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社会具有很深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探求前进的方向。
什么是中华法律文化呢？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法学堪称这一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瑰宝，它影响所及，绝不亚于西方法学文化。中华法律思想，特别是证据方面的思想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回顾和慎重思考的问题。
许多专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主导思想作过阐述，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都没有离开儒家思想统治下的礼法结合这一基本观点。有的更把它归结于“德主刑辅”四字。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将“中华法系”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私法规定少而公法规定多；二是法典所规者，非必行法也；三是中国法多含道德的成分也。外人评析我国法律虽比较客观，但仍属表象，未及实质。法史学界著名专家陈顾达先生提出：礼教中心，义务本位，家庭观点，保育设施，崇尚仁恕，减轻讼累，灵活其法，审判有责是中华古法律文化的八个重要特点。这反映了中华法律文化的某些情况，但没有抓住其本质，也非理想之说。张晋藩教授在80年代曾对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作过概述，他认为主要特点是：第一，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也融合了道、释的某些教义。第二，“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第三，立法权与司法权始终集中于中央，司法与行政合一。第四，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与民刑有分，诸法并用。第五，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原则。
当然，上述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法律文化的特点，在帮助我们考察我国法律现状方面不无裨益，但仍很难把握其核心和价值体系。
郝铁川教授的《中华法系研究》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将它归纳为三个方面：法典的法家化；法官的儒家化；大众法律意识的鬼神化。[1]不失为真知灼见，作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贡献，对于我们研究现实的法律问题确有重要价值，能够启迪人们的思想，拓宽人们的视野。
纵观数千年的文明史，确实存在三条明显的线索：法律为君主所制，为君主所用，为君主服务，与人民不相干，完全成为人民的枷锁，成为控制人民的工具；法官崇尚儒学，用儒学来奉劝世人，独善其身，实行人治，主观擅断；民众信奉鬼神，相信轮回，善良纯朴，安分守己。如此种种实为中华之不幸，它易使人们懦弱，安于现状，难思进取。因此，中华法律文化对今日司法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瑰宝，又是重负，这就需要分析研究。
从以上中华法律文化的梗概描述中，我们可以摸索到诉讼证据文化的命脉以及它对证据运用的影响。立法上的法家思想，司法中的儒家思想，两者并行，两者矛盾，其结果酿成法律的严厉性，实施中温和与残暴掺和的局面，因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文化，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西方法学思想的影响，更使它进入一个复杂的状态，其主要特点是：
1.立法与执法两张皮，国家所立之法律实施中可以变通，可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力求中庸。甚至有些法律并不执行，立而不用，形成虚拟状态。因而书面之法律与司法活动实际执行之法律并不完全相同，令人费解，但又无能为力。
2.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传统，执法时往往存在法、理、情相互交融，情理为主，法刑为辅，利刃和温情相结合，刑以镇人，礼以治人。这些成为社会默许的执法实践，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得以普遍流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思想难以确立。
3.推行重刑轻民，口供至上，刑讯逼供的证据文化。统治阶级把法主要理解为刑，以刑治民，这与封建社会长期实行土地君主、诸侯所有制有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依据官阶占有土地，因而生产资料基本上掌握在大地主和官僚手中，而为官者一般就是地主，土地和政权紧密结合的体制，使得法律的重心是维护政权。因此重刑轻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重刑，就强调刑罚，强调保卫政权的安全，而证据由于以坐堂问案的方式取得，主要依靠口供，所以刑讯逼供，口供至上得以推行，就很自然。
4.追求司法真实和追求司法公正，为人们普遍的要求，也是开明帝王表面上所倡导的。由于官吏儒化，而儒家思想主张人治，因此要求官员有“仁”与“忠”的品德，有条件地提倡刚正不阿。“包青天”之类的清官成为时尚美谈，民众对司法公正的官吏特别崇尚，追求理想的真、善、美。
5.民众迷信鬼神，信仰轮回之说，着力于自审，给犯罪设下了一道屏障，便于当局统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6.司法运作中的钱刑交易，职位与刑罚交易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不平等思想浸透于诉讼实践过程，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并为社会所接受，因而这一现象，司空见惯，为民所识，不以为奇。
二、法律文化在证据运用中的影响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具有不确定性，但它最基本的是在人们内心形成的意识，是历史的沉积，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起着无形的支配作用。中华法律文化古老而悠长，像一只无形的手延伸到诉讼活动之中，影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和使用。这些看不见的潜能，我们可以从人们的喜恶和格言中发现其踪迹，把握其脉络。主要有：
1.在司法和证据运用体制上实行职权主义，控审不分，侦审不分
法官的权力很大，既是侦查者，主动收集证据，又是指控者，主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同时在庭审中，实行法官中心主义，操纵审判活动，坐堂问案，进行裁判。
2.轻程序，注重追求实体真实(www.xing528.com)
长期以来，法官办案虽有程序，但更偏重实体。在证据上注重证据的实质性证明力，程序服从于证明的要求，注重证据实体证明价值，忽视程序规则，即使违背程序也不大追究。而对追求案件真相，防止冤假错案十分注重。
3.“两重”意识根深蒂固
“两重”即重刑轻民，重口供轻证据。重刑轻民不但表现在私法少，公法多，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诉讼活动中往往以民事开始，刑事告终，用刑事方法处理民事问题。在运用证据活动中对刑事证据要求严格，民事证据意识淡化。口供至上是证据上的特点，将口供地位确认高于其他证据，实行无供不录案，拼命追求口供，刑讯逼供合法化、法律化。这些规定在历代法典中都有记载，并妨碍法律实施，取证方面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4.在思想上“重官轻民”，在法官责任上，“重德轻法”
我国历来是实行官本位主义，看重权力。官与民相比，重官轻民，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导致司法中存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教条。官阶可以折抵刑事处罚，官与民同犯某一罪，处理轻重不同。这一点也影响到今天的执法。总之，在处理上，身份仍然是量刑时可能考虑的法外因素。
5.重情轻法，以情代法，坐堂问案，主观擅断
我国数千年来，重情轻法，以情代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在适用法律时，情理与法相冲突，人们和法官总是站在情理一边，这样的典故不胜枚举，“狸猫换太子”等就是“真理”在情理一边，人心在情理一边的例证。这种潜意识，在现代的法律实施中，无不起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将徇私枉法视为德行，依法办事在具体司法活动中让位于民情、民心。因此，“民情”成为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即“民愤”大小。
坐堂问案，主观擅断是我国数千年办案的模式和传统。中国古代法官习惯运用直觉思维形式。古代王朝都规定法官审案中，“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即要注意当事人的谈吐、气色、呼吸、听觉、眼色等是否正常，利用表情和心理状况来决定是否有罪，虽有某些科学的因素和一定的客观成分，但主流是容易导致主观擅断。有的学者凭此认定：我国古代也是实行自由心证原则，这虽不免有些牵强，但就其主观性而言似有可比之处。一般说来，除了一些被人们传颂的“包青天”之类的伟大人物外，确实多数法官是不深入地收集证据，调查研究的。今天这种传统对我们也具有潜在的影响。比如现实中不少司法人员，总是先确认嫌疑人，然后将其关押，从中发掘线索，而不是搜集证据后接触嫌疑人。因此，“收容审查”就成为司法人员乐于采用的方法。“收容审查”被取消后，目前又用“留置”和变相“拘留”作代用品。
6.民众追求“青天”，要求司法公正，传颂历代清官，贬斥赃官恶棍
我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确有为数不多的清官和“青天”受到人们的敬慕，表明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追求，非常看重司法的清正廉明。“包青天”、“海青天”等一直在人民群众中长期传颂，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具有极高大的形象。这反映了人们的情感，人们的追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它的价值，它显示了我国人民的本性和意向，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战胜邪恶和腐败的力量源泉与精神财富，是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7.“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等民间谚语，反映了民众追求真实，弘扬法制的思想。这些谚语既反映了民情民心，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还反映了人们的法制观念和价值取向。
第一，民众把法比做天网，而且是疏而不漏的。要求法的细密恰到好处：疏，即不可太严、太密，要留有余地，较为宽松。不漏，即指违法者最终受到处罚，不能放纵。法不可太宽、太粗，要有一定力度。
第二，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是能明察秋毫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因此要随时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这对于律已是很重要的座右铭，警示人们遵纪守法，做了坏事总会被神所察知的。
第三，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相信任何不良行为，都是可以查明的，都可以通过调查，收集证据加以查实，并把它归结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警告一切作恶者，不要以为现在还未被追究就能逃避惩罚，只是时日问题，到时候一切皆报。民众这些思想亦反映了人们对于司法的基本观念是健康积极的，维护了法的形象。
8.重视司法人员的权力，轻视对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障。人们心中长期膜拜权力，社会推行官本位体制，因而在司法过程中对于权力的设置和制约一贯比较关注，似乎只要官员严格履行职责正确行使权力就可以公正地处理案件。因此将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看成是证据对象，而并非权利主体。为查明案情，把主要视野放在嫌疑人身上，所谓“师听五声”，拷打逼供，是一贯做法，根本就谈不上对权利主体（被告、证人等）的保护，这种传统意识流毒很深，至今也在无形的起着作用，所以必须克服这种“顽疾”的影响，倡导民主意识，强化对权利的保障，扩大对证据来源的认识，提高收集实物证据的力度，正确地评价证据。
总之，在民众中，关于司法和证据的观念还很多，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成为他们对待司法的态度、价值追求和愿望，成为实际左右法律实施的力量。这些在今天看来，积极的影响是主流。比如重视调查研究、收集证据的思想；追求真实，崇尚再现案件真相，追求司法公正，把法官比做青天的思想；重视法官职责与德行的思想；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思想；等等，对今天查明案情，正确处理案件都有一定价值。当然也有些消极的思想和做法，如重视口供，刑讯逼供，主观擅断，坐堂问案，法官为核心，轻视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特别是在强调依法办事，要求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那种法和情理交融的传统和轻视程序的做法更会表现出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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