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学生作文视域中的名著品析》，受到了师生广泛好评。该书以提升中学生阅读境界为宗旨，精心挑选13部名著，结合近年中高考作文命题思路和话题范畴引导学生思考49个哲学命题，从不同视角切分、品评，在品尝原作原味的同时，着力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质疑能力和说理能力，从而实现阅读的进阶和精神的成长。
该书为学生准备了两个方面的材料： 一是作品外部研究的材料，包括写作背景、成书始末、作者介绍等；二是作品内部研究的材料，包括内容概要、基本主题、主要艺术特点的赏析，还有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及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观点等。在每篇的第二部分，13位老师从“主题知识”积累的角度，对名著中所隐含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出具有人性高度和哲理深度的思考点，引导中学生进入整本书阅读的深度理解，开创了一条引领学生走向名著的阶梯。
1. 基本体例
该书共用13篇品读论文构成，每一篇都遵循一定的体例搭建结构。包括两大部分，简介如下：
第一部分： 经典扫描(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写作背景及成书始末： 涉及该名著成书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成书经过，作者介绍等。
●内容概要及基本主题： 包括该名著的缩写，以及对故事人物、主题思想的分析，对主要艺术特点的赏析等。
●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各种解读掠影： 介绍该名著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观点或学术争鸣焦点等。
第二部分： 中学生作文视域中的名著品析
主要结合近年高考作文命题思路，对名著中所隐含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出具有人性高度和哲理深度的主题性知识，引导中学生进入深度理解。
2. 选题定点
(1) 《理想与现实——再读〈红与黑〉》
① 理想与野心仅一步之遥
② 人生就是摆脱对“他者”的表演
③ 善必须通过恶的考验
④ 幸福的归宿是宁静
⑤ 直面现实，实现自我
(2) 《高贵与平凡——再读〈简·爱〉》
① 自爱自强，造就强大内心
② 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③ 追求平等，收获美好爱情
(3) 《一种对“活着”与“死亡”的哲学领悟——再读〈活着〉》
① “福贵式活着”——与命运言和
●“隐忍坚韧”的性格承受
●“悲悯仁厚”的温情救赎
●“向死而生”的通达超脱
② “福贵精神”——比较视野和辨析思维下的再读
●阿Q与福贵
●格里高尔与福贵
●桑提亚哥与福贵
(4) 《坚守与超越——读〈苏东坡传〉》
① 伟大的人物永远真挚、恳切、忠于自我
② 能超越才能坚持
④ 通达，是雨骤风狂后的晴朗
(5) 《天地不仁与天地大德——再读〈边城〉》
① 命运无常，人可确定的唯有必到的死与必经的生
③ 从被启蒙者那里获得的启蒙： 我们的民族自有其硬扎、结实与伟大
(6) 《生的价值与死的意义——解读〈生死场〉》
① 生命的历程是挣扎的历程
② 反抗命运就是打破自己
③ 拒绝如蝼蚁般的生命，不要让灵魂的麻木成为本能
④ 苟延残喘不是生，“向生而死”却是活
(7) 《平凡与不平凡的世界——再读〈平凡的世界〉》
① 在苦难的人生中奋起，在平凡的世界中超越
② 仁者情怀，大爱无疆
③ 坚守信仰，不忘初心
(8) 《假作真时真亦假——〈变形记〉解读》
① “自我”迷失导致“存在感”危机
② 人际关系是一张什么网
③ 是责任，还是压迫——这是个问题
④ “孤独”是福，“孤立”是祸
(9) 《人生并不是一场浮于空中的冒险——再读〈堂·吉诃德〉》
① 改变世界的同时，还要适应这个世界
② 走错时代的骑士，盗梦空间里的英雄
③ 人的天性如果被理性文明压抑，就会变成疯狂
④ 冒险是对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
(10) 《逃离与自我认同——读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① 群体与焦虑
② 湮没与逃离
③ 自我与认同
(11) 《桑提亚哥的“奇幻漂流”——〈老人与海〉经典再读》
① 尊重对手，敬畏对手，感谢对手
② 个人英雄主义无法成功，人处于群体中才会进步
③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消灭
① 固守第一印象会导致偏见
② “错过”交流易引发错误结果
③ 互敬和尊重是关系长久的关键
④ 幸福是精神和物质的融合
(13) 《穿越时代的重重乌云——再读〈呼啸山庄〉》
① 直面灵魂深处最真实的自我
② 关于人性的永恒探讨
③ 复杂叙事背后隐藏的真相
④ 正视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天才
3. 语篇示例
理想与现实——再读《红与黑》
一、 经典扫描
1. 《红与黑》的写作背景及成书始末
●鸿文巨篇，出世遇冷
1830年11月15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引起了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的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且极其推崇此书“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
然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截然相反的待遇，公众对这部小说的反应十分冷淡，初版只印了750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了几百册，梓版便被束之高阁。其后10年间，仅卖掉了100册，其余的便只能堆在角落里蒙尘。这在以小说为主要消遣方式的200年前的法国(当时每一位法国妇女，每月对小说的需求量是五六本以上)，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对此，司汤达本人似乎早有预料，但他始终坚信自己作品的价值，他说，时间能揭示任何隐秘的东西，也会掩盖现在最辉煌的东西。因此，他一再申明：
“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 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
历史是公正的，它以惯常的面无表情演绎了对司汤达的热情辩护，用将近200年的时间，兑现了作者所有的预言，甚至，这部作品的价值与影响，还远远超出了亨利·贝尔的最丰富的想象……
50年后，《红与黑》以掩盖不住的锋芒，震烁欧洲；80—100年后，读者遍及全世界。20世纪初，作为首部实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欧洲小说传入中国后，《红与黑》很快成为统治中国文学界近百年的“主流标准”，光译本就接近40种；即便是在现代主义思潮大盛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以《红与黑》为代表的一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仍然备受中国读者的欢迎，直至21世纪的今天。
●从《于连》到《红与黑》
让我们追溯一下，应该是1827年12月28日至31日的几期《法庭公报》，触动了作者创作的引擎，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突然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了作者眼前(详见“资源链接1”)，借以填充与徜徉司汤达无比庞大的内心的热忱、烦闷、困惑、激情、矛盾与信仰的世界，终于出现了！
※资源链接1：
对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会的各种文献嗜之为癖的司汤达，是《法庭公报》的热情读者。一八二八年初的一天，上述几期《法庭公报》对伊泽尔省重罪法院正在审理的一桩刑事案件的报道映入他的眼帘。那案情大致是这样的： 现年二十五岁的安托万·贝尔德是布朗格村一个马掌匠的儿子。
他身体孱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但在学习方面却颇有天分，村里好几位头面人物便设法帮助他进身教会。当地的本堂神父收留了他，教他学文化。
一八一八年，他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的小修院。一八二二年，他因患病而中断学习，经那位本堂神父介绍，受雇为米肖先生的一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年轻的家庭教师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长十一岁的米肖夫人发生恋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扫地出门。此后，他两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辞退。他重又寻求走教会的道路，也均遭拒绝。他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米肖夫妇。一八二七年七月的一个星期日，他潜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连开两枪，两人都重伤倒在血泊中。(张英伦，1986)
发生在家乡的这桩未遂事件，引起了司汤达浓厚的兴趣。但是，拥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阅历，抱定了明确的文学创作原则，经历过长期的实践思考发酵的司汤达，并未将此事件简单地构思成一部言情小说。他首先在主人公的爱情挣扎中糅进了一个平民青年的奋斗历程，想在小说里描写于连短短一生的爱情悲剧与个人奋斗悲剧，因此，作品的名字最初被定为《于连》。
此后，作者的另一种见解又开拓了作品的内涵：“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这个精辟的比喻凝聚了作者多年的阅历与思考，于是，司汤达又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于连一生受地位、金钱的诱惑如何向上爬，以及最终被上流社会推向死亡时的悔悟，把书名改为《诱惑与忏悔》。
然而，时代的风暴如此猛烈(详见“资源链接2”)，冲破了作者仅着眼于一人一生的窠臼。有一天，正与友人闲聊，司汤达的言语中突然蹦出了三个字：“红与黑”。他若有所思而喃喃自语：“红意味着，假如于连早出生一个时代，那一定是当兵的；然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不得不当教士，这便是黑的来历……”
※资源链接2：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789年5月由于财政困难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路易十六企图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但第三等级纷纷要求限制王权、实行改革。6月，他们毅然决定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巴黎人民于1789年7月14日起义，攻占了法国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十六。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
此后，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浊浪滔天，督政府中，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1799年11月9日(共和八年五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1804年3月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2月2日加冕，称拿破仑一世。
1814年3月31日反法盟军、路易十八进入巴黎，4月4日拿破仑在巴黎枫丹白露宫签署退位诏书，被放逐厄尔巴岛。1815年3月1日，拿破仑登陆法国，3月20日重登皇位。6月18日滑铁卢兵败，6月22日拿破仑退位，不久被流放圣赫勒拿岛(1821年病死该岛)，法兰西第一帝国最终覆灭。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
1824年查理十世继位，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颁布敕令： 修改出版法，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解散新选出的议会；修改选举制度。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由此点燃了“七月革命”的导火线。7月28日黎明，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百度百科)
高尔基曾经这样说，司汤达的才能的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提到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的境界。的确如此，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拓展到那个特殊时代的广阔社会画面，从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上升到对当时日益尖锐的法国社会矛盾的敏锐拷问，从一个浅薄的暧昧事件深入到围绕爱情本质展开的人性剖析，这一切，使《红与黑》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不褪色的鸿文巨作！
●“人类心灵的观察者”自传
司汤达开始写作《红与黑》时，已四十五岁。这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恰一路伴随着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以来曲折坎坷的历史岁月；这段人生历程，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在法国和欧洲范围的大搏斗紧紧相连。《红与黑》这部巨作的产生，可以说是作者此前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与时代风暴导向的必然结果。(详见“资源链接3”)
※资源链接3：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诞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律师世家的中产阶级，思想极其保守。母亲早逝后，一向对他冷漠的父亲再婚，索性把他交给一个神父教管。而他却乐于接受外祖父——一个信仰启蒙运动思想的老医生的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和家庭的矛盾发展为政治上的对立。当父亲因革命的胜利而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却欢欣鼓舞。小贝尔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里庆祝共和党人的胜利的情景，感人至深。
1799年11月10日，即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的第二天，司汤达来到巴黎，任陆军部秘书长的表兄达律将军安排他在部里工作。1800年、1806年和1812年，他三次跟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
他，一个近乎孤儿的青年，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才华，这在任何封建时代都不可想象。他从不讳言对拿破仑的崇敬。1814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司汤达深感“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屈辱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潜心于写作，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他始终关注着封建复辟后的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1821年奥地利警察当局把他作为烧炭党人驱逐出境，他不得不返回复辟政权当政的法国。1829年秋天，他提笔写下了《红与黑》的第一页手稿。(张英伦，1986)
司汤达惯于“表现自我”，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酝酿着一部能“把自己整个放进去的书，把久蓄于胸中的生活感受、政治热情来一次总发泄的书”，于是他塑造了与自己相仿的“世纪儿”于连。
于连的心灵底色中，或者说正是司汤达的思想深处，重重印刻着两个影像，一个是启蒙主义者的集体塑形，一个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傲世神像。
司汤达的思想深受外祖父的影响，很小就开始阅读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后来又跟随拿破仑大军征战欧洲，亲身经历了拿破仑时代的辉煌与激情。这重叠交织的两个影像，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对独立的人的尊重与肯定。在拿破仑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青年，只要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勇气，就能够赢得属于自己的地位与尊荣。这正是启蒙主义“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现实版演绎。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理性之光，驱散黑暗”，就是要把人们引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光明世界。在司汤达眼中，拿破仑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机会、充满无限可能的“光明世界”。终其一生，司汤达对拿破仑时代都满怀着留恋。
在巴黎时，曾有人问司汤达从事什么职业，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人类心灵的观察者。”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对同样丰富却封闭的他人内心世界的观察；当然，他更注意观察自己，他的日记、笔记和书简中有很多对自我的审视。其间，他深谙生活的各种滋味，深味青年人无地位的苦闷、求出路的焦灼、遭背叛的愤恨……因此，在他的构思中所呈现的这部作品，充斥着奔放而又阴郁的色彩，在这个世界里，无论一个平民青年有多高的才干，社会都绝不容许他表现自己的个性，于是我们的于连，身负“良好的教育、热烈的想象和极度的贫穷”，不得不以虚伪取代某些生而有之的优秀品质。司汤达成功地使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成为那个特殊年代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成为纠缠自己一生的内心矛盾的深刻显现，在生动地反映着法国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观念更新的同时，也辐射着作者所观察到的淹没在时代风云中的人灵魂深处的苦闷与挣扎！
2. 《红与黑》的内容概要及基本主题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世界： 1825年，法国的一个小城，维里埃尔……
与瑞士接壤的法国小城维里埃尔，坐落在山坡上，美丽的杜伯河绕城而过，红瓦尖顶的白房屋散布在斜坡上。北面隐隐有一带远山，从十月初寒的日子起，就会盖上皑皑白雪……
读到这里，你一定觉得这是一处宁静安然的世外桃源，但是，不好意思，你错了！！
首先，它并不宁静。
一进城，你立刻就会被一架看起来十分可怕的机器轰隆轰隆的巨响震得头昏脑涨。二十个沉重的铁锤落下去，那声音震得石块铺的路面都跟着抖动。每个铁锤据说一天可以制造几千枚钉子。当然，这座漂亮的制钉厂的主人正是这个小城的市长，德·雷纳尔先生。
瞧，他向你走来了。臂弯上挽着他的夫人，一个三十岁上下，如绵羊般纯净、温婉的女人，容颜姣好，纯朴自然的神情、天真娴静的目光为她笼上了一层夺目的光辉。然而，对于这样一种美丽，她自己却是浑然不觉的，她紧紧跟着丈夫的步速，怯生生地回应着他的话题，是的，她看上去似乎并不快乐。
对于这位比自己年轻近20岁的美妻——当然，前提条件是富有： 德·雷纳尔夫人是一笔可观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市长先生还是相当满意的。他神情严肃地让妻子挽着自己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倨傲而礼貌地接受着路人的致敬。
从德·雷纳尔先生今天的表情上，我们或许能看出，这个小城，也绝不安然！
他正谋划着，要替三个儿子找一个家庭教师，当然，真实的原因绝对不是出于什么父爱，或是别的，而是因为同一个人较劲，那就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瓦尔诺刚刚给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下两匹诺曼底马，正得意着哪，可他没有给孩子请家庭教师，”市长先生晃过一念。
于是，他对他可爱的妻子说：“我倒很喜欢让这些人看看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带领下散步。不由他们不肃然起敬。我的祖父常对我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家庭教师。这大概要花我一百个埃居，不过应该把这笔开支看作为了保持我们的身份所必需的。”市长先生十分看重他的贵族出身，特别是面对暴富的瓦尔诺。
家庭教师的人选已经确定了，那就是木匠索雷尔的儿子于连。他精通拉丁文，仗着惊人的好记性把一本拉丁文《圣经》倒背如流，轰动全城。
当然，同索雷尔老爹的讨价还价还是让市长先生伤了点脑筋的。是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带来收益”，成了维里埃尔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一连几天，德·雷纳尔夫人都在心烦意乱中度过，一想到有个外人将经常处在她和孩子们之间，她就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她给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家伙，相貌粗鲁，头发蓬乱，只是因为会拉丁文，就被雇来训斥她的孩子们，说不定她的儿子们还会挨他的鞭子呢。
然而，面对站在大门口的这个年轻人，她愣住了。他们互相望着，离得很近。于连从未见过穿得这么好的人，尤其是一个容颜如此娇艳的女人，而且还用一种温柔的口吻跟他说话。德·雷纳尔夫人呢，她完全被于连苍白而清秀的面色，羞怯而温柔的眼睛迷惑住了，当然，还有他那漂亮的鬈曲的头发。突然，她嘲笑自己，这就是她曾经惧怕的家庭教师吗？她不能想象自己有多么快乐！
可是，又有谁能够想到呢，在这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秀美羞怯如少女般的文弱外貌下，竟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呢！(www.xing528.com)
他崇拜拿破仑，由一个既卑微又穷困的下级军官，只靠身佩的长剑，便做了世界的主人。但是，他又必须在外人面前完全掩饰住对拿破仑的热爱，因为拿破仑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一些四十岁的教士就有十万法郎的年俸，相当拿破仑的那些著名将领收入的三倍。所以，平民出身的他要想出人头地，必须穿上黑袍，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士。年纪不大的他，在父兄的嫌弃和虐待中长大，太多的委屈与欺辱，令他早早就学会了伪装。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宁静时，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像是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一瞬间，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
来到市长先生家中，于连以庄重的神情、极流利娴熟的拉丁文征服了所有的人，德·雷纳尔夫人的女仆埃莉莎很快就爱上了于连。当然，德·雷纳尔夫人自己也发现，对于连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一种感情……
我们的市长先生很注意模仿宫廷人士的习惯，春天的晴好日子一到，就举家住进乡村别墅维尔吉。在这里，德·雷纳尔先生拥有一座四个塔楼的古堡和一个花园，花园里有茂密的黄杨树墙，和每年修剪两次的栗树覆盖成荫的小径。附近的一片小果树林，是散步的好场所，尽头还有近十棵雄伟的大胡桃树，枝叶扶疏如巨盖，高达八九丈。德·雷纳尔夫人天天和孩子们在果园里奔跑，扑蝴蝶，同于连终日说个不停，而且兴趣极浓，她仿佛从未如此快乐和年轻过。
大热天来了。房子几步外有一株大椴树，到了晚上，大家就坐在树下，那里光线很暗。一天晚上，于连侃侃而谈，说得兴起，指手画脚间，碰到了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然而，这只手很快抽了回去。于连的快乐顿时烟消云散。他想，要让这只手在他碰到时不抽回去，这乃是他的职责，否则就会成为笑柄。他给自己的期限是第二天晚上的十点。他做到了。
这一晚，德·雷纳尔夫人陶醉在爱的幸福中，而于连的感受则是“他已尽到了他的职责，而且是一个英勇的职责”，他同样感到幸福，但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完成了他的英雄壮举。
不久，皇帝驾临维里埃尔，在痴情的德·雷纳尔夫人的安排下，于连被聘当上了仪仗队队员，使他有在公众面前大出风头的机会。迎驾期间，于连作为陪祭教士参加瞻拜圣骸典礼。他对德·拉莫尔侯爵的侄子、年轻的阿格德主教十分崇敬，暗下决心“宁愿受宗教的制裁，也要达到令美人羡慕的境界”。
出于妒忌，埃莉莎把德·雷纳尔夫人与于连的秘密关系暗中告诉了瓦尔诺先生。瓦尔诺早先曾贪恋德·雷纳尔夫人的美色，碰了一鼻子灰，便趁机给市长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德·雷纳尔夫人为了保护于连，精心谋划，令市长先生半信半疑，他也担心如果把妻子赶出家门，自己将失去一大笔遗产，而且也有损于自己的名誉，于是采取了“只怀疑而不证实”的办法。
然而，由于埃莉莎的到处散播，街谈巷议对德·雷纳尔夫人和于连越来越不利。关心于连的谢朗神父，不愿看到这个年轻人毁了前程，于是，便介绍他到省城的贝藏松神学院进修，“我要求您必须三日内前往贝藏松神学院，一年以内不要回维里埃尔”。
贝藏松是法国的一座古城，城墙高大。初到神学院，那门上的铁十字架，修士的黑色道袍，和他们麻木不仁的面孔使于连感到恐怖。院长皮拉尔神父是谢朗神父的老相识，初次见面，对于连的神学才华和拉丁文功底十分惊叹，因此对于连特别关照。他对于连说：“笑脸是谎言的真正舞台，而真理是严峻的。”
在321个学生中，绝大部分是贫穷而平庸的青年，幸福，对于神学院的这些学生说来，主要在于吃得好，比如在重大节日里能吃到的加腌酸菜的红肠，他们把教士看成是一个能吃好穿暖的职业。在同学们之间进行的侦察和揭发在这儿受到鼓励。于是，于连的伪善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由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院长竟让他当新旧约全书课程的辅导教师。他终于拥有了可以独处的时间，甚至还拿到了一把通向花园散步的钥匙，得到了只要“循规蹈矩”就能去教区内最好的堂区做本堂神父的承诺，然而，于连还是很快就堕入了忧郁之中！他厌倦这里的一切，尤其是厌恶这身黑衣服，“我这一生要干什么呢？”他想，“我将向信徒们出售天堂里的位子。这位子如何能让他们看见呢？通过我的外表和一个俗人的外表之间的区别？……不会再有将来，这等于死亡。”
当然，命运，绝不会带给于连一个如此平坦而沉闷的结局——
很快，皮拉尔院长由于德·拉莫尔侯爵与德·弗里莱尔神父这两位大人物间的诉讼官司而受到排挤，被迫辞职。他推荐于连去做侯爵的私人秘书。于是，我们的于连，终于有机会来到巴黎，进入他向往已久的上流社会：“巴黎的客厅”。
德·拉莫尔侯爵是个极端保皇党人，法国大革命时，他逃亡国外，王朝复辟后，他在朝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于连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他抄写稿件和公文，侯爵对于连十分满意，派他去管理自己两个省的田庄，还让他负责自己与贝藏松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神父之间的诉讼通讯，后又派他去伦敦搞外交，赠给他一枚十字勋章，这使于连感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贵族社会的熏陶下，他很快学会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处世之道，成了一个衣冠楚楚、做派奢华的花花公子，甚至在德·拉莫尔小姐的眼里，他也已脱了外省青年的土气。
德·拉莫尔小姐名叫玛蒂尔德，是一个有极浅的金黄色头发，相貌出众，神情高傲的侯府小姐，她有一双十分美丽的眼睛，但“这双眼睛透露出一种内心可怕的冷酷”。每年4月30日，她都坚持穿一身黑色丧服，用此纪念其祖先博尼法斯·德·拉莫尔与皇后玛嘉瑞特的那段浪漫悲壮的爱情，她十分崇拜皇后为爱情而敢冒大不韪的精神。
于连故意表现出的对玛蒂德的冷淡与漠视，引起了她的注意，于连的低微出身，更激起了她“敢于爱一个社会地位离我那样遥远的人，已算是伟大和勇敢了”的豪情。在两个人的爱情较量与纠葛中，玛蒂尔德对浪漫爱情的渴望与于连的虚荣心同时得到了满足。不久，玛蒂尔德发现自己怀孕了，侯爵在爱女的坚持下，一再让步。先是给了他们一份田产，随后，又给于连寄去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授予贵族称号。
于连在骠骑兵驻地穿上军官制服，陶醉在个人野心满足的快乐中。才刚刚当了两天中尉，他已经在盘算，要像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将军一样，最迟在三十岁上，就能做到司令。他脑子里光想着他的荣誉和他的儿子。
突然，于连收到了玛蒂尔德寄来的急信。信中说： 一切都完了。于连急忙回去，原来德·雷纳尔夫人给德·拉莫尔侯爵写信，揭露了他们原先的关系。恼羞成怒的于连立即跳上去维里埃尔的马车，买了一支手枪，随即赶到教堂，向正在祷告的德·雷纳尔夫人连发两枪，夫人当场中枪倒地。于连被捕。
入狱后的于连显得特别的平静，特别是当他获悉德·雷纳尔夫人只是受了并不十分严重的枪伤，并没有死，他感到无比庆幸，甚至是愉悦。玛蒂尔德从巴黎赶来，为营救于连使出浑身解数，四处奔走，但于连对此并不感动，反而感到相当厌烦。他觉得他的案子再简单没有了：“我图谋杀人，我应该处死。”令人费解的是，于连居然非常享受在监狱里的生活，虽暗无天日，但无比宁静，能真正独处。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他说：“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我绝不是被我的同等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变富裕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结果，法庭宣布于连犯了蓄谋杀人罪，判处死刑。于连拒绝上诉，也拒绝做临终祷告，以示对不公正社会的抗议。
德·雷纳尔夫人不顾一切前去探监。于连这才知道，她给侯爵的那封信，是由听她忏悔的教士起草并强迫她写的。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彼此饶恕了，他们在黑暗的死牢里重新开启了真挚的爱情之门。
在一个晴和的日子里，于连走上了断头台。玛蒂尔德买下了他的头颅，按照她敬仰的玛嘉瑞特皇后的方式，亲自埋葬了自己的情人。至于德·雷纳尔夫人，亦忠于她的诺言，丝毫没有企图自杀，但是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间。(主要参考版本： [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让我们一起潜入这个世界的深处： 交织着矛盾，酝酿着风暴……
貌似风景如画的小城维里埃尔，地狱一般的贝藏松神学院，位于“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的拉莫尔侯爵府，是支撑起“这个世界”的三个舞台。作者把这个艺术世界构筑成了王政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缩影的意义大概就在于，能借此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理得更清楚，使读者更敏感于正在或将要发生的时代变革。当然，其中也蕴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与创作意图。简单来说，在《红与黑》的世界深处，或隐或显地交织着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三个因素。
一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开始像瘟疫一样笼罩着维里埃尔小城。“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左右着这个小城中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于连的父亲，锯木厂主索雷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庆幸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仅仅是因为可以向儿子讨回养育费；而于连从小受到父兄的打骂，也仅仅是因为他长得瘦弱，不适合干体力活。或许这一点，也正是封建贵族向大资产阶级妥协的本质原因。
同时，不管是市长先生同瓦尔诺的明争暗斗，还是时时萦绕在拉莫尔侯爵府客厅里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恐情绪，都是法国复辟王朝后期政治斗争的真实而深刻的写照。“贵族同教士们，都希望时间倒流，再回到古老的时代”，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雄心勃勃。这两个阶级以争夺统治权为重心的政治斗争在1824年查理十世登台后，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社会矛盾快速激化，革命风暴一触即发。
而对反动教会的揭露，是《红与黑》这幅政治画卷的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会在封建复辟中扮演着罪恶的角色。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谢朗因为带领《狱情报》编辑阿佩尔了解贫民收容所和监狱的真相，便被教会撤销教职。通过听取忏悔，教会掌握着每个人的秘密，影响甚至控制着人的理智与情感，德·雷纳尔夫人写的那封揭发于连的信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最阴森可怕的是圣会，这个教会的秘密政治组织，网罗了各色各样心怀叵测的人，“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密报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军队的高级军官都感到胆战心惊”。在这个世界里，神学院的丑恶内幕被揭露无遗，那里，宗派相煎，密探猖獗，虚伪排挤正直，欺诈胜过善良……于连在这里，扔掉了最后一点人性的温情。
高尔基曾说过： 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的确如此，于连命运悲剧的深刻原因、《红与黑》世界的矛盾本质，都指向了“复辟时代整个社会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 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他洁身自好，在深山里离群索居，卖木柴。小商人的生活虽然平庸，却可以少做许多虚伪的事。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像富凯那样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的，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于连认为，“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处于这个金钱和权势联合统治的社会，他以伪善对伪善、蔑视对蔑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然而最后，却用“死”这样一种行为选择否定了自己一生信守的法则。这就是被司汤达和盘托出的于连，带着全部善与恶、罪与罚、爱与恨的于连，被时代所压制、所仇视、所同化，终又挣脱了时代封印的“世纪儿”于连！
3. 《红与黑》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各种解读掠影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作者将爱情与时代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反映社会现象，揭示社会矛盾，被誉为19世纪卓越的政治小说。小说发表后，当时的社会流传“不读《红与黑》，就无法在政界混”的谚语，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它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真正的杰作”；是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个人理想藏书之一；1999年入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书目。
《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美国教授费迪曼认为，“司汤达的《红与黑》已显示了20世纪小说的方向，进入这本书中，我们就会感受到只有第一流的心理小说家才能给予的震撼，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富有真实感的精神内涵。”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是一首“灵魂的哲学诗”，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后来者竞相仿效这种“司汤达文体”，使小说创作“向内转”，发展到重心理刻画、重情绪抒发的现代形态，人们因此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
《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皇冠上一枚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最经典的著作之一。法国有专门研究司汤达和《红与黑》的学问——“司汤达学”和“红学”，还有专门研究该书的“司汤达俱乐部”。近200年来，《红与黑》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对《红与黑》思想内容的解读，可谓异彩纷呈，许多学者还喜欢借助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站在不同的视角对这部作品作独特的剖析。比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的解读、阶级论视角的解读、原型批判法的解读、作为心理小说的解读、女性视角的解读等等。(详见“资源链接4”)
※资源链接4：
(1) 李迎丰.《红与黑》： 一个隐喻——作为女性的阅读[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3)： 86.
(2) 李晓东.《红与黑》： 一种原型读法[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1)： 135.
(3) 马荣骧.论《红与黑》中的恋情和殉情[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103.
(4) 贺晓梅.理想我与真实我的撞击——《红与黑》中于连悲剧形象的精神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4(1)： 66.
(5) 林双泉.奴役与自由——对《红与黑》主人公于连人格的精神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78.
(6) 梁亚茹.自卑与超越——《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个体心理学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8)： 25.
围绕《红与黑》的学术争鸣也相当热烈，争议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对于连形象的不同评价，一是由《红与黑》书名内涵引发的讨论。
对于于连形象的分析，文学理论界始终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野心家、投机小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封建权贵的勇士，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英雄，是一个良心未完全泯灭的新一代青年。
其实，于连的性格中具有多重矛盾对立的要素，比如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由此，同一个人物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效果。我们应当突破“野心家”等过于单一和表层的“标签”，突破于连形象“是与非”“好与坏”等纯二元论的辨析，去关注他众多矛盾面中的内在主导性格，看到始终左右着他思想和行为的，哪怕是极端地对现实的反抗，看到在一个不能实现自我理想的社会中，渴望凭借个人才华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哪怕是灰色的个性追求。或许，这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欣赏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收获人生的启示。
至于“红”与“黑”的真正寓意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百年来文艺研究家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人们都想突破司汤达本人过于简单的解释，即“红”指红色的军装，代表军队，“黑”指教士的道袍，代表教会，都试图挖掘出作品本身所赋予它的更深刻的内涵，但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指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有人认为“红”指以特殊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揽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有人认为“红与黑”象征着法国社会两种思想，即资产阶级新思潮和没落的封建教会思想之间的交锋；还有人利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红与黑》中欲望主体和叙述结构的关系进行剖析，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徘徊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也有人认为“红与黑”揭示了于连的个人理想与当时法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纠葛……
正如半部“红楼”，有人读出了革命，有人读出了政治，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人生，这就是所有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共同品格，即所谓的“空筐效应”。《红与黑》这个象征性的书名，正如“面纱后面的美丽的双眼”，若隐若现，更增加了它的魅力。既然是象征义，人人都尽可以通过自己的体会，作出自己的选择或判断，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见解。
二、 中学生作文视域中的《红与黑》解读
1. 理想与野心仅一步之遥
“理想”是中学生作文一个十分宏大的“母题”。从2010年北京卷的“仰望星空”到2012年上海卷的“微光”，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理想”的探讨是高考作文命题在当前的一个热点。经济社会的高速运行、多元文化与价值多元化的日益交汇扩展、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而在某些年轻人身上出现的“理想缺位”，正是这一种冲击的直接后果。作文命题，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所针对的，恰恰是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对中学生思想成长的映射，由此来考察学生思想认识的深度和语言表达的成熟度。为此，我们可以从平日的时文阅读和深入的经典品鉴中去汲取思想的养分，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那么，关于“理想”，从《红与黑》这部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从于连身上，我们又可以有哪些思考？于连是一个向着理想奋进的有志青年，还是一个任欲望驱使而迷失本心的野心家？
其实，理想与野心仅一步之遥。如果说，“红”代表理想，“黑”代表现实，“与”中包含着理想与现实共存的无奈与挣扎的升华，那么于连的悲剧就应当是在倒退的时代中的进取心的悲剧。人应当有奋斗之心，因时代而生并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为环境砥砺而融于环境，相得益彰。然而如果这个时代是倒退的，这个环境是扭曲的，奋斗就失去了倚靠与土壤，而于连的悲剧即在此。因为是在这个“逆流”的时代奋斗，“理想”也就变质成了“野心”，因逐利而扭曲的时代、扭曲的环境，扭曲了正常的人性，形成了“被扭曲”的年轻人的上进心。
在司汤达笔下，着力要凸显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倒退的时代。经过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830年7月革命前，40年来，法国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始终很激烈，封建贵族势力在垂死挣扎，大资产阶级向保皇党频频发动进攻，同时又和复辟了的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沆瀣一气，全社会所有的聚焦就是两个字“利益”。财富可以买到贵族身份，权势可以换来大笔的金钱，而“平民”青年想要在这个“金三角”中谋得一席之位，靠的当然不可能是单纯的才华，而是对本心的压制和对“理想”的售卖。
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的平民青年的典型。在拿破仑时代，平民青年尽可以披挂上阵，“一个石匠可以变成军官，可以变成将军……那时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但是在复辟时代，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于是，财富和高贵的出身便成了个人奋斗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横亘在“理想”和“野心”间不可逾越的天堑；这道天堑，也成为于连内心矛盾和迷惘的症结。
于连最初的理想，由一部卢梭的《忏悔录》和一部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画就。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热爱自由和进取，希望得到别人平等的对待。在去德·雷纳尔市长家做家庭教师时，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薪酬，而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他不愿做低人一等的仆人，他把高贵出身的人投给他的平等目光看得高过一切。因此，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成了这个时期于连的“理想”，他甚至把这一理想的实现，当成了自己的“职责”。由此，才有在维吉尔庄园的椴树下，握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那一幕，在“尽到了他的英勇的职责”后，他对自己说：“她以前对我所表现的轻蔑，现在我可以说是报复了。”当德·雷纳尔夫人主动要给他钱时，于连认为这是对他的施舍，他告诉市长夫人：“我出身卑微，但我不卑鄙。”于连也曾多次幻想自己成为维里埃尔市的市长，届时，“公理将在维里埃尔大行其道”。
但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等级森严的现实彻底粉碎了这个平民子弟原初的梦想。于连对平等自由的渴望追求与现实环境不断地发生着冲突，他的个人理想与当时法国社会现实之间充斥着太多的隔阂。当看到阿格德主教的威仪以后，他也不再憧憬拿破仑和战斗的荣耀了，“三十岁成为主教”成为他此时的人生理想。由此，我们的主人公于连选择了向现实妥协，高升成了最终的目标，而不是实现理想的手段。由反抗蔑视、追求公平中滋生出的一系列不择手段，令他将自己出卖给了贵族阶级，彻底背叛了他所崇拜的拿破仑，背叛了高贵的理想，于是，理想“变质”成了野心。
当他在德·拉莫尔侯爵府初尝“成功”，风光得意时，居然还会自欺欺人地自忖：“我便是可怕的拿破仑放逐在山里的某贵人的私生子啊！”这时，他曾经崇拜的英雄成为他“可怕的”敌人了。甚至当他听说侯爵要提拔瓦列诺做省长时，竟打算替自己的父亲请求他曾十分憎恶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的位置；当他从德·拉莫尔侯爵手中拿过那枚十字勋章时，他居然表示“我当遵照给我这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而行动”。为了求得自己的发展，“在狼的社会里，必须先把自己变成狼”，或许，唯有扭曲了的“自我”，才能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存在下去，理想被抹杀在倒退的时代中，“在这最热情的灵魂上，已经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清高的本性，对平等、独立与自由的向往，使得理想主义一直都是于连精神领域中的不死鸟。这暗伏的激流在于连进入监狱后，重新又奔涌进到他的心田，他最终勘破了一切： 在这个畸形的年代里，人不可能拥有高贵的理想，黑暗的社会窒息了美好的追求，在这个平民青年眼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理想的破灭，要么是生命的终结！于连最终的选择，造成了他悲剧的结局，也造就了他不朽的形象！
的确，理想与野心仅一步之遥，决定这“一步”的，就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实，从一开始，于连就不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他将他的“事业”与“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司汤达说，于连所考虑的是“自己的荣誉和人类的自由”，他立志要像拿破仑一样凭一己之力担负起拯救社会和人类的责任。然而，复辟时期的价值观念否定了这份壮志豪情，这个荒唐的年代抹杀了所有正义的奋斗目标，于是，理想的位置被挤占，年轻人想要有所作为，想要改变命运，就只能沦为野心家，因为他们所谓的“奋斗”和“进取”，实质上都只是逆历史潮流的助推。而人只有在推进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成就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理想而奋斗。
于连一生的遭遇，有着超越时代的特征，于连式的悲剧也具有永恒的意义，能引起青年人内心的共鸣。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追求，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的斗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于连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最终扼杀了他的理想，剥夺了他的志向。然而，当今社会，时代正在飞速向前发展，面对经济社会中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强大的物质诱惑，有的人也开始迷失了。如果说，于连的理想是被时代剥夺的，那么当今社会中，很多人原初的崇高理想，却是自己丢失的；如果说，于连的野心是时代赋予的，那么当今社会中，很多人却会在自我迷失的状态下，成为野心的傀儡。
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人理想的根基，而崇高远大的理想，又是人灵魂的归依。理想与野心仅一步之遥，在没有健康的精神信仰支撑的状态下，物质就会反过来支配人，野心便会趁机滋生。当私欲膨胀，野心勃勃之日，便是内心痛苦，举步维艰之时，这种矛盾心态，恰是造就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因此，只有为理想信仰拼搏，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向崇高理想奋进，是人自我实现唯一正确的出发点和诉诸点，也将成为伟大人生的永恒支点！
2. 人生就是摆脱对“他者”的表演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炼”，那么作为一名中学生，你对“修炼”二字的理解是什么？你的“修炼”到了第几层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儒、释、道”三家对“修炼”的阐释吧。儒家开宗明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修身”的坐标系是“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倡导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来达到“以道观物，无碍无待，逍遥自在”的境界；佛家则主张凭借“顿悟”破除“法我两执”，以进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境地。儒、释、道三家，虽各自有着不同的思想主张和话语系统，但是，无论是儒家的“天下”，还是道家的“外物”，抑或佛家的“法相”，都有一个对应于“自我”而存在的“他者”世界，这个世界包括除“我”之外的一切人、事、景、物。而人生“修炼”的本质便是勘破“自我”与“他者”的联系，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于此，便有了儒家的“以礼相待”，道家的“物我两忘”，佛家的“慧在定中”。而人生成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就是摆脱对“他者”表演的过程，即明了与“他者”的关系，赢得独立而自由的“自我”的过程。换句话来说，人的成熟就是能正确对待外部纷繁世界的影响，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做回自己！
考察中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成熟度，亦是高考作文的一个初衷。通过历年考题我们可以看到，“向内转”，即叩问中学生对自我的认识，也是常见的一个高考母题。从2009年春季考的“四盏灯”，到2012年秋季考的关键词“只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都体现出了对处于“他者”观照下的“自我”状态的思考。
《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成长，完整演绎了这一场“修炼”的过程，即摆脱对“他者”的表演，做回真正的自己的过程。“他者”在这部作品中主要聚焦于那个荒唐年代中的所有，可以是“他人”，可以是欲望、物念，可以是仇恨，也可以是一种执拗，或是一种职责，一种虚荣。
早期的不良经验，使于连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不安全感与焦虑感。“从童年起，他的极端沉思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就使他的父亲认为他活不长，即使勉强活下来，也要成为家里的一个累赘。家里人谁都鄙视他。星期日在广场上玩耍，他总是挨打。”这段经历深深地埋进了于连的潜意识，因此，他的一生几乎都是伴随着“战胜蔑视”这个“他者”而存在的，不管是仕途，还是爱情，在于连的意识框架中，这个“他者”发挥着决定一切的作用。
为了摆脱“蔑视”，他产生了“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疯狂欲望。即使崇拜拿破仑，但是“他看得清楚，他未来的命运全靠老本堂神父谢朗，为了赢得老本堂神父谢朗的欢心，他把拉丁文的《新约》熟记在心”，虽然“他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他突然闭口不再谈起拿破仑，他宣布他打算当教士，开始研究神学”。特别是当他作为陪祭教士参加瞻拜圣骸典礼，看到“门前聚集着二十四个跪倒在地的年轻姑娘，她们属于维里埃尔的那些最显贵的人家。在打开门以前，年轻的阿格德主教在这些全都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中间跪下。在他高声祈祷的时候，她们欣赏他的美丽的花边、他的动人的风采、他如此年轻而又如此温和的相貌，好像怎么欣赏也不嫌够似的。这个场面使我们的主人公把他剩下的那一点理智也丧失殆尽”。
在大多数人认为于连是为了名声、地位、财产、权势而不断向上攀爬的时候，我们却应当看到潜伏在这低俗的虚荣心背后的，恰恰是“战胜蔑视”这个“他者”对于连的煽动和干扰。
包括于连的两次爱情，最初也都是从“战胜蔑视”出发的。面对温柔善良的德·雷纳尔夫人，于连的想法却是，“如果不去采取一个可能对我有用的行动，来减轻这位美丽的夫人对一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蔑视，那我这个人就未免太怯懦了”。当他赢得了德·雷纳尔夫人痴情热烈的爱情时，所想的竟是“他真希望所有那些如此高傲的贵族都能亲眼看到”德·雷纳尔夫人对他的亲昵举动，因为“吃饭的时候他跟孩子们奉陪末座，那些高傲的贵族总是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笑容望着他”，他的幸福仅仅在于“这个女人不可能再蔑视我了”。
对于玛蒂尔德的爱情也是一样，她引起于连注意的原因只是，“她既然在这些玩偶的眼里是那么了不起，值得我好好对她研究研究”。当于连赢得了玛蒂尔德的好感后，他的感受是“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一个处处受人敬重的，照院士说来，牵着全家鼻子走的女人，居然肯用一种几乎可以说是与友谊相差无几的态度跟他说话”。“不管怎样，她漂亮！……我要得到她，然后远走高飞，谁想阻止我逃走，那就活该他倒霉了！”当然，牵制着于连的“他者”，此时已经悄悄地从“战胜蔑视”转变成了“巴黎的客厅”。换句话说，玛蒂尔德“对他说来是巴黎的典型”，俘获了玛蒂尔德的爱情，就是战胜了巴黎上流社会的挑战。因此，当玛蒂尔德拜倒在于连膝下，求他成为她的主人之时，于连满脑子想着的是“这个骄傲的女人，她跪倒在我的脚下了！我能够保持我的性格的尊严。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她……我战胜了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他是那么英俊！他蓄着唇髭，穿着一套迷人的军装；他总能在恰当时机找到一句聪明机智的话来说”。在这场激烈的感情波动中，“他们在摹仿恋爱，而不是真正地在恋爱”，于连感到的主要是惊奇，而不是幸福，就像一个年轻少尉在什么惊人的行动以后，一下子被司令提升为上校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当玛蒂尔德怀上了于连的孩子，德·拉莫尔侯爵为爱女步步后退，几乎要承认这个女婿时，于连竟然是这样评价这个结果的，“我的小说已经结束，而这一切完全归功于我一个人，我能够让自己被这个骄傲的怪物爱上……”手段和目的完全颠倒了，于连体验不到爱情带给他的幸福安宁，“他者”促使他永无止境地追求，却永不满足。
很明显，于连受到“他者”的驱策，实际上丧失了把自己当成自身的主体性，他只能在虚假的追求中认识自己、肯定自己，使自己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实质上是一种异化了的人格，也就是说，这种人格是不健全的。这种不健全的人格左右了于连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思想、行为，包括爱情。不是为了得到爱情而去追求爱情，不是为了得到金钱而去谋得权势，很多时候，他所要获得的仅仅是“他者”的承认！在“成功”的喧哗中，于连这一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消失在“他者”的胁迫中，所以，入狱前的于连步步高升，却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当然，《红与黑》中的其他人物几乎也离不开对“他者”的病态的依赖。由“他者”引发的欲望使“自我”分裂，造成了当时社会荒唐的本源，以及人不幸的根源。
德·雷纳尔先生叫于连做儿子的家庭教师，不是因为疼爱儿子，也不是因为热爱知识，而是因为瓦尔诺这个“他者”的影子一直在他眼前；在收到关于妻子和于连暧昧关系的匿名信后，他选择不追究，是因为，“如果我不杀死我的妻子，只是把她赶出去，让她丢人现眼，她的姑母在贝藏松，会亲手把财产全部交给她。我的妻子会带着于连到巴黎去生活，维里埃尔的人会知道，我还是会被看成一个受骗者”。很多人忍受着难以压抑的烦闷，坚持每晚来到侯爵夫人的客厅献殷勤，只是因为受到“有一个王朝复辟以来一直当专区区长的可怜的勒布尔基尼翁男爵，不到半年以前，德·拉莫尔侯爵夫人让他升了省长，作为对他二十多年的经常陪伴的酬劳”等事件的刺激；玛蒂尔德不惜一切代价对于连的营救，不是玛蒂尔德对于连爱得死去活来，而是“公众”为她的这种壮举提供了精神支持：“然而在所有的焦急不安和担忧中间，她还有着一种暗怀在心中的需要，要用她过度的爱情和崇高的行动来轰动整个社会……”这就是孕育出一生都在为“他者”表演的于连的社会土壤。
与世隔绝的监狱，使于连丧失了所有，也包括滋养“他者”的养分，他不再去想念他在巴黎的成功，他已经对它感到厌倦了。德·雷纳尔夫人真诚热烈的爱情消除了他内心对于“蔑视”的芥蒂，此时的于连终于超越了“他者”的驱策和奴役，成为他自身了！这就意味着在“自我”的层面上，于连获得了自由，他认识了真实的自己，并把握住了自己。死亡便是于连出于独立“自我”的一种选择，“我哪，我只愿意按照我的方式去想死亡。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和别人的关系就要一刀两断了，直到我看见了生命的终点这样靠近我，我才知道了享受生活的艺术”。至此，于连彻底摆脱了对“他者”的表演，达到了自由和独立的境界，走完了人生成熟的历程。
总之，人不能封闭在“自我”里，但也不能活在“他者”的判断中，于连的过度自尊，以及对于“蔑视”的过分敏感，导引着他的人生选择，也是读者对“他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的误解的根源。我们要正确认识“他者”与“自我”的统一，因为成功处于平衡中，契合里。奋斗的成果供他人分享，这叫作奉献，叫作付出，但是奋斗的动力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艳羡或赞赏，为了围观者的喝彩，这就叫作虚荣，是不自信的表现。我们要学会“做自己”，“修炼”出强大的内心，做一个成熟的独立于“他者”的存在。
3. 善必须通过恶的考验
“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围绕这个辩题曾经有过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有名的辩论赛。但是，无论这场辩论赛是如何的精彩，都无法媲美这个命题本身的光辉；因为这个辩题，需要人用一生的时间去阐释，甚或，需要整个人类文明用它的整个历史来辨明！
对真善美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是人性的一种本能的趋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开篇的这一句话点明了人类追寻“至善”境界的美好理想。但是，人性中的“假丑恶”却又如同影子一般紧紧跟随，如藤蔓般纠缠在“至善之境”的追求路途中。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是如此让人振奋；然而，荀子的“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又把我们打入了现实的泥淖中，丧失了信心。善与恶，到底哪个才是人的本性？或许，康德的理论更为理性客观。康德认为，人性不是一种确定的实在，而是一种有无限可能的“生成”，亦即人在一步一步地远离“兽性”趋向“神性”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而人的德行的意义便体现在这种“去恶向善”的价值旨趣上。
目前高考盛行的众多社会现象类作文，基本上都是聚焦一些关乎社会道德的热点问题，考察中学生对人之本性的思辨，对道德信仰的认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其实道德的本质就是人性的善恶，在这个问题上，《红与黑》也借助主人公于连“善性”的湮没与回归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原来，在人性“生成”的历程中，善必须通过恶的考验才能永驻光辉！
“伪善”是司汤达在于连一出场就给他的界定，作品上卷的第五章里，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专门叙述了主人公“伪善”的成长史。“伪善这个词儿使您感到惊奇吗？在达到这个可怕的词儿以前，年轻农民的心灵曾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程呢……”可以说，为了追求飞黄腾达、出人头地而不择手段的那个于连，时时在提防着自身善的本性的流露。为了伪装成一名虔诚于神学的准教士，他将自己对拿破仑疯狂的崇拜深深地压制起来。然而在谢朗神父家的一次有许多教士参加的晚餐上，于连竟然狂热地颂赞起拿破仑来了。对于这一次“错误”，于连狠狠地惩罚了自己，“他把自己的右胳膊绑在胸前，假说是在搬动一段枞树时脱了臼，连着两个月他一直让胳膊保持这个不舒服的姿势。经受这次折磨后，他才原谅了自己”。这就是于连“伪善”最初的一次修行经历。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使于连具备了“虚伪”与“真实”的双重性格。他说，“一个人有两个我”，虽然他每每惩罚自己，压制“真实我”的爆发，但是，这个真实的善良的“我”却不会轻易消失，特别是在“恶”的强烈刺激下。圣路易节那一天，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在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夸夸其谈，于连又差点儿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他借口去看看孩子们，逃到花园。他高声嚷道，“……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费用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
对于于连这个善良真实的“我”的显露，在瓦尔诺家晚餐的那一次表现得最为彻底。“于连心情已经非常不好，想到了在饭厅墙壁的那一边就是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购买所有这些打算向他炫耀的、庸俗不堪的奢侈品所花费的钱，也许就是从他们一人一份的肉食上揩油来的。‘他们这时候也许正在挨饿，’他对自己说，他的嗓子眼发紧，难以下咽，几乎连说话都感到困难。”当听到瓦尔诺先生吩咐下人“禁止这些叫花子唱歌”时，于连善良的本性完全暴露了。“这句话对于连说来太过分了；他已经有了适应他的职业的风度，却还没有适应他的职业的心肠。尽管他的伪善态度经常不断得到锻炼，他还是感到一颗很大的泪珠沿着他的脸颊滚下来。”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业，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怎样的一伙人啊！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暴露自己的看法；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蔑视，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或许，此时，奢华的生活与高贵的权柄还只是于连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隔得遥远，所以他的善性是如此强烈地抵御着他的恶意，“良心”在这样一个场合的这样一个于连身上，仍然占据着主人的位置。
但是很快，于连“猛然间被拉回到他扮演的角色来”，这个“暴露自己的看法”的时机离此时的他还甚是遥远呢！为了在上层社会立足，他原初的善性已在野心的重扼和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双重压迫下，变得模糊难寻！
在正直的皮拉尔神父被迫离开贝藏松神学院时，于连再一次真情流露，善良的那个他鼓起勇气找到皮拉尔神父，“‘因为我听人说，先生，’于连战战兢兢地说，‘您主管神学院时间这么长，却什么也没有攒下。我有六百法郎。’泪水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这份真诚和善良感动了皮拉尔神父，于是他推荐于连去了侯爵府，使“一个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
来到了这个曾经是于连的梦想的花花世界，他才大吃一惊，“我自以为是在生活，其实我仅仅是在为生活做准备；现在我终于来到社会上，我将发现它始终都是这样，直到我的角色演毕，始终为真正的敌人所包围。每一分钟都得表现出这种虚伪”。在“被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的沙漠里”，于连越陷越深。“从这一瞬间起，他觉得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转变很容易做到。”“于连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花花公子，懂得了巴黎的处世之道。”他甚至接受了已通过权钱交易而获得贵族称号的“德·瓦尔诺男爵”的拜访，并冷静地向德·拉莫尔侯爵提出“我为我父亲要求贫民收容所所长的职位”。此时的于连啊，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在瓦尔诺家晚餐的那一夜的憎恶与誓言！
然而，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慢慢地滋生，“他一放下工作，就陷在极度的厌倦中……”他厌倦什么？又是谁在厌倦？此时的于连虽然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但是他没有从中体会到预期的快乐和满足，相反，在那个善良的本真的“我”的隐隐的呜咽声中，于连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迷惘……在于连身上，“两个我”的冲撞引起了人格的扭曲，使他陷入了无休无止的精神磨难中，而这份磨难，正是善经受着恶的考验的必然。
终于，这种矛盾和迷惘终结在了监狱里，终结在了死刑判决下。在黑牢里，当他抛弃一切杂念、抹去灵魂的污秽以后，显得格外真诚和自在。“离死亡近了，他变得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正直。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另外一种热情从它的遗骸里产生出来；他把它称之为悔恨。”“他热泪滚滚，跪了下来。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成了有宗教信仰的人。教士们的伪善有什么关系？难道它能贬低一丝一毫天主形象的真实和崇高吗？他的眼泪是从一个高尚的源头流出来的……”此时此地，我们的天涯浪子于连，终于清醒地回归到了善良的本性中来。
于连尽管“伪善”，但并没有完全堕落。在他“伪善”的面罩下，有一颗敏感而火热的心。在黑暗现实的蛊惑下，在恶的考验中，于连最终还是选择了善和真。荒唐的是，当他湮灭善念，掩饰同情，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耻的时候，却能被社会所认可；当他想重新找回人性、找回自我的时候，尽管是那么的真诚，走上的却是不归之路。面对种种获救的方式、生的希望，他选择放弃，选择忠实于自己的“职责”，选择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控诉出“心里蕴藏了好久的话语”，选择人格的完善，选择走出恶的陷阱、回归本真回归善性！正如他在狱中所反思的：“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但是并没有被风暴卷去！”“走上断头台”，渗透着作者对主人公善性回归的肯定，表达了作家对美好人性的企盼。
行刑的那天“阳光灿烂，大自然喜气洋洋……在露天里走路对他说来有一种美妙的感觉”，这与其说是去受刑，倒不如说更像是重生，虽然这意味着死亡，但亦是人类“善”的最后胜利！至此，我们的于连，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最终辨明了人性善恶的真谛： 人性向善，而善必须通过恶的考验，才更能焕发出光辉！
4. 幸福的归宿是宁静
“你幸福吗？”这个问题被认为是2012年由“末世情结”催生出来的国人最热话题。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幸福”概念的界定。那么到底什么是“幸福”呢？这场“全民大讨论”热闹非凡！有人从经济数据中去寻找，有人从先哲的智慧中去寻找，有人从一份份调查问卷、一次次访谈实录中去寻找，有人从道德信仰、理想信念中去寻找，有人从与“快乐”的比对中去寻找……答案当然莫衷一是，但是从这些看似不同的答案中，却可以找到不少共识。比如大家都认同，幸福是属于“个人”的一种“心理体验”，而且一定是基于“自我肯定”之上的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人“追求”什么，才会“肯定”什么，于是，“幸福”又同每人各异的“人生追求”挂起钩来。
然而，人生似乎充满着悖论，如果我们细想下去，最终或许还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有人追求成名成家，那么功成名就了，他就幸福了吗？有人追求高官厚禄，那么位高权重了，他就幸福了吗？有人追求金钱财富，那么腰缠万贯了，他就幸福了吗？有人追求自我价值，那么实现自我了，他就幸福了吗？有人追求奉献他人，那么无私付出了，他就幸福了吗？有人追求平常生活，那么柴米油盐中，他就幸福了吗？……这样的追问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其实，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苦苦追寻着幸福真谛的奋斗史。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个问题早已成为一个现实的人终其一生不断思索的难题。而我们的高考命题，自然也会把这个“终极追问”作为一个单列的母题加以考察，因为高中教材里，托尔斯泰的那个“幸福的所在”，始终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在人生刚刚起航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身上，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红与黑》的主人公，19岁的于连，我们的同龄人，正在用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向我们演绎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跟随着于连的人生体验，我们能得到一点宝贵的启示。
毋庸置疑，在索雷尔老爹的锯木厂里，那个饱受父兄拳脚和歧视的孱弱孤僻的于连是不会幸福的，因为他一直“像个弱者那样受到人人的鄙视”，他心中充满着对这种鄙视的仇恨。然而，当他把一本拉丁文《圣经》倒背如流，引起全城轰动的时候，他幸福吗？也没有，因为他正苦苦压抑着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在受到别人赞赏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份“惊人的记忆力”有丝毫的“自我肯定”。
于连的第一次“幸福”体验，是跟随德·雷纳尔一家搬到维尔吉别墅的最初的那段时光，“于连自从住到乡下来以后，过的是一个真正的孩子生活，像他的学生们一样兴高采烈地追捕蝴蝶。他过去要对自己经常进行克制，要耍许多非常狡猾的手腕，如今他单独一个人，……因此他沉湎在生活的快乐之中；在他这个年纪，而且是在世界上那些最美丽的大山中间，这种快乐是那么强烈”。
我们留意到，对于连这段心理体验的描述，司汤达并未采用“幸福”这个字眼。是他对这个词语太过审慎，不愿轻易使用吗？不是！“幸福”这个词在整部《红与黑》中共出现了189次，可见，对于这个词语本身，作者并无偏讳。那么，对于连的这第一次幸福体验，作者为什么如此吝啬于“幸福”二字呢？或许，这正是作者要通过整部作品带领我们探讨的问题——在主人公曲折而细腻的心路历程中，“幸福”是怎样艰难地还原它的真实面目的？
这部伟大作品的结束语，相当耐人寻味，是司汤达写的一句英文题词：“TO THE HAPPY FEW”，意即“献给少数幸福的人”。这就带给了我们一个太大的疑问，在《红与黑》中到底有没有“幸福的人”？我们的主人公于连，属于这些“少数幸福的人”之列吗？让我们来看看作者对于连死时的描绘：
“这颗脑袋从来没有像它即将落地的时刻这么富有诗意。他从前在维尔吉的树林里度过的那些甜美的时刻纷纷地，而且极其有力地涌回到他的思想里来。”看来，在最后的时刻，于连的内心是充溢着幸福的，或者，换句话说，于连在临死时真正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幸福的真谛，完成了还原幸福的艰难历程。
是的，或许于连的经历告诉我们，幸福并不是通过艰苦奋斗或是聪明才智就能获得的，很多时候，幸福只需要我们洗去心灵上“金银的蒙尘”，从点滴的回忆中，从当下的经历里去提取、去思悟、去唤醒。
让我们来看看主人公在监狱里的这段内心独白：“平平静静地生活在一个像维尔吉那样的山区里……当时的我是幸福的……只不过我并不知道我有多么幸福！”可悲啊，监狱，竟然成了于连参悟幸福的圣地！然而此时此地，当于连回顾在维尔吉的那段生活，回忆起那最初的一次“幸福体验”的时候，作者终于用上了“幸福”二字，我们从中得出的判断是，此时，作者才认可，在维尔吉时的懵懂的“快乐”，终于在主人公的人生历练与灵魂成长下变成了清醒的“幸福”。
在监狱中的于连，回到了连他自己都已经忘却了的那个没有野心、没有虚荣、没有仇恨的简单宁静的自我；特别是当于连同德·雷纳尔夫人冰释前嫌之时，“他的高兴和幸福向她证明了他已经完全原谅她。他从前不曾为爱情这般疯狂过”，他只祈求能“快快乐乐地在一起度过两个月”，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如果您不到这个监狱里来看我，我到死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幸福”……通过这番强烈的对比，于连突然间那样清醒地认识到，“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巴黎获得的胜利，他对它感到厌倦。”
不错，在最后的时刻，当回忆在巴黎的生活，于连的感受竟然是“厌倦”！这很突然吗？其实，当我们把书本翻回那些篇章，寻找那些语句时，会发现，伏笔早就已经埋下来。当于连煞费苦心、机关算尽，终于征服了被誉为“巴黎的典型”的侯府小姐玛蒂尔德时，他的真实内心居然是这样的：“这种没有温柔声调的用‘你’而不用‘您’的称呼法，使于连感觉不到一点快乐；他对缺乏幸福感到惊讶；最后为了去感觉它，他求助于他的理智。他看到自己受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敬重，她是多么高傲，从来不会毫无保留地称赞人。这样一推论，他得到了自尊心满足以后的幸福。说真的，这不是他有时在德·雷纳尔夫人身边得到的那种心灵的陶醉。在这最初时刻，他的感情里没有一点温柔的成分。他感到的是野心得到满足后的强烈的幸福。”虽然作者频频用到“幸福”二字，但读者一目了然，此时的于连并不幸福，甚至不感到快乐。对于连而言，玛蒂尔德的形象竟然是：“在这儿，我制服的是一个恶魔，因此必须制服。”
于连同玛蒂尔德的相处，其实就是他混迹巴黎上流社会的缩影，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点爱情的甜蜜，相反，这段感情更像是一场较量，一种征服。作者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于连与玛蒂尔德的关系，“一位英国旅行者谈起他和一只老虎亲密相处；他把它养大，抚爱它，但是桌子上始终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没有一丝沉醉，没有一刻安宁，这是多么可怕的“相爱”，多么可怕的“胜利”！
获得了侯府千金的青睐，平步青云指日可待，但是于连的内心却感到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忧郁。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尽了于连此时的状态： 整个人生因为欲求而处于痛苦和无聊之间，或为欲求的不满足而痛苦，或在欲求短暂满足后而处于空虚无聊之中。这些回忆，让于连“厌倦得要死”。
只是，此时的于连，是否想起了那一次的内心抉择呢？在维里埃尔，德·雷纳尔先生的那所房子里度过的那孤独的几个星期，对于连说来，是一个幸福的时期。他只有在别人邀请他参加的宴会上才感到厌恶，才有不愉快的想法。在这所寂静的房子里，他可以读，可以写，可以思考，而又不受到打扰，他真实地感受到，“幸福离着我会这么近吗？”然而，旋即，另一种想法却如乌云般覆盖了于连最初美好的心理体验，“旅行的人刚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在山顶坐下来，觉得休息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如果强迫他永远休息下去，他还会幸福吗？”正是这种想法，让他放弃了继续在维里埃尔的宁静自由，让他任由“狂热的野心”把自己“拖入想象的国土”，由此，最终获得的是在“巴黎客厅”里的深深“厌倦”。
安静的监狱里，于连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他觉悟到，社会成功从未给他带来过幸福，反而淹没了他的真实的自我。于连的心在死牢中终于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往日的野心、幻想、奋斗，在自由、安宁、平和的心境面前，统统失去了迷人的光彩。醒悟了的于连是幸福的，而“少数幸福的人”，正是入狱后大彻大悟的回归自由和宁静的于连！
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幸福的归宿不在天国，而在人间，是现实中最普通的存在： 真正幸福的于连是隐藏在弗朗什—孔泰地区山洞里的那个于连，“我有面包，我有自由……待在这个山洞里，沉醉在他的梦想和他得到的自由的快乐中，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幸福”；真正幸福的于连是在囚室里深思的那个于连，“我现在觉得活着很愉快；我的屋子安安静静，没有一个讨厌的人来打扰我”；真正幸福的于连也是那个安静地陪伴在德·雷纳尔夫人身边的于连，“从前，当我们在维尔吉的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是非常幸福的……”
卸下了长期以来的人格面具，于连终于找到了自己幸福的所在——黑牢、洞穴、小树林——原来纯真与宁静才是幸福的归宿。在大踏步走向刑场的路途中，于连终于产生了这种基于“自我肯定”之上的独特的“心理体验”，以幸福的回归结束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安然地选择死亡！朱光潜认为“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这正是司汤达所谓“幸福的少数人”的最鲜明的写照！幸福的归宿是宁静，净化了心灵，才能找到宁静的幸福和满足，这也是人性的回归！庆幸于连，终于走入了宁静，还原了幸福！
5. 直面现实，实现自我
虽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于连的死，意味着他最终摆脱了“他者”，捍卫了理想，还原了幸福，走向了至善，赢得了尊严，做回了自己……然而，每每掩卷，仍然会沉浸到一种深深的感伤之中！于连毕竟是死了，无论这个“死”附带着多少意义与价值，但实实在在仍旧是一出悲剧： 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逝在了灿烂的阳光里，这样的阳光是多么的讽刺！一个年轻的生命，终“向善而死”——因向善而致死，这样的现实是多么的可怕！
在于连的现实世界里，似乎只有“残酷的真实”，面对这扭曲的现实世界，反抗伴随了于连的一生。正如司汤达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物的评价，这是一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是的，从战胜“蔑视”而给自己规定的“职责”开始，于连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试图挣脱社会、家庭、命运强加给他的枷锁。
即便只是德·雷纳尔先生雇用的一名家庭教师，但是在维尔吉庄园与德·雷纳尔先生的首次冲突，于连并未有半点让步，“没有您，我照样能活下去，先生”。于连的强硬，再加上假想敌瓦尔诺的阴影，迫使德·雷纳尔先生接连让步，最后，不仅将薪酬增加到每月五十法郎，而且还给了于连一整天的休假。于连对自己说：“我打了一个胜仗。”他爬上了维尔吉的大树林，“他在树林中间走着，有一瞬间他几乎对树林中迷人的美景有了感觉。……很快地发现自己站立在一块巨大无比的岩石上，而且确信自己跟世上所有的人都分开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位置使他露出了微笑，它向他描绘出了他渴望达到的精神世界的位置。高山上的洁净空气把平静，甚至把快乐注入了他的心田。……一只雄鹰从他头顶的那些巨大岩石间飞起来，他看见它画着一个个巨大的圆圈，静悄悄地盘旋着。于连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跟着这只猛禽转动。它的动作平稳、有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羡慕它的这种力量，他羡慕它的这种孤独。”
在于连精神世界的制高点，这只雄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力量”伴随着“孤独”，这似乎就是于连的宿命： 反抗—孤独—失败。
来到巴黎，进入华贵的侯爵府，于连仍然是带着他的那份独特的倔强和疏离。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新来乍到，由于性格高傲而又从来不询问的人”，而侯府的中心人物玛蒂尔德小姐对他的评论居然是：“他会是一个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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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1759—1794)，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革命初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在外敌入侵时，发表“为了战胜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著名演说。后为山岳派领袖之一，公开反对雅各宾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4月被处死。
如果说，于连毫不屈服的顶撞权贵是一种反抗，于连冷漠淡然的待人处世是一种反抗，那么，于连似是而非的表面服从也是一种反抗，因为，只有将自己的内心世界隐藏起来，表面服从这个社会，才能保持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甚至，于连还会沉入某种幻想中，用如阿Q般自欺欺人的手法反抗命运的不公。
“我亲爱的索雷尔，请允许我送您一件蓝色的礼服作为礼物。当您高兴穿上它来看我时，您在我的眼里将是德·肖纳伯爵的弟弟，也就是说，我的朋友老公爵的儿子。”在痛风病发作期间，德·拉莫尔侯爵突发奇想，发出了一个奇怪的提议。于连顺从。当天晚上，于连试着穿蓝礼服去见侯爵。侯爵待他像待一个平等的人。第二天上午，于连穿着黑礼服，带着文件夹和需要签字的信件去见侯爵。他受到了以前的待遇。晚上换上蓝礼服，接待他的口气又完全不同，跟前一天晚上一样客气。“于连穿着蓝礼服出现时，他们从来不谈事务。侯爵的亲切，是那样迎合我们主人公一直苦痛着的自尊心，以至于他很快就对这个可爱的老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种眷恋之情……”于连陶醉在这场游戏中，与其说是对侯爵产生了眷恋之情，不如说是对这种“平等”待遇的眷恋和陶醉。于连终其一生想要追求的，就是这种平等、公正和自由的感觉。虽然，穿着“蓝礼服”的于连是一个虚拟的角色，但是，这足以让他满足。现实的反抗是这样的艰难，而这种幻觉，是这样的真实，令人沉醉……
当然，幻觉很快就会被打碎，自欺欺人的手法既不代表妥协，也不代表主动彻底的反抗。在于连身上，最能突显其反抗精神的一幕，便是终审法庭上的这次“自杀式”陈词。
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他说：“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我绝不是被我的同等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变富裕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结果，法庭宣布于连犯了蓄谋杀人罪，判处死刑。于连拒绝上诉，也拒绝做临终祷告，以示对不公正社会的抗议！
在死牢中，他自省，“我在这儿，这间黑牢里，是孤独的；但是我过去在世上，并不是生活在孤独中；我有过强有力的职责观念。我为自己规定的职责，不管对不对……曾经像一棵结实的大树的树干，在暴风雨中我依靠在它上面。我有过动摇，站立不稳。我毕竟是一个凡人……但是我并没有被卷走。”
而这“强有力的职责”，说到底就是于连不懈的抗争！正如玛蒂尔德对于连敬意的开始：“这一个不是生来下跪的”，最终，于连选择了死亡。雅斯贝尔斯说过，人不能证明自由，但他却能通过自身的意志行为实现自由，而“做出选择”就是自由的体现方式，应当把“自由”置于人的自我实现的中心。因此，于连通过对死亡的选择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死，对于他而言、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确实是一种已然达到极致的反抗。但是，当理想不堪现实的重负，当现实无情地冲撞理想，如何能坚持真实的自我，步出消极与混沌，走一条正确的自我实现之路？这个问题，于连的死并不是最好的答案。于连的反抗是“激情的”，但却不是“积极的”，于连的悲剧在于，就算不停地进行自我意识的探究与灵魂拷问，仍然找不到出路；就算选择死，也是一种逃避。
司汤达为于连设计的最终的葬身之处——群山之中那个荒凉而超然的山洞，“就这样在半夜里，来到了汝拉山脉的一座山峰的最高点附近；在点着无数蜡烛，显得非常富丽堂皇的小山洞里，二十名教士做着安灵的弥撒”。但是，在这里，于连是否真能“安灵”？这是否真的是他想要的结局？如果他魂兮归来，是否会带着某些遗恨？
其实，死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悄然死亡就是意味着正义力量的自我消亡，从客观而言，就是一种妥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了“超人”学说，在“超人”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精神： 否定传统的批判精神、蔑视权威的自立精神、不甘颓废的自强精神、不断超越的进取精神。人的追求不能等待、依赖任何外力，必须独立自主地行动起来，自己拯救自己。是的，或许在于连身上，并不缺乏批判、自立、自强和进取，但是他并没有达到“超越时代、拯救自己”的境界。于连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以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与命运抗争、同社会决裂，当然无法真正实现自我，他的遗恨大概就在此吧！其实，在生不逢时的世道下，单枪匹马，任何的正义和进步都注定会失败，“于连们”应该团结起来，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直面现实，超越时代，实现自我，才能最终突破这份遗恨！
幸好，于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幸运地出生在这样一个进步发展的时期，美好的理想、光明的现实正等待着你，召唤着你！人生如一块香料，只有在理想的烈火中才能发出最浓郁的芬芳，我们应当满怀热情，直面人生，从社会现实、个人际遇出发，给生命多一分历练，对社会多一分责任，予世界多一分贡献，在直面现实中，实现自我，使珍贵的人生迸发光彩！
于连生活在一个倒退的时代，所以他的反抗没有更积极的路可以走，他的命运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但是于连一生的遭遇，他富有激情的生命选择对我们仍有很多启迪。无论现实如何，我们的身上都负有那沉甸甸的灵魂，是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抬起头——“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将黑格尔的这句话，献给于连，献给司汤达，也献给你，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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