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凌云
汉代是中华文化的成熟期,“汉族”、“汉字”、“汉语”、“汉方”(日本人对中药的称谓)等说明了这一时代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影响之深远。而以时代——“汉”来作为文化的基本载体在世界上也是唯一的。汉代也是最具魅力的一个文化时代,总结这一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的文化特点,可以说是刚劲而富有理性: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到汉武帝的“兰有秀兮菊有香,怀佳人兮不能忘”的《秋风辞》;从马王堆帛画到“滇王之印”;从满城中山靖王陵到狮子山楚王陵,无不展示这一时期文化的深沉雄大。南越王墓可以作为这一特色的集大成者之一。
具体到虎而言,作为自然界中的威猛之物,经过中国人艺术的想象和富有哲理性的加工,形成了它独有的图案美和造型美,并且被作为神灵从思想观念上完全地固定下来——包括动物原型、颜色、方位等,有汉长安未央宫出土的四神灵瓦当为证。南越王墓出土的虎文物也正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观念文化,这些文物精美的质地,娴熟的刀工(铸工)、成熟的构思,展示了汉代生产水平之高和国力之强盛。而这些奇珍异宝能汇集于当时尚属边陲的蛮荒之地的南越王墓,其意义应远不止于此,它至少还说明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汉文化的辐射力之广。南越王墓出土的“帝印”玉印上的螭虎钮、大量玉剑饰上虎的造型,从布局和形象看,基本来源于中原地区,在徐州的狮子山汉墓也出土有类似的虎的形象。从史书的记载、出土文物和后来的学术研究看,汉朝文化的辐射范围,东到日本、朝鲜,北达内蒙古,西至葱岭,南至东南亚,这一地区被称为“人类伟大的地理单元”,而这一单元,真正地以政治和文化的意义联为一体,正是自汉王朝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汉王朝国力前所未有的雄厚,处于同时代的巅峰状态(汉王朝的政治管理体制亦如是);二是汉文化自身的包容度之大、感染力之深。这和明代以来的闭关自守、内部自我调节的文化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南越国所处的岭南以前曾是楚的统治区域,所以出现了虎节这类楚文物,与之相类的,还有大量的楚的器物和纹饰出现于南越王墓,从地理意义而言,这是容易理解的。汉文化(狭义的地域文化)也是楚文化的继承的发展者。可不可以这么认为,越文化和汉文化是同一源流的楚文化的两个支流。另外,此地也应受到其东北面的吴越文化的影响。(如句鑃,似是吴越乐器,记得绍兴地区有类似的出土),因为此地在新石器时代(石峡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之大,其原因让人不易理解。
错金铭文虎节
第三,南越王墓的虎文物基本不具备“越人操蛇”类的本地区特色。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有翼老虎的形象,学者认为是楚王国的象征。这似乎与商周时期的虎族和虎方国有一定的因承关系,甚至可以作为图腾崇拜的证据(而南越地区没有虎图腾);云南石寨山滇人墓中出土的二虎欲吃牛的形象应是当地生活的写证。也就是说,南越国尚没有形成(以后也没有)有自己特点的虎文化。(www.xing528.com)
第四,南越国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有所突破,如兽首衔璧玉珮,其左侧的螭虎形象在玉雕整体中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手法,可以说是南越国工匠的一种创意。
虎文化在中国文化的源流里有独到的地位。它不同时期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对它由恐惧(吃人)到欣赏和敬畏(吃兽),再到膜拜和亲近(人的保护神)的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虎多出现在青铜器上,且多是吃人形象,(即使是最为祥和美满的凤呈现的也有攫住人头的形象),如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尊,肩部有一虎用口咬一怪人;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有两虎争食一人头的纹饰;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鸟兽龙纹壶,腹部有虎食人的浮雕,还有著名的虎食人卣等等。此后出现的多是虎吃动物(羊、鹿、牛)的形象(与此相类,有熊噬马),汉代以后的虎形象,走入工艺美术的境界,越来越富有人性,不再吃人吃兽,而变成了一种保护神。其构思则多展示了温馨的生活气息。即使如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龙虎斗”金虎带钩,也绝对看不出生死搏斗的气氛,倒像是两只顽皮的幼兽在嬉戏,龙虎并体玉带钩展示的是祥和、满足和富态(包括“龙凤呈祥”玉珮也是这样)。
虎的文化因承到今天,保留得全面和完善的地区,除了西南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彝族、白族、哈尼族外,有文化延续和整套完善的习俗观念和纹饰图案的,主要集中在陕西、山西的一些地区。如山西襄汾县清明节祭祖供“虎子馍”;陕西华阴县用虎馍祭祖;陕西凤翔六营的民间彩塑有大量扑虎、卧虎的形象,大荔县婚俗中有“老虎花糕”等等。特别是晋、陕地区流行的虎头帽、虎头鞋,其实质意义和图案跟宋金时期长治窑生产的虎形瓷枕没什么两样,说明了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生命力之强大。山西长治窑的瓷枕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无论是造型、施釉还是彩绘,都能给人一见不忘的印象,特别是虎形枕。长治窑是诸多窑系中生产虎形枕最多,最具特点的一个。某种意义上展示了这一地区千年来的崇虎习俗和婚嫁民俗。南越王墓的几件长治窑虎枕能说明这一点。
除了山西窑受习俗观念的长期影响而大量生产虎形枕外,河北磁州窑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至少它汇集了传统文艺中诗、词、画、赋、格言等多方面的内容,当然也展示了这一时期的时尚。其绘画内容和布局及笔法体现了受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达到巅峰)统治下的宋代平和、中庸、清淡的风格。而目空一切、呼啸生风的老虎几乎不列入绘画主题,倒是在其之后的金代,受北方刚劲质朴的少数民族风格的影响,虎以粗犷、凝练的形象进入了磁州窑的陶瓷艺术中,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一件金代磁州窑虎纹枕,可以作为这种文化影响的佐证的,是馆藏的另两件虎的造型枕,一为酱黄釉枕,一为三彩枕,它们的制作年代都是金。
◆第3辑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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