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先生：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

龙年正月初一。早晨。大街小巷，宁静人稀。地面上，到处是鞭炮放过的红红纸屑。整座城市，突然变得格外的空旷。

我照例来到曾卓先生的家，给曾卓先生拜年，给薛阿姨拜年。

几十年了。从20世纪的80年代，然后跨越两千年，一直到今天，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我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给曾卓先生拜年。生死无碍，风雨无阻。

先生居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高知楼”。如今已经破旧了。但是，比破旧更令人感慨的，也许是寂寞。记得先生在世的时候，每逢大年初一，前来拜年的各级领导以及朋友学生，络绎不绝。先生家的小客厅里，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曾卓先生身穿他喜欢的大红的毛衣，白发如霜，谈笑风生，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我常常是和宏量一起来，常常会在这里遇到许多文学界的老师和朋友们，先生家就无形中成为朋友们新年聚会的场所。我们喜欢和曾卓先生一起唱歌。常常是薛阿姨弹起钢琴，我们一起放声高唱。曾卓先生最爱唱的，是《青春舞曲》，我和发云最爱唱的，是《伏尔加船夫曲》，伐林有时从外地回汉，他喜欢唱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琴声叮咚，歌声飞扬，农历的大年初一，就在这样的歌声中，显得喜庆而吉祥。

先生远行，一晃十年。每年的大年初一，我照例手捧鲜花，来到这里。清冷的客厅里，只有薛阿姨一人接待我。前几年，客厅里似乎还有狗在活动，后来，是几只猫，薛阿姨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和猫对话。今年来时，客厅里狗和猫都不见了。唯一不变的，是曾卓先生手持烟斗的油画，以及爽朗大笑的摄影。

曾老，我来了。

宏猷给你拜年来了。

曾老果然就来了。我分明听见了他爽朗的笑声。

第一次被曾卓先生爽朗的笑声所感染，是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电视台为先生做一个专访节目，先生便请了几位青年作家，一起去家里聊天。我记得有周翼南、胡发云、方方，还有一位华工的青年诗人。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先生轻松自如地和我们交谈，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先生的仰头大笑，童真，率性，痛快淋漓，常常使我想起乔冠华先生在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时，那样兴高采烈的经典的大笑。在这样的笑声中，一切的障碍，例如年龄、身份、地位、代沟，等等，全都消融得无影无踪，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和曾卓先生全都成了忘年交，坐在一起，就像同龄人那样，就像少年时代的老同学那样，无拘无束地自由地交谈。先生常常说他爱哭，爱流泪，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是一个含着泪水前进的战士。而他最欣赏的诗句，也和泪水有关，那是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只因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先生坦率的自白，我是相信的。在他的诗中，也多次出现过“泪”的意象。他在《凝望》中写过“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也曾在《是谁呢》中满含深情地设问过：“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着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在他的人生的词典里，“泪”不是软弱，不是脆弱，更不是懦弱，而是感动，是激情，是诗情与真情的迸发，是真善美的象征。作为一个诗人，曾卓先生是喜欢用“泪水”这样的意象的。在生活中，他也是容易被许多细小的事情所感动的。遗憾的是，我很少见过先生流泪，相反地，我却经常见到的，是先生爽朗的大笑，那样的率真的开心的阳光的仰头大笑。

在这样开朗纯真的大笑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曾遭受二十多年不白之冤的“受难者”，而是一个历经炼狱、饱经风霜、仍然向往着大海、向往着暴风雨的洗礼的“老水手”，或者，是一只高飞的鹰，“翅膀有时牵引着狂风暴雨，有时托负着白云阳光”；或者，是一只老海鸥，“呼啸着穿越暴风雨”“一生都在浩瀚中飞翔”。我最感钦佩的，是先生很少谈及自己受难的经历，很少谈及当年由胡风案所引发的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的“暴风雨”。但是，我们都知道，1955年，曾卓先生含冤被捕的时候，才33岁。然后，是剥夺自由，单独监禁；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革”冲击，打入牛棚……一直到1976年，平反昭雪，他已经54岁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年，作家的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二十年，就这么消逝在一直不停的暴风雨中。在湖北武汉老一辈的作家中，曾卓先生是受难时间最长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打倒“四人帮”以后，虽然曾卓先生以及整个胡风案都已经公开平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极深的人，会在心灵深处消除对这些无辜受难者的偏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曾卓仍然是一个“另类”。也就是说，对于曾卓先生来说，他生命中的暴风雨似乎一直没有停息。他似乎永远处于暴风雨的中央。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暴风雨是以无形的游荡的幽灵的形式出现的。对这样游荡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幽灵，曾卓先生始终是保持着清醒的警惕的。他的超然，并不是遗忘，也不是毫无原则地淡化血痕。他只是不想让过去的经历成为一种负担，更不愿将此作为一枚勋章，挂在胸前。相反地，他常常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常常追问，这样的历史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还会不会发生？应该怎么去规避？他常常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他的解剖刀常常剖进生命的深处、灵魂的深处、历史的深处；他甚至允许年轻的一代学者、作家将自己当作一个活的标本，去解剖，去考察，去分析，这样的解剖和分析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的尖锐，常常就触及灵魂的痛点。先生也会激动起来，也会解释，也会参入讨论，但是，先生始终是以开放的、虚怀若谷的心态，认真听取年轻一代的批评。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反思、审视与批评，针对的不是他的个人，而是和他一样的，怀着诗一般的激情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暴风雨中的整整一代人。同时，这样的反思、审视与批评，着眼的不是沉痛的过去，而是风云激荡的当下，以及充满希望的将来。

因此，曾卓先生的可敬与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虽然遭受那样的苦难与冤屈，但是，从不沉溺纠结于过去，从不将自己拘囿于受难者的范畴里，而是以青春般的激情，甚至是孩子般的童心，去拥抱世界，拥抱未来，去创作，去创造，去建设，呼啸着前进。一旦摆脱历史的羁绊，他便像矫健的海燕一样，飞向大海。他的诗歌《悬崖边的树》一下子就传遍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他的散文集《听笛人手记》在《文汇》月刊上连载后，以其诗意的品读，独特的审美，深厚的人文情怀，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与那个文学时代、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涌现出来的许多名作一道，汇成了呼唤思想解放、呼唤文学复兴的历史大潮。他以坚实的创作实绩证明着自己，诠释着“诗人”的内涵与价值。这个大写的人，这个勇敢的老水手，在他的生前，从不伸手要求过什么，也从不刻意装饰过自己，完全以他的作品，他的人品与人格魅力，感召着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文学青年，尤其是武汉的青年朋友，成为一面文学的大纛，成为这个城市一口清澈的纯净的永不干涸的泉眼。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城市文学界的领导之一，新时期以来，他重新回到武汉市文联以及武汉作家协会的领导岗位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武汉地区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付出了真情、远见、心血与贡献。他深深地爱着文学与文学事业，深深地爱着他的战斗岗位，爱着这座城市，爱着他的战友与朋友们，爱着春天的每一株新芽，爱着大江上的每一朵浪花。他的战友们和朋友们也深深地爱着他，爱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老水手。在他的生前，我和朋友们曾经为他举办过七十岁与八十岁的贺寿活动。这些活动都是自发的，是敬重与喜爱他的朋友们的友情雅集。我这一辈子组织过无数的活动，但是，像为曾卓先生贺寿的活动，能够来那么多的朋友，而且，大部分是闻风而来，而且，那么的真诚、自然、热烈、亲切，真的是少见。大家是发自内心地由衷地敬爱这位老水手。这样的敬爱，超越了级别、职位、年龄以及一切外在的东西，它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有力量，这样真实而有力量的，就是人心。

曾卓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正在福建开会。虽然此前已经带许多朋友到医院探望，也在先生的病床前为他唱歌，给他祝贺了最后一个生日，听先生平静地冷静地谈起生死，谈起身后的事情；但是，听闻到先生仙逝的噩耗，我仍然忍不住号啕大哭。我知道，那个给我许多温暖、许多支持、许多力量的老水手，这次是真的远航了。我立即设法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武汉。先生是一个异常爱惜自己羽毛的老海鸥，他曾告诉我，当他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为了不让身边的亲人担心，自己就端个小板凳，走到大街边的棋摊，弯着腰，用手顶着剧痛的腹部，装着看那些退休的老人下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常常因剧痛而咬牙，当我们去探望他时，疼痛来袭，他还不忘幽默地说：“我又要做鬼脸了。”因此，他平静地交代后事的时候，就提出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他希望留给大家的，永远是健康达观而有尊严的形象。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行诗，是颤抖着写下的：“我终于没有被打败。”因此，为他送别的那天，除了亲人以外，只有我和市文联的蓝厚祥先生陪伴着曾卓先生，一直到最后。当先生走向永恒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先生微笑了。我似乎感到了他的体温，他的脉跳。他微笑着纵身一跃，化着海鸥，张开翅膀，飞向他一辈子向往的图腾：无边无际的大海。

曾卓先生去世后，我们在长江日报社的大会议室，为他举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追思会。曾卓先生的去世，成为那几天武汉地区报纸密集关注的新闻，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哪一位作家或者艺术家，像曾卓先生去世那样，被一个城市的报纸的头版，甚至是整版予以报道。《楚天金报》用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和先生一起唱歌的照片，以及我怀念的文章。那天的追思会，没有哀乐，只有鲜花与诗歌，那么大的会场，坐满了从各地赶来的朋友们。曾卓先生的大幅照片一直在微笑着。他是重情重义的男子汉，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汇聚在一起，他是多么高兴呢。我们用诗与他对话，用歌声表达共同的心声。“哎嗨哟嚯！哎嗨哟嚯！迎着太阳唱起歌！”当我们再次唱起《伏尔加船夫曲》的时候，肩并肩地上来了十位作家。不，准确地说，是十一位。那位白发红衣爽朗地笑着高声地唱着的，不正是曾卓先生吗？(www.xing528.com)

曾卓先生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诗，是在病床上写的《没有我不坐的火车》：“在病中多次梦想着/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里开’。”先生对生命的热爱和达观，跃然纸上。一晃眼，先生坐着火车去远行，已经十年了。但是我的感觉，好像他明天就会回来一样。十年了。车轮滚滚。许多和曾卓先生同时代的老前辈作家，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们。二十年前，我到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每逢清明春节，我都会给去世的作家朋友们烧纸钱，以表怀念之情。武汉的风俗，是用粉笔在地上为每一位故人画一个圆圈，给他的纸钱就在这个圈里烧。刚开始的时候，圆圈还不算太多，但是岁月的车轮滚滚，我在地上画的圆圈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画的圆圈一直延伸到很远，而远处的院墙之外，正是京广线。当给曾卓先生烧纸钱的时候，恰逢一列火车开过，轰隆隆的车轮声震动大地，我眼前的那些圆圈，忽然间就变成了滚滚前进的车轮。我突然就想起了曾卓先生最后的诗句：“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里开。”我的感觉，是先生坐着火车回来了，回来过年了。

今年的除夕夜，武汉上空的烟花格外地灿烂。当一朵烟花在夜空绽放的时候，我忽然感到特别像先生的笑脸。噢。曾老，你好！我知道你回来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武汉三镇这片热土的。噢，曾老，我要告诉你，已经有一百多位朋友写了怀念你的文章了。文联和作家协会正和薛阿姨一道，在组织编撰这部大书了。我们没有忘记你。亲人与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你。长江汉水没有忘记你。海内外的作家与诗友们没有忘记你。诗坛与文学史更没有忘记你。现在，这部大书已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呈现在这个世界的地平线上。你听，那是谁呢，在朗诵你的诗，迎接新的春天：

老水手在歌声中

怀念他真正的故乡

夜来了

海上星星闪烁

涛声应和着歌声

白发的老水手坐在岩石上，面向大海，

敞开衣襟

像敞开他的心

2012年3月5日于汉口

今天是曾卓先生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