲜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有出土；伊朗的西拉夫遗址与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越窑青瓷。由此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在当时我国出口瓷器“三组合”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大约在8世纪七八十年代至8世纪末之间，广州至波斯湾航线开通以后，我国销往海外的瓷器，绝大多数就是沿着这条海上航线输出的。在波斯湾作为伊斯兰时代贸易港口的西拉夫，最繁荣的时期是在9世纪至10世纪中叶，其出土的中国瓷器应属晚唐、五代时期，且以长沙窑瓷器为最多，其中模印贴花壶与双耳罐尤具代表性。在伊朗尼沙布尔遗址、伊拉克萨马拉遗址、日本西僧房遗址等均有典型的长沙窑瓷器出土。自长沙窑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多次调查以及大规模发掘，所获资料也十分丰富，其窑址出土了多件带有纪年的遗物，为研究长沙窑烧瓷的历史以及长沙窑瓷器的外销年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些珍贵的实物与上述各国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相互印证，表明其时代是相吻合的。(www.xing528.com)

《大唐余辉——长沙窑瓷器精品展》

长沙窑是一个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因此，它的兴衰必然与我国瓷器的外销状况直接相关。入宋以后，我国瓷器的外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窑场纷纷从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把窑直接建在港口附近。随着外销瓷产地的转移，外销瓷的品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来沿海地区的越窑青瓷还继续生产，但龙泉窑青瓷的兴起与大量生产，逐渐代替了越窑青瓷，成为主要的外销瓷器。同时，江西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也加入了外销瓷行列。于是，内地的定窑白瓷与长沙窑瓷器，便逐渐退出了外销的历史舞台。长沙窑因是以外销瓷生产为主的瓷窑，所以，随着外销瓷产地的转移便逐渐衰败下来。然而尽管由于上述客观因素使长沙窑过早地退出了中国陶瓷的历史舞台，但长沙窑不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篇章，而且在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史和人类艺术史上也留下了它浓墨重彩的一页。

此次举办的《大唐余辉——长沙窑瓷器精品展》是湘粤两地文化交流的一次尝试，也是我馆“中国名窑瓷器系列展”的开篇之作。

◆第25辑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