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茶文化史话: 追求真善美的茶艺

说到茶艺，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是茶艺？我们认为，茶艺，就是追求真善美的饮茶艺术。换言之，当饮茶不是为了解决生理的需求，而是为追求精神的表现和情感的传达，以一种艺术的审美方式来进行时，这样的饮茶，就可以称作“茶艺”了。

由于茶是天然优美的，其本质精髓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它是那么地真，它有天然真香，天然真味，它一尘不染地静隐山间林中，不喧哗，不争艳，默默展开一树的清绿，真诚地奉献出最纯最净的美好。人们对它精心加工，并不是为了添加什么，而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持其天然的真、香、美。

无疑，最美好的茶并不属于豪门显贵，而属于深居山中贫苦、善良、勤劳的人们。他们往往轻而易举地就能获得清心怡神，芳美无比的好茶。当人们品味着这样一杯好茶时，心中自然会充满真善美的感情，那种无边无际直往心间涌来，又从茶杯中漫溢出来的生命气息，会让周围的空气中荡漾起令人愉悦的清芳和优美。即便没有文化的索养与美感的天赋，仅仅只是这样一份愉快、和谐、或者仅仅是舒坦，已经足够了，毕竟这种反应已经超越了生理的满足，而进入审美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茶艺”，就是茶的生命与精神之美的心灵感受。也即真善美存在于茶中，感受真善美的是心灵，茶与心灵之间的通途，便是“茶艺”。

如此而言，“茶艺”是比比皆是了？然乎，否也！我们必须注意到，“茶艺”的关键是“好茶”，面对一杯劣等茶是不会有美感的。因而，没有好茶，也就谈不上“茶艺”，对终日与茶为伴的山民来说，只要摘几片清芳幽溢的鲜茶叶便能煮出一碗好茶，其间的距离何其短也！然更多的人则是需通过各种途径方能获得经采、制、运后的茶。这样的茶，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着真香美就各有不同了。所以有人认为广义的茶艺包括采、制、运、藏等各方面的精心努力在内的，而不是仅仅指如何泡好一杯茶及如何享受这杯茶的技艺与艺术。

这是对的，然还不够。因为光有好茶而无有心灵与文化的参与，那只能算“喝茶”，而不属真正的“茶艺”，就算能玩弄一些泡茶的“技艺”，那也只是泡茶技工而远非“茶艺师”。可见“茶艺”也与其它艺术一样，是需有感悟与内涵的。因而，完美的茶艺还应该有人文方面真善美的最大介入、表述与传达，以便借助于茶的清纯优美而达臻精神境界的和谐宁静，纯净清雅，或欢愉舒畅等美感追求。正因如此，故当“茶艺”一词于70年代初在台湾诞生以后，台湾的一批文人学者便纷纷提出，要“以茶艺净化人心，净化社会”，并身体力行地创办茶艺馆，张扬茶文化，其着眼点是人文精神的重建，以期实现一个美好的“茶香世界”。这便是“茶艺”的又一种精神境界追求。如此看来，“茶艺”有三大要素：

一是好茶。从天生优质到采、制、运、藏的精心而恰当的技艺运用所达到的完善。

二是泡或煮的好技艺。从好水、好火、好茶器等一系列用品的精选到美好技艺的发挥。

三是美感与人文精神的追求与体现。从心灵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展现出的高雅优美、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新纯朴、和谐美好，融会于茶而呈现出的美轮美奂，那些语言所无法传达、交流的美好情感，也通过茶而得以充分表述。这样，饮茶便进入了美的范畴，体现的是美和艺术的和谐统一，从而使“饮茶”升华为一门美的艺术。

当然，茶艺是一门很特殊的艺术，我们几乎很难对它的艺术属性加以界定。比如，从茶艺是人们借助于茶、水、器等可视物体来完成的角度看，似可定为“视觉空间艺术”；但若从茶艺的完整性是通过时间的流动而逐渐展现的角度看，似又可定为“时间艺术”或“综合艺术”。但是，茶艺的主要内容是品饮好茶，即是以视觉、嗅觉和味觉的美妙感为基点，达到艺术的美感升华，这却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分类所不包含的。而能将再平庸不过的生理享受，艺术化至如诗如画、晶莹剔透的境地，则又正是茶艺的奇妙所在、魅力深蕴了。可以这么说，茶艺是起源于中国的一门独特艺术，它追求茶的纯真、香馥、味醇；及水的清冽、甘美；器的精美优雅或古朴、凝重，使之相得益彰。再融以环境、气氛的清新宁睁、或温文雅致等，那些最能体现南方民族精神气质的清泉绿竹、雅室净几、丝音弦乐之类“茶艺语言”也不可或缺，人便在这样一种充盈着东方情调与中国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品饮芬馨美茶，自然会感到有那么一股吐放着馥郁芬芳的气韵，犹如飘漫的春风般环绕轻抚，使一切都达臻和谐与美妙的极致，使心灵与自然融会贯通而豁达、空灵、空旷与超然、自由，甚至达到与天地合一，让宇宙意识与永恒精神随自我的生命一同流动的状态中。这样的茶艺，可真是魅力无穷的“感受艺术”了。

如今所知的最早茶艺，记载在晋代诗人杜育的《舜赋》中。此赋一开始就展现了一派山岳灵秀，嘉茶绿满山坡的美丽景象：“灵山雄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在这样令人情感奔放的优美环境中，嘉茶“承丰壤之滋润，受甘灵（霖）之霄降”，品质之佳，已毋庸多言。于，“月唯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侣，是采是求，值得注意的是所采非春茶之嫩芽，而是初秋之鲜叶。“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选取从岷山上流下的清泉，然后“器泽陶简，出自东隅”，洗干净煮茶的陶罐，它出自“东隅”之地，“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葫芦瓢来酌水，学的是《诗经·公刘》所谓“酌之用匏”方式；鲜茶叶在陶罐中烤香后，即用匏酌水入罐，于是便“唯兹初成，沫沉华浮”。初沸之时，便有泡沫沉浮翻动，紧接着“白色的泡沫随着茶的煮沸不断涌起，喷涌而溢，真焕如积雪，煜若春敷”了。这样的煮茶方式是比较原始古朴的，这是诗人刻意追摹古人的样式。在这种追摹中，充满了一种追远思古，崇尚自然质朴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作者的文化素养与茶艺追求来。

此外，西晋张载有“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南朝鲍令晖有（香茗赋》之文；刘子尚有称“茶茗”为“甘露”之美誉，都表明了当时已有较雅致的茶艺出现。

当然，茶艺真正成熟，确实在陆羽《茶经》之后。首先就茶来说，唐时已有不少各地的优质名茶相继问世；其次，（茶经》中曰：“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此论一出，人们更注意到茶碗的色彩对茶汤颜色的影响，起初，吴茶的颜色是呈琥珀色的，故孙皓能以茶充黄酒，而邢窑瓷白，故茶汤现丹色，若用青瓷就可借色了，使茶汤色泽翠青，分外赏心悦目。可以这么说，当饮茶开始进入到对色有讲求时，便意味着已迈入艺术的范畴中。众所周知，色彩是艺术的主要因素之一，实验证明，色彩直接影响心灵，甚而能引发人类灵魂深处的喜悦。

如前已述，越茶的特点是清绿色，这与长期处于山青水秀环境中的越人崇尚自然、崇尚青绿色有关。越窑青瓷之所以出现在越地，也是与这种崇尚密不可分的。因绿色崇拜，正是茶崇拜的一部分。绿色，象征着生命的勃发，并给人以平和、宁静之感，正是在这样的灵魂召唤下，才有了越窑青瓷的诞生。因而，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南方，无论是陶还是瓷，其最初的发生与发展，都与茶有关系。

从器的生成到色的追求，再到质的讲究，唐代越瓷已达到“类玉”、“类冰”的极致状态，这又与饮茶及茶艺在唐代已达鼎盛有关。由于越瓷茶碗美不胜收，故唐诗中极多对越茶碗的赞美，如皮日休有“圆如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的比喻，陆龟蒙有“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的雅赞，而徐夤的“冰碗轻涵翠缕烟”，更是将越瓷的美之精魄呼之欲出。如此阳春白雪的茶碗，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了，而这样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从属于茶艺，正是茶艺的需求促成了越茶碗的精益求精的。据说，当欧洲人第一次见到越青瓷时，竟不知该怎么来赞美，只能借名剧中披青袍的美丽牧羊女“雪拉同”之名来称呼了！

类冰类玉的越窑青瓷茶碗在各地考古中多有出土，造型最为优美的要数宁波等地出土的晚唐荷花形茶碗配荷叶形托套件了。其碗形为初展之五瓣荷花，丰满有姿，亭亭玉立，恰如出水芙蓉；其托则为四叶微卷，舒展有致，宛若莲叶轻轻托起花瓣。整套茶碗托色翠莹润，典雅清丽，实为珍品。由此可知，当时浙江的茶艺是如何地高韵雅致了。

由于唐时盛行的是饼茶煮煎法，故茶艺过程往往包括灸茶饼、碎茶饼，碾茶末，煎茶水，以及一沸下盐，二沸下茶末，三沸茶成，然后分碗、品饮这样一些步骤。唐李群玉有“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红炉爨霜枝，越儿斟丹华。滩声起鱼眼，满鼎飘清霞”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茶艺过程。这种煎茶法的要领之一为“茶须缓火炙（茶饼），活火煎（茶）活火，指炭有焰者，可使水不妄沸，方可养茶。唐温庭筠曰：“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

这样地讲究炭火，是为保水养茶。凡茶人均知“茶性发于水”的道理，水好茶方立，水恶不成茶，故宋王安石有“水甘茶串香”的感悟，而明代杭人许次纾则有“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的高见。至于历代精茶之人，无不将水列为治茶的首要条件。如陆羽，除了在《茶经》中有“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的水评外，唐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李季卿在湖州为官时遇陆羽，请教水品，陆羽说：“楚水第一，晋水最下。”并口授二十水品，其中“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当时还有个刘伯刍对水也颇有研究，评出水品七等，分别为：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泉水，第三；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扬州大明寺水，第五；吴松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七水皆为吴水。

张又新曾亲自将此七水分装瓶中带回比试，诚如此说。

后有熟于两浙者，说浙水有更佳者，张又新便在赴永嘉为剌史时，“过桐庐江，至严子濑，溪色至清，水味至冷，家人辈以陈黑坏茶泼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鲜馥也。

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及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盖浙江处处是茶乡，而好山好水出好茶，又“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可知凡出好茶处必有好水，而其水又必宜茶。看来唐代皇帝深谙此道，故而要求贡紫笋茶时必随贡当地金沙泉水，金沙泉水还是制紫笋茶饼的重要配料。可见好茶之成，多么倚重于好水。

苏东坡曾有“贵从活火发新泉”的名句，意即：好水还须新鲜，再加活火煎，方能煮出好茶。苏东坡也真是茶道中人，深谙茶之三昧。其在杭时曾有《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若用于自况，也毫不逊色！

当然，谈到好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喜好，而时尚也有影响。但总的来说，按浙人的口味标准：一杯好茶总是须鲜香馥郁、味醇回甘，色绿汤清的。

大约因品高质优的真香茗是浙江之丰饶特产，故养成了浙江人一个显著的特色：“不喜花加香，但求茶似兰”。花茶在浙江并不通行。而要求茶香似兰，则是浙人十分注重的事。“越瓯犀液发茶香”，乃浙江茶艺之阳春白雪。当美丽如玉的茶瓯盛满馨香四溢的碧色甘露之时，恰是茶之青春生命勃发漾溢之际，也是茶之艺术完美而光彩夺目地展现时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生命最真诚最完美的展露与奉献，一切能真正打动人心的美妙艺术无不如此，茶艺也毫不例外。

恰到好处地泡（煮）出一杯好茶，仅是茶艺的良好开端，而茶艺既为“艺”，就须有一个欣赏的过程，或者说，茶艺必须有一个展示茶之美，并让人感悟茶之美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陆羽来说，是从茶叶还长在枝头上时就开始的，然对更多人来说，则是从好茶到手中后才开始。

从茶形之美，到茶香之馥、茶味之醇、茶具之雅、乃至气氛之宁和清悠，环境之优美怡神、心情之轻松愉快，真是从外到内被茶香茶美给荡涤一番，人也因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真正让人感受到：茶，就是春天；茶，就是青山绿水，茶，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当品茶能品到这样的境界，也算是悟得了茶之真美了。故古人云：“三分茶，七分品”，若无个“品”字，又怎能知茶有如此之妙呢？可见同样一杯茶，是“喝”还是“品”。虽仅一字之差，却是前者为食物而后者为文化、为艺术矣！

自然，艺术是个极广阔的范畴，不过任何艺术都旨在传达生命的感受与感悟，并创造出愉悦的形式以表现主客观世界的内在精神。因而，茶艺的追求者们同样力图在更大的天地里，创造出最完美的形式来，以表达出茶的真善美及其哲理情趣与精神内涵，从而使茶这一本非艺术的食物，焕然成为美妙而优雅的艺术，甚至成为诸多艺术品的围绕中心，例如精美的瓷器，古朴的家具，别致的民间工艺，悠扬的丝竹音乐，清雅的书画，等等，凡一切最具中国文化特质的艺术品，都可聚拢于茶的周围，使“茶艺”词，真正具备非常浓郁厚重的艺术氛围。

应该看到，以茶为核心的艺术氛围的特色是宁静，而不是狂热；是安祥，而不是激动；是清醒，而不是昏眩，故而洁、优雅、睿智便是茶艺的内质与风格，而亲合大自然之和谐、清幽、静穆、深邃、则是茶艺的灵魂与气韵。因此，最好的茶艺，就是能沉醉于大自然中的品茶，而现代茶艺馆所精心布置的环境，不过是人工幻化出一个大自然的错觉而已。

可见，随时能与自然亲近的古人是何等幸运，其时的茶艺又是多么地“大象无形”呢！

这样的境界，我们或可从唐代女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诗中体味一、二。

其诗为：

闲朝向晓出帘拢，茗宴东亭四望通。

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

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枝低簷欲吐红。

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

女诗人在初夏的清晨出闺房，去赴郊外山上的“东亭茶宴”，不仅四面景色能尽收眼底，还可于烟黛青秀的山色中远眺城池。近旁，有新竹抽翠，芳花吐红，更兼丝弦管乐与潺潺水声相和相谐。在如此自然闲适的情境中品茶会友，身心全然放松，愉悦轻快，恰似独对大自然一般心醉神迷，又怎会不久坐而益觉兴味无限呢？

这种略带点文化女性慵懒、闲适情调的茶宴，风格落落大方、自然而不雕凿。她在另一首《惜花吟》诗中还有“红炉煮茗松花香”句，可作为茶宴的补充。这样天地悠悠茶悠悠，人也悠悠的浑然古朴状，已然是无艺之艺乃大艺了！显现出豁达开放的唐代文化所带给茶艺的雍容大雅气韵。

当然，由于个人的文化素养不同，其茶艺的风貌、气度也不尽相同。如同为唐人的吕温追仿王羲之《兰亭集序》而作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中的茶宴，就明畅地流露出清雅情怀来：

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霭，坐攀香枝。闲花近度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般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沉醉在这样一派初春的清新美丽中，品茶，已成为出世尘外的赏心，又如何能不言诗呢？诗宜茶，不独唯酒！况有言：“酒壮英雄胆，茶清学土文。”是以古今中外文人雅士皆爱饮茶矣！而吕温摹兰亭之集却以茶代酒，恰反映出唐代崇茶风尚的盛况，以致茶压倒了酒。与此类似的是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吴兴钱起在《与赵莒茶宴》诗中的茶宴。

不过，钱不似吕这般香温，而是更多一些仙风道骨：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忘言，是一种境界，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下的美的沉醉，生命的沉醉。诗友在竹下品饮紫笋茶，致达心醉神迷状态。此时，世界已消磨为思想的天地，二人同游其中，无须再多语，彼此早就心领神会，比之那畅饮流霞仙酒而醉的神仙道土，也毫不逊色，尘心洗尽而兴犹未尽也！

同样的茶宴，若由僧人举力、，又往往称“茶会”。钱起《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表现出相似境界，而更富禅机：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械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才子遇高僧，更有好茶助兴。一时言玄谈远、溟思奇丽。无拘无束地看云舒云卷，又放情纵笔挥洒自如。这样酣畅淋漓，就是仙人赤松子、王子乔遇到，也定会乐饮此茶而不再迷醉于流霞美酒了诗人淡泊、任情的气质，茶逢知己千杯少的情怀，以及几丝禅气道意，正成为这场茶会的独特品味与氛围。

显然，茶宴及茶会是吴兴的传统风习，因而在文献记载中又多又早。如三国时就有吴帝孙皓赐茶代酒的宴席，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茶宴，但毕竟是以茶当宴的。晋时，又有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等款待大将军谢安的便宴、扬州牧桓温每饮唯下七盘茶果的俭宴。晋康帝时，都督褚季野曾渡江至苏州，恰遇吴中名流豪族正聚会金昌亭举办茶宴，众人因不识褚而恶作剧，及至褚自报姓名，满亭皆惊。可见吴中茶宴之滥，且逢会者皆可参与。

吴中茶宴最著名者，莫过于唐时顾渚茶山每年一度的新茶宴会了。而颇具江南风韵的文人茶会，当以唐名士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与文友们“月夜啜茶联句”为典型。在朗朗明月之夜，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诗助兴，行令传茶，真个是风雅清流无比：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陆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陆士修

其时，正值颜真卿为编纂《韵海镜源》而招请天下名士50余人聚湖间，故此类茶会常常举行，如颜真卿亲书的《鲁浙江文化史话丛书公竹山连句帖》中，有河东柳淡的“昼饮山僧茗，宵传野客觞”之句，可证明。

这样的行令传茶在江南文人中颇为流行，形式是数人共一碗茶选一人为令官，饮者皆从其号令。令官首先出题传茶，茶传谁手即由谁应题作诗对，对出者赏饮而对不出者罚不饮，颇似行酒令。如上述茶会，陆土修显然是茶令官，故云：“代饮引清言。”其出题为“花”，暗指的是茶，真是绝妙雅题。南宋时，著名的江南才子王十朋有“搜我枯肠著茶令”诗句，自注云：“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与此类同。大约这种行茶会饮的茶宴，在唐代吴兴较为普遍，故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论述：“其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缺）一人而已”。也就是说，茶越好，碗数越少，越显珍贵。

早期日本茶道也流行这样的传碗行茶法，显为此风之遗韵。

唐时，这样的茶风还随紫笋茶而流行全国。如陆羽同时代人奚陟，在京都任吏部侍郎时，曾备置一整套精美豪华的茶器，邀请20多位同僚来家会茶。当时奚陟坐东侧首位，而传茶却自西侧首位客人开始，共两个茶碗，嘻笑逗乐中茶碗传得很慢，而那天刚好天很热，奚又正口渴，望着迟迟不过来的茶碗渐生烦躁，恰在这时，其下属抱了一大堆帐本和笔砚进来，要他签押。

此人长得又胖又还满脸油汗，真是不适时宜的出现，一下触怒了正郁积烦躁的奚陟，奚猛将他一把推开，喝道：“拿那边去！”这人一个冷不防，连人带东西倒翻在地，墨汗四溅，脸上、帐本一片乌黑，在哄堂大笑中，奚陟精心求雅的茶会气氛也破坏了。

这就牵涉到一个人数问题明陈继儒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大致茶会以四五人为宜，六七人为限。二十多人仅两碗茶的奚陟茶会，也太离谱了，只落下北方文人欲学南土雅风却走样的笑柄。

这类文绉绉的茶会，本是江南文人的性灵艺术呀！

其实，不止是人数，就连人品，也是江南茶会十分注重的事。明人许次纾《茶疏》云：“论客：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初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唯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辨，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奚陟茶会正为“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喝酒，如何能慢条斯理品茶？况本该清之又清，雅之又雅，忘却尘世的茶会上，突冒出一个油汗的忙碌公人，岂不大煞风景？对茶艺来说，目视、耳闻、心感者，皆属“品”之范畴，或谓之“审美对象”。就同饮者而言，有雅土俗人之分。及情趣相投或话不投机之别，故“唯素心同调，彼此畅适”者最为美妙。毕竟茶艺是感觉艺术，须由心灵来感悟美，精神的交流尤为重要。可以这么说，茶艺之美，就是人、茶、天地万物间的大和谐诉诸于心灵的升华，通过交流而感悟。因而，有文才、善言辨、能见微知著，且赤诚坦露，无拘无束的人是第一等重要的，这样的人会茶才能成就性灵相感之大美！

至此，茶艺似与茶道相合。确实如此，真正完善的茶艺与茶道极为相似：它们的最高指向，都是对生命与宇宙的感悟。然而，茶艺属艺术范畴，而茶道则属宗教范畴，是宗教的别支，是充满信仰意味的宗教演化与宗教礼仪。故而茶艺的最高境界是美，而茶道的最高境界是道；茶艺以调出一碗好茶获得审美愉悦为主旨，茶道则以圆满地完成茶事，悟得一种境界及为人处世的道理为追求；茶艺任情由性，而茶道则循规蹈矩，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区别。不过，这并不是说茶道中没有艺术与美的追求。宗教往往包含艺术，而艺术常常也包蕴宗教。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茶道恰是一种将高度抽象的哲理溶入茶中的艺术通过艺术使精神观念得以展现。故而茶道非常重视一些宗教意蕴的美的表达。

例如日本茶道的茶室中那些满含禅意奥义的书画挂轴、粗钵中一枝孤寂的素花、庭园中以沙为水的“枯山水”景、闲寂的石灯笼、幽寂的尘穴与洗手钵以及蓬门茅屋等等，营造的是宗教修行意味的古朴、幽静、枯寂、甚至还略带一点凄凉的美。所谓“草庵寂寞之境，树石天然一庭”，正是宗教、艺术、茶，三者浑然一体的完美结晶。人在这样一种超然出世，又含蕴深刻的境界中悟禅明道，自然就会心悦诚服了。

可见茶道不是“无艺”，而是“艺”从属于“道”，茶艺不是“无道”，而是“性灵”高于“道”。

由于宗旨不一，故二者的艺术品味与格调也就差别很大。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茶艺只是世俗之人追求欢娱、安逸、闲适、优美、雅致等等赏心悦目文化格调的饮茶方式，或称“生活的艺术”，然而在诗情画意的茶艺过程中，往往有道气禅味的渗透，真所谓“若要雅，三分禅”，林下之风，清幽禅境，一向是文人雅士的追求，且茶禅本就一味，而生命与宇宙之感，同属宗教与艺术的最高感悟，因此，茶艺虽不属宗教，却也是深蕴宗教意味的。

茶艺从清雅走向贵族化，是宫廷饮茶日益风行的结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唐代茶艺已发展出一种贵族气十足的豪华形式。

精益求精的茶，清益求清的水，美益求美的器，妙益求妙的煎，雅益求雅的境，这一切的背后，因有了巨资的支持，致使一碗茶竟然精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皇家饮茶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且不提为获顾渚紫笋茶而“动生千金费”，以及千里迢迢用银瓶运金沙泉水之事，单说那一只简简单单的越窑青瓷茶碗吧，只因宫廷茶艺之需，竟不惜工本研制出“秘色茶盏”，其美轮美奂的状貌，从唐末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可见一斑：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上贡择余之“秘色茶盏”，尚且如此似冰类玉，轻盈若明月剜成、春水染就，已贡上之佳品的超凡卓绝，又岂是想象所可追者？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也为我们稍展其风姿：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霄感沉瀣，共稽中散斗遗杯。

莹润玉色似夺千峰之翠，神妙之品好盛天降仙露，如此精美优雅的茶碗，可与古之珍贵遗杯相媲美！然因珍藏宫中，人唯闻其名而难睹其真容，遂得“秘色”之誉。由于“秘色茶盏”仅作贡品，故其配方、工艺皆为绝密、绝技，唐后便失传，后世因有“李唐越器人间无”之语，既赞叹了秘色茶碗美妙仿佛仙品，又惋惜其世人难睹、后人绝造的神秘状况，婉若一声千古悠悠的叹息，无奈地追随于瑰丽的想象之后。

公元1980年，在浙江临安吴越国王钱镂之母水邱氏的墓中，曾出土一些越窑青瓷器，十分精美，当时有人猜测这正是古文献所载“秘色瓷”，可惜未有足够证据。1987年4月，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发现十余件唐代秘色瓷器。并且，在同时出土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碑石中，还刻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稜），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字样。瓷秘色碗实物为五瓣荷花形高圈足碗，色釉青翠，清纯莹润，如冰似玉，唐徐夤“冰碗轻涵翠缕烟”，最是神似。据考证，这正是唐代越窑所贡秘色青瓷茶碗。而水邱氏墓中越窑青瓷碗，除稍小一点外，与此基本相同，当为同时期产物，并且也贵为皇器而神秘深藏。就这样，代表着越窑青瓷最高水平的秘色茶碗，终于露出其冰清玉洁真面目，为世人所睹所识。(www.xing528.com)

然而，对皇家来说，这还不是最精美贵重的茶具，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若干件（套）唐皇室供奉佛祖的鎏金银茶器等，才真正叫人大开眼界，地宫《衣物帐》碑石这样记载：

茏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琉璃茶碗，柘子一副；琉璃叠子十一枚......羹碗一枚、匙筋一副、火筋一对......

出土器物经确认，肯定为茶器的有十二件：1、银鎏金鸿雁云纹茶碾子一副；2、银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茶罗子一副；3、银鎏金长柄茶匙一件；4、银鎏金飞鸿纹茶则一件；5、银鎏金飞鸿纹育茶笼子一件；6、金银丝结条灸茶笼子一件；7、银龟形茶粉盒一件；8、银鎏金莲花纹座贮茶器一对；9、银鎏金三足架池莲形盐台一件；10、银匙筋、火筋各一副；11、银质碟子及银碗、盘、盒若干；12、琉璃茶盏、茶托一副，琉璃碟子若干。

这些茶器基本上为陆羽茶道的同类器物，然质地与制作之华贵精美，则是皇宫以外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当时普通人闻所未闻的琉璃器皿，一直是波斯王国的贡物，这种茶盏、托比金银还贵重。此外，浙江吴越王室墓中也曾出土多件精美瓷器，其中有瓷鎏金罂、金扣秘色茶碗等，而记载则有“金银饰陶器”、“金稜秘色瓷器”等。皇家茶艺之富贵豪华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达官显贵，虽也各有豪华精美茶器，但比之皇宫就差得远了。

与唐皇室在茶器上斗奇争胜相映成趣的是宋皇室在茶饼上的斗精斗异，造就了精致无比的北苑贡茶。

北苑贡茶萌于唐贞元中，始于五代闽惠帝龙启年间。南唐李璟时，兴北苑“腊茶”之贡而罢贡紫笋茶。宋初，特制龙、凤纹茶模以造龙、风团茶为贡。同时还有京铤、石乳、的乳、白乳四种茶上贡。其中，龙茶专供皇上，及赐执政亲王、长主。其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而京铤、的乳赐舍人、近臣，白乳赐馆阁。北宋著名诗人王禹偁“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诗句，即指此。

龙、风团茶，初为大团，后蔡襄择其精者为小团，其后又有更精小团茶“瑞云翔龙”问世，岁贡不过8——12饼，也即半斤左右，而饼面“云龙纹”饰越加细密精绝。

苏东坡在杭时，曾有中使到。苏与众客陪送望湖楼上，中使密语苏：“某出京师辞官家（皇上），官家曰：‘辞了娘娘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苏乃具剳子，附进称谢。后每逢号称“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等来时，苏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以待。

大观初，宋徽宗亲写《茶论》以天然白茶为第一，便有漕臣郑可简始创“银线水芽”，乃取茶芽中心嫩条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制成方寸茶饼，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团胜雪”贡茶。其前，已有“试新铐”、“贡新铐”及三种细芽茶上贡，其后，更是名目繁多，达四十多品。

南宋迁都至杭州，北苑茶贡依旧。曾在义乌任官的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曰：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斃，以五色韵果簇仃龙凤，谓之“绣茶”。

“绣茶”即古越原始茶的富丽化，为浙人所好，民间称“高茶”。绍兴二十一年十月，宋高宗至清河郡王张俊家，进御宴中第一道即此茶：

绣花高仃一行八果垒：香圆、真柑、石榴、枨子、鹅梨、乳梨、榠楂、花木瓜。皇后归谒家庙时，赐宴中，也有：“绣高饤十”。

《梦梁录》中记度宗生日时的场面：

翰林司排办供御茶床上珠花看果，并供细果，及平章、掌执、亲王、使相高坐果桌上笫看果……供进茶酒器皿等。于殿上东北角陈设……御厨制造宴殿食味，并御茶床上看食、看菜、匙箸、盐碟、醋樽……这是宋代皇帝生日宴中用“绣茶”及茶的场面。“御茶床”当为帝王规格的大茶几。

除这类大型宴请外，宫中日常生活也十分重视茶与茶礼。如皇帝每到一处，宫妃侍从首要之事便是“进茶”。若有正式公事“驾出”，在庞大的仪卫队中，还有“茶酒班殿各21人”。皇帝还往往以“赐茶”示恩，由翰林司供御茶，受“赐茶”者，须向皇上“赞吃茶”以谢。此种风习还见于外交礼节。曾有北方使者到杭，帝赐龙茶一斤（装在银盒中）。次日茶酒后，入余杭门，帝又赐龙茶银盒如前。又二日，紫宸殿见毕，赐茶酒宴于垂拱殿，并又赐茶、酒、名果、衣物、绫绢、金银等物。使者行前数日，又赐龙凤茶（装金银盒中）等。

宋代皇帝这般热衷茶事，导致了宋代的特殊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求，斗茶争胜。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范仲淹《斗茶歌》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此种茶风的因由，并入木三分地描绘出斗茶的情景：“鼎磨云外首山铜，瓶镌江上中冷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南宋著名画家，杭人刘松年的《斗茶图卷》、《茗园赌市册页》，元代著名书画家、湖州赵孟頫的《斗茶图》等，也十分珍贵地再现了当时斗茶的情景及所用器具等。

斗茶所用器具与步骤基本上是这样的：1、炭、炉、水、汤瓶——煮水；2、茶碾、碾茶末入黑釉盏，汤瓶注水，茶筅或茶匙环旋击拂点茶；3、将点好的茶汤进行比试，也就是相互比斗，以决胜负。

蔡襄《茶录》曰：“视其（茶汤）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出现）者为负，耐久（未现水痕）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北宋晁补之《次韵鲁直谢李中丞送茶》诗云“建安一水去两水，相较岂如泾与渭”，苏东坡《和蒋夔寄茶》诗云“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争谁先”，均指这种斗茶状况。

斗茶在初时是比试谁的茶好，以进贡皇上，获得赏赐。

苏东坡《荔支叹诗注》云：“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土人也，何至此作事？

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上）许之，故作诗：‘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足见有识文人对此种茶风极为鄙视与不满，但利益所趋，小人势长，此风难消。后有郑可简以贡茶进用，累官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转运使，其子又进“山谷间朱草”而得官，时人诗讽：“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以后斗茶渐转为“茶赌赛”风气，一水、两水，大为计较，而茶之香醇与否，不再关注，唯以“赢得珠矶满斗归”为求。世人不论贫富，如痴如醉，穷日尽夜地斗茶，所谓“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茶事不知劳”，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苏东坡《寄周安孺茶》诗云：“颇见绮纨中，齿牙厌粱肉。小龙得屡试，粪土视珠玉。”晁冲之《陆元宰寄日注茶》诗云“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均表达了既愤慨又无奈的情绪。但江河日下，文人又奈之何？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斗茶风气是被小人俗士败坏的，其初，实在很有些学问与艺术。比如斗茶的第一步“煮水”，唐苏廙就以《十六汤品》分之：

首三品为煮汤（水）的老嫩程度，以不老不嫩的“得一汤”最佳；次三品为冲注时的水流，以不缓不急的“中汤”为妙；再五品为煮汤之器的质地，以金银器为最，石器为佳，瓷器为宜，铜铁等器为恶，陶器为败。最后五品为煮汤之薪与火，以烟熏为忌，以木炭为上。到北宋时，蔡襄为邀上宠，特制《茶录》呈上，除讲究“候汤”之外，还有：

熁盏：凡欲点茶，先须煨盏令热，冷则茶不浮。

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建人谓之云脚粥面）。钞茶一钱七，先注汤（少许），调令极匀，又添注，入（匙）环击指，汤上盏可四分则止。

此录一出，点茶成为时尚。然点茶最精绝者，莫过于宋徽宗了。其《大观茶论》中，对点茶有极详尽的介绍：

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冕轻，（茶面）无粟文蟹目者，谓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泱，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手第俱重，粟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故，指脱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云雾虽泛，水脚易生；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彳切，如酵糵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

他批评了“静面点”、“一发点”等不得要领的点茶法，内行地阐述了正确点茶的手势、感觉。不愧为艺术大家，才情过人的风流君主，点茶婉若作画，凭心收放，悠游自若，使点茶真正成为艺术。以文人治国的宋代，文化倾向于精美绮丽，所谓“宁可小巧，不可粗糙”，正是宋代风格。“点茶”既有皇上如此精到细致地倡导，更有文人雅士紧追风尚，以致“点茶”功夫发展出格外高超精妙的技艺——能于茶面成诗作画。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就曾在杭州那个上疏乞斩秦桧等三人而大名鼎鼎的胡锭家中见到此种奇景：

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

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这种绝技似是和尚之能事，宋初陶毂《清异录》云：

沙门福全……能注汤幻茶成诗一句，并点四碗，泛乎汤表……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诗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工夫学不成，却笑虚名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顺之艺也！

此熟能生巧之妙技，实乃陈师道“夫茶之为艺，下矣”者也。这样的“茶百戏”，南宋时称“分茶”，在文人中较为流行，并与琴、棋、书艺并列。著名诗人陆游曾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诗句，可见“分茶”是当时的一种雅玩。雅则雅矣，然未免小气，细察之，尽是失意文人之艺。看来杨万里《谵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诗：“汉鼎难调要公理，策勋茗碗非公事”之牢骚，并非无的放矢呢。

当唐代的辉煌，宋代的精雅，都随着皇朝大厦倾塌的尘土而飘远时，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富庶的繁华已烟消云散，唯留《梦华》、《梦梁》两录，“缅怀往事，殆犹梦也”的幽幽，及同样怀抱的《武林旧事》“迫想昔游，殆如梦寐，酒酣耳热时，为小儿女戏道一二，未必不反以为夸言欺我也”的凄情，都透露出盛世已去的悲凉。然异族的铁蹄，踏碎的又岂仅繁华的表面？君不见，那儿千年的文化不也被摧毁于一旦？！

无论是李白“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盛唐豪迈，还是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陆游“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的慷慨，自元以后，不复再见矣。正如民国郑昶《中国美术史》所指出的：“自元至清为沉滞时代。”究其原因，异族的统治，固然对中国文化破坏惨烈，然朱元璋建立的极权专制统治对文化的钳制，尤其是实行八股文取土的僵化，更置中国文化于奄奄一息境地。况逃世避祸，是此三代文人的显著特色。呜呼！更别提浙江因历史的特殊原因，曾成为元明清三代开国君主的仇视之地。在这样状况下的浙江茶艺也与其它艺术一样，摹古之风盛行而创新之意鲜有，活力尽丧矣。

倒是民间文化，在奄奄一息的正统文化所退出的凄凉空间中活跃起来。而为避世，放浪于山水间的文人，不意于大自然的清新中获得了心灵的复苏，从而创作出一些清新的小品。因而，其时的文化呈现出复古、回归自然与民间色彩的面貌来。于是，在饮茶方面，以民间撮泡、壶泡法为形式，迫摹古风雅韵，崇尚清幽静气的一种文人茶艺也在浙江流行起来。

明代杭人许次纾〈茶疏》载：

杭俗喜于盂中撮点，故贵极细。理烦散郁，未可遽非。吴淞人极贵吾乡龙井，肯以重价购雨前细者。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宣、成、嘉靖，俱有名窑。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

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觞。乃茗碗薰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托素交也。

小斋之外，则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壁边列置两炉……瞭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别具一儿，以顿他器。

出游时须携茶具，在野外畅饮清茶；居家则精致讲究地特设专门的煮茶之屋，追摹唐宋古风。而饮时还须选以下情景：

心手闲适，听歌拍曲，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儿，风和日丽，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道观，名泉怪石，小桥画舫……书中共举24项宜者，还举不宜者若干：

宜辍：作字、观剧、发书柬、大雨雪、长筵大席，阅卷帙，人事忙迫……

不宜用：恶水、敝器、铜匙、铜钝、木桶、柴薪、粗童、恶婢、不洁巾税、各色果实香药。

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斗、酷热斋舍。

真是一派细腻精到清丽优雅的江南风致饮茶方式，表现的正是典型的明清土大夫文化精神，较之唐宋文化，小气得多了。不再追求精神的宏大，清贫文人也不会去竞比茶的豪华，茶艺的关注中心遂落在了茶的本真上。明代淳安人程用宾《茶录》云：

品真：茶有真乎？曰：有。为香、为色、为味，是本来之真也！抖擞精神，病魔敛迹，日真香；清馥逼人，沁入肌髓，日奇香；不生不熟，闻者不置，日新香；恬淡自得，无臭可论，日清香；论干葩，则色如霜脸芰荷；论酾汤，则色如蕉盛新露，始终唯一，虽久不渝，是为嘉耳！丹黄昏暗，均非可以言佳。甘润为至味、淡清为常味、苦涩味斯下矣。乃茶中着料，盏中投果，譬如玉貌加脂、蛾眉施黛，翻为本色累也。

不必说，来自山林而一尘不染的飘逸清幽，最令当时文人醉心，这样的喜好又促成对茶的返璞归真之追求，从而，在注重茶的天然本质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明代追求淡雅、高洁、韵清、气静的茶艺意境与风格特色。

例如，“石上清香竹里茶”这般清空灵秀，乃出自官至浙江右参政的陆容，很可看出明代浙人求清求韵求意境的茶艺风貌。而“石枕月侵蕉叶梦，竹炉风软落花烟”，如此幽静无尘的禅意境界，虽为明代著名书画家陈继儒所言，又岂不是明清文人共同逃逸之梦怀？

当然，以茶的清高自喻，以茶的孤傲自励，以茶的幽芳自赏，既是出于无奈，但又不能不是中国人来自血液里，生命深处对茶的衷心喜悦与亲近。故果敢如“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尚且热衷茶事而多方考求；清醒如率先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倡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的黄宗羲，也未免“夜半犹试瀑布茶”的雅兴，可知茶，还真是中国文人心灵的甘露，清润芳馨，足慰平生。

有意思的是，由于慑于文字狱，明代出现了文坛凋敝萧条，而文人山水画却空前发达的状况。以画言志，以画寄情，成为明代文人的无奈选择。而山水画中颇多茶画。如仇英的《松亭试泉》、《移竹煮茶》、《玉洞仙源》，唐寅的《事茗图》、《烹茶图》、《斗茶图》，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沈周的《桂花书屋》等等。不过，鲜有大气磅礴之作，而独多清空淡雅之意，渺远古寂之境，就连曾以“七碗茶”诗的豪气直贯长天的唐代卢仝，到了明人的画笔下，也成为形象苍郁野逸，一副气定神闲的道家模样。与其说是画煮茶的卢仝，倒不如说是寄兴山水以吐郁，放情茶事而忘忧，并藉笔墨以自鸣清高的明代文人的自我写照。

当时正值浙江文人画盛兴之际，也正是高士幽人、大画家、大文人纷纷热衷茶艺之时。这些人所具有的文化气质和艺术造诣尽情投射到了茶艺中——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空灵清秀的艺术气息，使茶一扫唐宋时的富贵雕饰貌，显露出清纯明丽的本真来。从而带起明代饮茶崇尚自然之真、天然之韵的风气，并由此演化出亦古亦雅，却又平朴自然的生活化茶艺。以致揉隐逸之气于平朴之貌中的清雅文士茶一枝独秀，蔚然成风，茶艺呈现出清逸深幽而恬淡闲适的气韵。其时最具代表性的方式：一是以龙井茶之类细茗配瓷瓯盂的撮泡茶；二是选用长兴罗岕茶之类的高香大叶茶配紫砂壶的壶泡茶。前者幽致雅洁，发展出了典雅清丽的盖碗，美轮美奂；后者则古朴凝重，创新出拙奇韵清的紫砂壶堪称中国文化的奇葩。以后，时尚所好，越地清丽宛转如流风迥雪的盖碗茶风靡全国，吴土幽韵清雅似古玉凝秀的紫砂壶茶倾倒粤闽，发展出意趣浓郁而玲珑别致的工夫茶。而茶艺，则成为士大夫的必修之艺与文人的风雅标志，乃至每日的“清课、茶具，也成为文人雅土必置案头的“清供”。

清时，文化的钳制愈加加强，而异族的专制统治，更令敏感的江南文人们痛苦不已。何况在大兴文字狱的阴影下，文人的生存环境也愈加恶化。既为民族气节、个人操守，也因无力抗争强大的社会状况，文人们越发趋向避世式生活。“但愿身居幽谷里，赤心长与白云游”，这虽是清画家李念慈题于《幽壑清流图》上的诗句，又何尝不是当时文人共同的心声？自然，这并非是所有人都能轻易如愿之事。

那么，借助于茶而通达山林，倾心茶事以忘忧，就成为最便捷可行之路了。

沿袭明代的茶艺风骨，清代茶艺并未作饮茶方式的创新，而是对茶的清幽高洁意韵，精深地做足了文章。例如，当时号称“南北二大布衣”之一的嘉兴朱彝尊，不仅有闻名天下的“曝书亭”、“茶烟阁”还幽设一“煮茶听雪”之亭，将“茶”与“雪”融于一体，益显茶之高洁清幽。一“煮”一"听”，动中含静，静中有声，比之“茶烟”的悠然渺远更胜一筹。虽然唐代陆龟蒙已有“看煮松上雪”的雅兴，南宋陆游亦有“设茗听雪落”的雅怀，宋时杭州更有“绘幅楼削雪煎茶”的雅事，可知将“茶”与“雪”二者结合，乃浙人自占所尚的幽雅意境。但朱彝尊将之作为亭名，则更显茶之幽静高洁，充分表明了他洁身自好，清高自许的情怀。

除雪而外，最能衬托茶之幽雅清韵的要数梅花了。正如宋人杜耒《寒夜》诗所曰：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杜是知茶者，爱梅者，故能不着痕迹地便将“茶香”、“梅韵”相融一体。异曲同工的是明代沈周，以梅比茶，悠悠吟道：“香中别有韵，清格不知寒。”点出了“梅韵”与“茶香”的真谛，也道出了文人爱茶的根由。曾向沈周学画的唐寅（伯虎），一生中数次游浙，中年以后，常借赏梅渝茗以抒情，“茶灶渔竿养野心”、“雪里梅开梅胜雪”，使人读出一个外表“放诞不羁”才子的梅情茶心。不过，明人的痴梅嗜茶，比起清人来，却又逊色多了。生于康熙年间的杭州画家金农，博学多才，画风别致，为“扬州八怪”之一，酷爱画傲骨之梅，且称之为“江路野梅”，实以梅自比。曾画一疏疏落落的梅枝于矮篱下，以自创的“漆书”题日“寄人篱下”，其意昭然。金农也十分嗜好茶，曾以“漆书”写一“中堂”，曰：

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侯七碗之人口。可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尝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

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稽留山民金农。

玉川子即卢仝。金农也有〈玉川先生煎茶图（宋人摹本也）》传世。然画面为明代文人寂然清闲候汤状，茶儿上除一炉一铫煮水外，仅一茶叶罐与一小白瓷盏，显系许次纾所谓杭人盂中撮泡龙井茶法。

金农之嗜茶，已由颇多书画透露。金农之痴梅，也有大量墨梅图作证，而其同样也喜将茶香并梅韵，兼得二清之高洁。曾画一枝干虬曲苍老之繁梅图，题跋曰：“茶熟香温时，定多物外之赏也。”并题一诗：

砚水生冰墨半干，画梅须画晚来客。

树无丑态香沾袖，不爱花人莫与看。

其自鸣清高、愤世嫉俗的情怀，于此尽情渲泄。

金农还曾画一帧《寒梅欲雪》长图卷。其梅，枝干欹斜，花蕊繁密，气韵苍古静逸。卷末题写：“本初长老从径山来，请予画梅花长卷。改月画成，寄与之，并自度新词书其上：香香扑鼻松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约溪翁三五，看罢汲泉斗茶器。未几，本初长老逝也，遗命其僧徒将此卷归还金农，曰：“藏之沙门，恐遭叛教下劣僧窃去，为屠沽儿所得也”。金农深感长老之深意，便随带身边，“每遇水边井下人，辄共赏之"。

在这方面绝不输于金农的是同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土慎，其痴迷梅茶的程度，比金农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著名画评家，杭州人厉鄂在汪氏〈煎茶图》上题诗曰：

先生爱梅兼爱芥，啜茶日日写梅花。

要将心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冰霜桠。

杭州人陈章，为汪《啜茶小像》作赞曰：“好梅而人清，嗜茶而诗苦。唯清与苦，实渍肺腑。”并说汪是“饭可终日无，茗难一日废”。汪自己则云：“知我平生清苦癖，清爱梅花苦爱茶”“寒梅茗茶皆入画”、“茗饮半生千瓮雪”。后左目失明，乃自注：“医云：嗜茗过甚则血气耗，致令目青”，因赋诗云：“平生煮泉百千瓮，不信翻令一目盲。”嗜茶依旧，丝毫不减，因而得“茶仙”之号。又自嘲：“蕉叶荣悴我衰老，嗜茶赢浙江博物馆今藏有汪土慎〈墨梅图卷》，卷末自题：

西唐爱我癖如卢，为我写作煎茶图。

高松接屋四三客，嗜好殊人推狂夫。

时予始自名山返，吴茶越茗箬里满。

瓶瓮贮雪整茶器，古案罗列春满碗。

饮时得意写墨花，茶香墨香清可夸。

万蕊千花香处动，梅枝铁干相斗孥。

淋漓扫尽墨一斗，越瓯而管不离手。

画成一任客携去，还听松声浮瓦缶。

好一派茶清雪洁，梅韵墨香！而其梅，枝干横粗虬劲，绝是铁干横枝而万蕊千葩，真个是吐尽清代文人之胸臆，不负厉鹦所评：“一目盲似杜子夏，不事王侯恣潇洒汪诗中所提“西唐”即“八怪”中高翔，既是画梅高手，也是嗜茶痴梅人。“杨州八怪中”中多有如此之人。如李鱓、既画过《煎茶图》、还画过《壶梅图》，图中一梅、一壶、一破蕉扇，题跋是“茶梅颂”。可见茶与梅，在这些骨鲠之士的心目中，已上升为高洁情操的象征与表达。尽管穷愁潦倒，不合时宜，被世人目为“怪”，然“真清高者自风流”，满腔的“倔强不驯之气”、“平生高岸之气”，尽与梅茶共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