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茶文化史话：茶与吴的奥秘渊源

在有关茶的古老传说中，有一个现象很奇怪，也很奥秘，那就是茶总是影影绰绰地与“吴”有联系。例如前面所说的畲族人，其祖先传说中曾出现过一个“吴王”。而“吴”又谐音“五”，故雷太祖是“五口人迁徙到景宁”的。又赤木山中有“五叶莲花山、畲人的道公传法时须载一顶“五叶莲花冠”，这不由地让人联想起河姆渡中的“五叶纹”陶块。同样，畲巫公法器中的环形把手上挂着五片圆形白铁皮，又让人想起河姆渡中的“双鸟舁日”牙雕上神秘的五圆之日。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那么，著名的四川“蒙顶茶”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相传西汉时的甘露大师吴理真，在蒙山的五峰最高处中顶“上清峰”植仙茶七株，树高盈尺，不枯不长，吐纳日月精华，少饮可治病，久饮可保无病、长寿、成“地仙”，故谓“仙茶”。

据传，吴理真原是农夫，一位鱼仙化身的采茶仙姑与他结为夫妻，帮助吴种栽并制出了仙茶。

这则传说中有“吴”、有“五二还有“七”。这“七”也是具有深意的。前述畲俗中有七夕茶、七宝瓮等。显然，在畲族信仰中，“茶”与“七”，具有某种神秘的意蕴与力量。联系到畲族祖源有“会稽七贤”之说，杭州人有立夏吃“七家茶”之俗，唐卢仝有“七碗茶”之赞。还可引以为证的是古老茶民基诺人曾实施村社长老制：卓巴（寨父）、卓生（寨母），管财务等事的头人巴努、奈努、色努、奈仓、塔在，合称“七老”。

可见茶与七存在某种神秘联系。

进而考“鱼”。“鱼”在浙江土音为“ng”，与“吴”、“五”土音相同，而吴人为“鱼（龙）”图腾，故“鱼仙”亦即“吴仙”，蒙顶茶祖应是这位女性的“吴仙茶姑”才对，而非男性的“吴理真”。因而，“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原来源始于吴呢！

似这类女茶祖被男茶人所代替的“茶史”传说，在各地比比皆是。有趣的是，在男性为主的茶史传说中总会有女人闪烁的身影出现，也可谓欲盖弥彰。例如大别山“天堂云雾茶”的传说：据说很古的时候，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带，洪水过后又遭大旱，瘟疫流行。山脚下有个叫吴常的郎中，天天上山挖药救治，可乡亲们还是一个个死去。他心焦如焚，一天，跪在山上祷告：“上苍呀，救救山民吧！”这时金光一闪，一位绿衣仙女亭亭玉立在他眼前，自称是王母娘娘随驾茗侍，指点吴常龙泉一脉，茶丛一片，并传金钥匙一枚让贴心口，说：“日出时泉边采茗叶，正午时分炮制为茗，此茗即可救生”。吴常依言而行，村民全部救活。这里：女性仙姑、吴姓男人、仙茶及日、鱼（龙）崇拜，与蒙山茶传说如出一辙，与畲族女茶神传说电何其相似。显然为同源文化。至今，大别山顶有一座“茶姑台”，而天堂寨中有“吴家山村”，云缭雾绕的山岭上茶绿片片，年产天堂云雾茶有几万公斤之多。

更让人称奇的是山东青岛的崂山茶，据说是迟至1959年才移植自浙江鸠坑。但民间有个传说却颇为古老，说是有个叫吴道子的人从山上滚下来，粉身碎骨，变成了满山的茶树。这分明是“以茶为创世祖”信仰的民族才具有的意识。是随着杭州淳安的鸠坑茶来到这里？还是当地曾有茶图腾后裔居住过？现在，崂山有天茶顶和茶涧这样的地名，天茶顶海拔近千米，南临大海。关于“天茶”及“崂山茶”的来历，在当地道观中流传的一则古老传说，也与江南茶人有关。崂山一带，还有吴家村、女姑山、五沾河、鱼山、午山、仙姑洞等地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茶祖也姓“吴”，且与“道”有关。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扑朔迷离中似乎能寻见一条由古吴（越）通来的茶道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时，曾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北纬36°以南（今胶州市的铺集镇、张应镇、里岔乡一带，当地人叫“胶高即”）旷野中，发现过一棵大茶树，粗有三抱，高达五丈余，据当时人说已有600多年历史了，当地人称“茶树爷”。每年端午节采叶煎饮，谓能驱百病，延年益寿。又山东莱阳一带的调查称：莱阳及周围县市在几百年前就已种茶。据农家说：茶种来自浙江、江西一带。许多农户将茶树植到庭院和花园里，其作用，一是麦收时或夏时摘鲜叶直接入锅煎汤解喝，二是美化环境，三是可做儿童玩耍的“玩具”。这三种用途形式与内涵都是极为古老的，而同时，这些产茶区又都有稻米种植史。尤其是端午节麦收时摘鲜叶煎饮的习俗，更是古风浓郁、古意深蕴。

至于传说中“茶”的来由为什么总是与“吴”，反而不是与“余”或“越”（戉）”有关呢？要解开这个谜，就需耍进一步追溯族源了。首先，吴、越原为同族，这是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的定论；其次“吴”、“越”（戉）“余”三字最初当同音，均类“U”音，也即与“华”、“夏”同音。由于每一个古文字都是一块重要的“历史化石”，一份含蕴着历史真相的“密码”，因而，虽然“同音”二字很简单，但我们正可据此划出一条从“余——吴（越）——华夏”的轨道来。然而，这么明瞭简单的通轨，要明白地解释它，没有长篇论述只怕也是不行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据此而明白，为什么茶的由来传说总是与吴、五密不可分了。

这意味着“吴”姓氏族曾是茶图腾部落联盟中的重要一支，甚至很可能在茶图腾联盟分流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盟主部落。比如，余姚河姆渡文化中的五叶陶块与分别雕刻在两件半截的薄片状象牙上的五圆之日等，是否正是盟主的权信或施令的凭符？而河姆渡遗址所显示的文化内涵，不正是- -种只有盟主部落聚集区才具有的强盛、富足的原始时代面貌与气势吗？何况“河姆”的“河”与“吴”越语同音；又余姚近旁的上虞之“虞”，古字即吴，而近来又有文论证该遗址即“姚墟”，即有虞氏舜的出生地。其实，“有虞氏”正可写作“有吴氏”而“虞舜”，也可写作“吴舜，联系《吴越春秋》中有“越之先君无余”之记，而吴地长兴有“余吾”之地名，“无余”与“余吾”决不会是毫无关联的，二者最初当即为一。而“无”、“吾”不正为“吴”吗？这不分明透露出舜与无余为吴人的信息吗？那么，“吴”曾为余（越）之盟主姓氏也就清楚了。再者，“余姚”这地名，且不说“余”也可换作“吴”、“鱼”，仅就其原字来说，以“余”字打头的古地名在吴地就有不少。如长兴余干山，吴兴余不溪，苏州叶余山、南通余东余西场、嘉兴余贤埭、余杭等等。此外，长兴还有余山，青浦有余山，崇明县有茶山等。这些地名，大多可确定在秦以前就存在，也即这些吴地的古老居民为“余人”，且春秋时吴国有君主名余祭、余昧，如此，“吴”与“余”真可谓是难分难解了。而非常有趣的是发生在吴地最著名的古老茶乡的故事：梁武帝时有童谣传：“王气在三余，鸟山出天子”。帝便在余杭、余姚、余干（江西）三处为厌胜法，凡江东以鸟名山者皆凿之，却不知长兴一带有余吾浦、余甖溪、余干山及雉山，后陈武帝正起于此。这则故事发生于南北朝时，而地名则可追至更早。在这么小的范围内有这么多以“余”打头的地名，且以“具有王气”而令梁武帝惧怕，这说明什么呢？何况，当地产茶又以悠久、质优、量多闻名，吴与余、与茶之间那种非常深远、深切的联系，至此应该很明白了，即：吴地最早居民是茶民，正来自于余姚等越地。或许曾发生过一场大灾祸，以吴氏为盟主的部落（或方国）才往北迁徙并大量地分流各处。同时族人将茶、稻等物质文明和精神信仰也带到了迁居地。这就是茶源传说总与“吴”、“五”、“余”等字（音）紧密相连的奥秘所在了。

颇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唯一以“余”为族名的畲族，及曾作过越都的会稽山至余姚一带，第一人称均称为“ng”，且“吴”、“午”、“五”“鱼”等亦均念为“ng”，打上的是浓烈的古吴之“鱼”印证，折射出吴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远影。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从考古资料中获得一些颇有趣的联系：在河姆渡文化4号墓中曾发现用陶豆倒扣死人头部的葬俗，此陶豆内腹底阴刻有一组呈“卍”形的中间为缠藤纹四弯似鸟喙纹的神秘图案。这种葬俗与流行于江苏沿海地区的“青莲岗文化”的死者以红陶钵盖头葬俗相类似。据研究，钵呈圆状象征天，人头也代表天，这种葬俗表明对天的崇拜。《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日天吴，是为水伯”。左思《吴都赋》：“揖天吴与阳候”。

“吴”即“鱼”，故为水伯；吴人崇日，故谓阳候。而崇日、崇鱼（龙）正为河姆渡文化的特点之一。

又，史传嫖祖（黄帝妃）发明蚕丝，现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织品出土于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中，距今约5千年左右。而距今约6千年左右的河姆渡第三文化层中，则发现一件盅形牙雕器，器外壁刻着四条宛若蠕动的家蚕。畲人自述祖上由“蚕形血”变虫成狗，入金盅内七日，才变成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其中的隐秘，有待更深的研究揭示。总之，吴为茶图腾部族中之大族是无疑的，吴与茶的起源也是紧密有关的。并且，茶业还一向是吴姓的祖传家业。

说来也真令人惊讶，茶不仅在传说中总与“吴”形影相随，在文献记载中，竟也常常与“吴”形影不离。只要翻开茶史资料就会发现，数吴地的史料最多、最早。例如目前所存对饮茶作明确记载的最早史料，正是〈三国志·吴志》所载：

（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人口，皆浇濯取尽，（韦）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裁减，或密赐茶舜以当酒。

孙皓为东吴第四代国君。韦曜，吴郡云阳人，文才很好，其时为侍中兼国史。孙皓为笼络其心，故优礼有加地密赐“茶水”以充酒，使不胜酒量的韦能在必须饮七碗酒为最低限度的御宴上过关。可是，身为史官的韦并未因此而曲笔阿谀，以后就触怒了孙皓被杀。这自然是茶史以外的事了。但这段记载中留下.一份很重要的茶史档案，那就是至迟在三国时，吴地就已出现纯茶水，其色呈琥珀色，故能冒充越地黄酒。以后，唐韩羽有“吴主礼贤，方闻置茗”之句，及以南宋《南窗纪谈》为代表的一些茶考，则将此作为茶事载于史书之始。

清彭邦鼎《闲处光阴》说：

考证家云：“六经无茶字。”窃意产茶之地在古皆属蛮夷，时既无其物，安得有是字？“茶即荼”者，此不知者以“茶”字不见于经传，而易为“荼”耶，抑未悉茶与茶为两物也？书中茶字，始见于《三国志·吴·韦曜传》。

彭这是有所知，有所不知了，显示出传统考证的局限。

现代考古已证实，夏商周文化中具浓厚的越文化因素，且均以“戉”为重要礼器，以“鼎”为传国宝物。故“六经”中“荼”字如前已述，很多情况中，“荼”即是“茶”不过由于入主中原后的越人受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原始煮茶”渐渐在生活中淘汰了，因此，在周代的文献中，“荼”字频繁地出现在祭祖的礼仪与古老的诗歌中，而少见于日常生活中。有意思的是，成语“如火如荼”正是如今一般人唯一能用到从而认识“荼”字之语。典出〈国语·吴语》，形容吴王布阵的军队一色皆白，“望之如荼”就象满山盛开的白色茶花。

这正是未见寒冬雪景、而常见满山茶花一片洁白之壮丽景观的南方人（汉前浙江乃热带）典型形容词。故土家族情歌中也有“茶树开花遍山白，好象大山落的雪”这样的歌词。而古文献中常用“荼白”而不用“雪白”来形容白，表达的正是非常南方化的意识，也反映了古越人对满山洁白的茶花盛开景观的深刻、美好记忆与强烈感触。因而畲人“少女化茶”的传说中，形容茶树为“晶莹洁白”。可吴人韦昭，也即那个以茶充酒的韦曜居然数典忘祖，在《国语·吴语注》中把如此美丽壮观的“茶景”注为“茅秀”，以致谬种流传至今，《汉语成语辞典》中还特加“辨误”：“茶”不能念成“cha”，不能写成“茶”试想一下，并不色白柔茹的芦苇花怎比那满山茶花的盛白气势？用以形容军队何者为佳？何况“荼”之古音为“shu"，实即越语“茶”之音。

正是在湖州，于1990年4月出土了一只完整的汉代青瓷贮茶瓮。瓮高33. 5厘米，最大腹径34.5厘米。瓮肩上部刻有一个“荼”字，显系贮茶器，与常见的瓮不同的是瓮内也施釉。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明确指茶的“荼”字。这瓮，也是目前所发现时代最早的专用茶器。

此外，长兴顾渚山的摩崖石刻中，保留着好多唐代历任湖州剌史在监修贡茶完毕后所刻茶记，其中颇多“荼”字。而更早的陆羽则在此著《茶经》，还专门提到了“茶”与“荼”。

可知茶在吴地是历史悠久的。唐以前的南朝宋人山谦之，在《吴兴记》中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舜”。御舜，即御茶，也即贡茶。而孙皓所赐“茶水”也为御茶，应为当地所产，故而三国魏晋时代，吴地饮真茶（即煎茶，而非原始杂煮茶）之风已极盛，以致东吴黄门侍郎顾彦先会有“无味如茶，饮而醒焉”之言，而茶事记载亦多。《晋中兴书》载，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待客。《晋书》记扬州牧桓温性俭，每次宴饮均只设茶果。又，晋刘琨给侄刘演信云：“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其侄时任南兖州刺史，适在今江苏江都县一带，属于吴地。

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后魏〈洛阳伽蓝记》中，北魏杨元慎对南梁将军陈庆之的一顿奚落：“吴人之鬼，住居建康。

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苒（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士，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表达了中原之土对南梁将军入洛阳扶伪帝的极大愤慨。而其文能如此精练传神地抓住吴人喜欢饮茶的特征，也真令人拍案叫绝。

同书还载：早于陈庆之入魏的南齐王肃，初到时“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而数年后则食羊肉牛乳也多。魏孝文帝见后很奇怪，便问王肃：“羊肉和鱼羹相比，哪个更好吃？“王回答：“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而茗更不行，只能给乳作奴，一旁的彭城王与王肃开玩笑：“那你怎么不重齐鲁大邦反爱邾莒小国呢？”答：“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孝文帝大笑着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工乃打字谜“習”也！当时刘缩也专习茗饮，彭城王斥之曰：“卿不慕王候八珍，好苍头水厄（时有王濛好茶，人一到便命喝茶，土大夫甚以为苦，每逢往候濛时必叫苦道”今日有水厄！”）。海上有遂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正巧彭家有吴仆听了此言后相戏于饮茶时。自此以后，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但北人都不好意思再饮，唯有南方来降者仍然好饮。

王肃是因父兄被南齐王所杀才投奔魏的。其女儿王普贤后来被魏宣武帝纳为妃。史载王普贤墓志中有“惟道冥昧，仍罹极罚。茹荼泣血一，哀深乎礼”的追述。这“茹荼”词，正是古吴人吃原始茶的语言化石之遗存。而直到今天，原属吴地的余杭、德清一带仍流行着堪称“原始食茶化石”的“咸茶”，其茶料为：桔子皮、野芝麻、烘青豆、豆付干、蚕豆板、黄豆芽、笋干、胡萝卜、地瓜干、橄榄、酱瓜、花生米、卤桂花等，与茶叶混合一起冲泡即成。这种茶必须用专用茶碗吃，以高4.5cm，口径9. 5cm的蓝边青花瓷茶碗最适宜，显得古朴而乡土气浓郁。当地人嗜茶成癖，有“三饭六茶”之俗，即一天要饮六次茶，年人均消耗茶叶约五斤。尤其在被称为“茶人之村”的三合乡等地，农闲时节妇女们还有“打茶会”的古老习俗：轮流做东邀请村中妇女多人，抱着儿孙，带着针线活凑在一起，主妇取出分小包珍藏在茶瓮中的最好茶叶，分放碗里，再放一些烘青豆等“茶料”，再用柴炉上已沸的茶罐内水冲泡，再加入糖水腌制过的桔子皮、野芝麻、桂花等，然后用竹筷搅荡一下，就可请客吃茶了。端上时须说一声“吃茶呵”，茶喝儿口后，就要续水，并再说一声“吃茶呵”，这样至少要喝三巡，而后才连茶叶带“茶料”都吃掉。这种茶，花花绿绿的色、香气诱人的味，再加上儿孙绕膝，边吃茶、边拉家常、边做针线活，谈笑风生，热闹非凡，宛如一幅母系时代的“女乐图”这种排斥男人的“打茶会”，几乎遍布太湖流域，所传达的原始意蕴很是明确：茶是女性的图腾，换言之，茶是女性为主管的母系时代的崇拜物、原始宗教。有人认为这种风俗为陆羽所兴，真是大谬不然，这正是被陆羽斥之为：”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属煮之百沸斯沟渠间弃水耳”的茶，而陆羽正是以革除这类旧茶俗，创立“纯茶叶煎饮”而著称于世的。

凡知悉一点茶史的人都知道，吴地的著名茶山“顾渚山”。北宋〈吴兴志》载：“斫射神庙，在顾渚。唐张文规〈庙纪》云：‘斫射神，图籍所不载。会昌二年，予入山修贡，先遣押衙祭以酒脯，及到山，茶芽若抽，泉水若倾，因建祠宇，系之祝词’。斫，音zhuo，射，吴音为“shu。”，皆“茶”之南音。

而张文规修贡茶，祭此神后，即“茶芽若抽”显然此神即为茶神。嘉庆《宜兴县志》载“茶户以谷雨日赛茶神，入山（即顾渚山）采茶，俗称开园”。所谓“赛茶神”就是祭祀“茶神”的大型娱神活动。以仪仗、鼓乐、杂戏、扮舞、周游街巷等古俗礼仪为主要形式。其时热闹非凡，万人空巷，围观者摩肩接踵。由此可见，这是茶乡吴地的一种悠久而盛大的习俗。而“顾渚山”又可写作“古茶山”，那么，这“茶神”即为此山中之神——吴人的祖神了！

有着原始茶文化悠久风习的吴人，其乡俗中的“茶气”自然特别浓郁。茶谚茶语也特别多。例如吴旧俗称烧好的饭菜为“茶汤”，当地老话就有“一出茶汤便见妻”的说法。

意思是：媳妇是否贤惠，只要看她做的饭菜如何，就知道了。

此外还以“清茶白水”作为待客歉辞，恰似“粗茶淡饭”之意。

以“茶汤”指代“饭菜”。这正是原始茶文化的意识；将不加杂料的“清茶”，视为待客不周的歉事，更折射出吴人对加杂料的茶——原始茶的象征与遗存的崇尚心理，也正是“茶图腾”崇拜残遗。

此外如“橙子芝麻茶，吃了讲天话”、“细雨足时茶户喜”、“立夏过、茶生骨”等等俗话谚语更是多得是。而风俗中又以婚俗中茶礼最多，如女儿出嫁后的第三天，父母亲要去看望女儿，俗称“望茶”，也有称“三朝茶”的，去时要随身带一两左右的谷雨前茶，半斤烘青豆，二两橙子皮拌野芝麻，这叫“亲家婆茶”。“望茶”后，新媳妇的婆婆要到亲家那里请新媳妇家人和近邻亲朋、村中长辈们到家中去喝“新娘子茶”。然后，娘家的亲戚、好友、老邻，都要在新娘子出嫁的当年请她去喝茶。如系远亲，也可在下一年正月里，新娘子回娘家做头趟时补请，这叫“请新娘子茶”。此外，若姑娘已到订婚年令时，当地有小伙串门做客访姑娘的乡风，因此，姑娘家都要备上好茶以便招待“未来的女婿”。

颇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初以来，乡村中原来木结构老房纷纷改建为水泥钢筋屋，屋顶上也架起电视天线，乡村中便蔚然成风地形成这样的茶俗：谁家新屋上梁之夜，就是请邻里好友去喝唱“新房子茶”之时；谁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头天晚上也要请一次“电视茶”：电视放在堂前，在家边看、边喝茶。这与其说是风俗创新，不如说是旧貌换新颜化传承中的异变。不过，内骨不变，乃茶图腾意蕴的“欢庆茶宴”遗韵。(www.xing528.com)

现在，茶与吴的关系已有了基本澄清，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知道，每件事物的名称，一定都有来历的，就象每个孩子从娘胎里出来时并未带着名字出生一样，每株植物，每种动物也都不曾带着名字来到世上。因此，所谓名，无非是人根据某种原因而取定的称呼。故而，名称后面必然隐藏着原因，只要将名称最初的来历揭示出来，我们就可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可以想见，原始茶民当年面对着满山被岗的繁花似锦、绿叶盈盈时，多么地欢欣愉快！当他们情不自禁地用还不很流利的嘴，含混而低沉地发出“U……UO……ZUO……”的音节时，究竟是表达多？还是大？还是美好？还是企求饱食一顿？他们当初的意思一定与发音一样含混不清，难以辨别的。可能是：啊，多神奇的东西！每天取之不尽，让人饱食愉快！更可能是所有的意思都混合在一起。而当时的南方正处四季是春夏的时代，到处都是葱葱郁郁。这种美不胜收的情景，我们可以从《诗经》“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这样苍茫悠古又满怀甜蜜的赞叹中想见。这正是茶之初的原始记忆，令人深刻难忘。

大约古越初民对一切令他们欣喜的事物都以发出类音的快乐欢呼来表达，差不多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哇！”用喉音发出。直到今天，浙江人还以“u”来代表快乐，如兴，即高兴。当语言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凝固下来后，这类事物的一部分便以“u”音为名称。以后发明文字时，又以最能代表古越特征的巢居为象征，创造“余”字。因而，“余”也就成为古越人生活圈内许多事物的名称了。如《越绝书》载：“越人谓盐日余”（“余”音类“储”）；《尔雅释天》：“四月为余”。又，“余”即“我”也，正是古文中常见的；而“余”姓，则为中国的大姓之一；东西多得用不了，我们也称“余”，故“吉庆有鱼（余）”是传统年节中最吉祥的美好祝福。此外，东汉《说文》中，还谓“余”为“语之舒也”。同书还收有20多个“余”的形声字，如“駼'、"酴'、“稼'、"涂”、“斜”等这类字皆是从“余”中分化出来的，起初皆为“余”。这还仅仅是形近音同的追溯，此外还有一些同音异形而源自于“余”的字。由于“余，，字出现在很早的年代里，所以，其流变分化也很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有“意旁”的合体字了，如：”（徐））等。这说明至迟在四千多年前，人们已开始对“余”字所指称的事物进行类别了。故而《尚书》、《诗经》、《周礼》、《左传》、《尔雅》等许多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都已出现不少的“荼”字，主要指植物，这应是“荼”从“余”中分化出来的主要原因。

其次，“荼”又指族名、人名、玉名及白色、舒缓等意，当是“余”字的再分化与引申。《诗经》中名句“有女如荼”，是以“荼”代表美好少女。一脉相承的便是唐人以茶为少女美称，宋苏东坡以佳茗比佳人，而浙江至今有以“小茶”为女孩爱称的习俗，这些正隐含着茶属女性的原始记忆与意蕴。可见由“荼”字化出来的“茶”字也不是单纯意的。即便是在茶的专指范围内，也是既指茶树、也指茶叶，也可指茶水，还可指非茶叶的泡汁，如：枸杞茶、糖茶、药茶等等，显示出很笼统的含混性。而这种现象在迟于“荼”很久才取名的“水稻”中就不存在了。比如苗，称“禾苗”，实称“谷”；舂好的称“米”，壳称“秕棣”，杆则称“稻草”……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茶”这个称呼，带着很重的原始人混沌未凿的原始思维痕迹，而“茶”音中，还保留着很沉的原始越语混浊声。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当初造字的人是面对怎样一个个巢屋而创画出“余”字来的。故而南宋魏了翁所言“茶之始，其字为荼”就不很确切了。而应是“茶之始，其字为余”至夏商之际，分而为“荼”；至东汉时，荼改为茶（见班固《汉书·地理志》）。

当然，以上只是“余——荼——茶”关系的简单介绍，而实际上茶名的发展演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陆羽〈茶经）中就说：“其名，一日茶，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拜“。此外，还有大量的茶名散见于各类文献记载，如苦荼、荼草、荼茗、茗茶、茶舜、葭株、葭萌、诧、选、游冬、荼苏等。若再扩展至民族学资料，则还有：芽以、腊扒、拉珈、拉、及、宁、甲、逮、逃、拉波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茶名由于后人不识古义而错判为它名的。如《夏小正》中：“四月取荼，七月灌荼”。传曰：“荼也者，以为君荐蒋。”注曰：“蒋，蒋席。”也就是说，“荼指席草”。可四月草木初萌，安取长而韧者编席草？若将“荼”释为“茶”，便十分畅达了。首先，〈夏小正》为农书，茶的收获与培育均属农活；其次，四月为“余月”，正指此月为收茶盛时，又，七月正值南方暑时，为茶树蒸腾（水分）强度最大时段，正需灌水补充，故七月“灌茶”十分科学。

相似的例子是〈诗经·采菽》中，“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觱沸槛泉，言采其芹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这儿明明展现的是一派众人欢快地采各种“茶料”煮食，部族头领展望原野，见枝繁叶茂而快乐无比的原始生活场景。诗中“菽”、“柞”当为“茶”的异体字，而“芹”当为“堇”的假借。但以往释文，将“菽”译为“大豆”，将“芹”译为“水芹”未免太望文生义。其实大豆之有“菽”之名，当与其为原始茶的主要原料之一有关。诗以《采菽》为篇名，内容则采多种植物，证明“采菽”之“菽”为“茶”而非“大豆”。《诗经》中许多古诗都是上古民族的原始古歌，展现的是丰富多彩的原始生活情状，只是一向被迂腐文人误释颇多。诗中情景恰可以在1965年出土的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的一件青铜壶上，定名为“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的图纹中略见。显然，青铜壶定名为“采桑”不确，应为“采茶”，方能与“宴乐”场景合拍。

这样丰富多彩的茶名，仅就数量上来看，就已蔚为大观，自成一种文化体系一一从横的来说，它反映了茶文化圈的波及范围；从纵的来说，则是茶文化的发展历程记录。若再就其历史内涵来说，一个茶名就是一块历史“化石”，是茶的文化遗存。因此，这些茶名可能告诉我们的历史真相，将是涉及面既广又深的。而且毫无疑问，对中华文明史、史前史的研究，也必能提供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史证。

在所有的茶名中，使用最早又最多的是“苦荼”，有人说，因为茶是苦的，所以古人才称茶为“苦荼确实，茶很浓的时候是苦的，但在很多情况下，茶非但不苦，反而甘香可口，何况上古茶并非由纯茶叶煮成，又何苦之有？所以《诗经》中才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般激情盎然的反诘，设若茶是苦的，又谁会吟出如此神采飞扬的诗句？而“堇荼如饴”不已明明白白告知了原始茶的甘美可口？不幸的是此句一向被误释为：“谁说苦葵菜苦？它甜如荠菜哩！”这样的解释多么牵强可笑！荠菜怎会是甜的呢？这一错误是因为按《尔雅·释草》中：“荼，苦菜”的解释而照搬硬译造成的。其实，“苦菜”也正是原始茶，而“荠”或指南方的田产“荸荠”，它是很甘甜可口的，南方有“荸荠蔗节茶”，很甜，且益体。

至于“苦”字，在上古时代并没有味苦之意，而是指某类植物。其字形，本为“古”，倒是颇有一些隼路褴褛，以启山林的艰辛、艰苦含意，甲骨文中作“”很象葫芦，故已有多人论证“古”即“葫芦”初字，且“苦”“古”的发音也正与“瓠”、“葫”同。值得注意的是“苦荼”与“葫芦”音近，〈诗经》中有：“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句，将葫芦叶采下来烹煮，不正是“原始煮茶”吗？《茶经》中鄞《桐君录》文：“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煮盐人但资此饮。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南北朝的《南越志》载：“龙川县有皋芦，一名瓜芦。叶似茗，土人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日‘物罗‘，皆夷语也。

这里的瓜芦、皋芦等，虽有指木本植物的，然其名正与“葫芦”音近，尤其是“过罗，“物罗”之称，正是浙人对葫芦的称呼，因而传达出来的信息当是：葫芦一度为茶的名称。

这不由让人联想起河姆渡遗址中丰富的植物堆积中，有不少的葫芦及其种子出土。这已引起专家重视，猜测河姆渡人可能有葫芦图腾崇拜。这种猜测是对的，葫芦图腾正是古越人的一种很古老也很重耍的图腾崇拜，因而在占越后裔民族的传说中多有葫芦生人、洪水中葫芦救人的神话。而畲族、瑶族中，至今祀盘瓠（即葫芦）为祖神。又，浙江会稽山一带还有建家庙或做楼阁时，屋顶上塑一大葫芦的风习；陕西凤翔著名的“泥人吴”脸具的额中正为葫芦；古越族的同源民族苗、侗、壮等有古老的乐器葫芦笙及盛大民族聚会一芦笙会、芦笙舞等，总之，古越葫芦崇拜现象不胜枚举。如《苗族古歌》中“有着千百样种子”的东方“顾禄”，其“禄”之音正为古越语遗存，指“山”、“绿”等，“顾禄”既可写作“古绿（越语“绿”音”lu‘，同“禄”）亦可写作“葫芦、既可解释为满山遍绿的植物，又可理解为万物皆出于葫芦，藏于葫芦，正是葫芦图腾的崇拜意识，而今犹存“宝葫芦”、“闷葫芦”、“葫芦里藏什么药”等语言化石。

与“葫芦"、“苦荼”音近的词还有“糊涂”。正指原始茶一类的羹状食物，是杂菜等与面粉或米粉等合在一起加水煮成，也即唐皮日休所谓“季疵（陆羽）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渝蔬而啜者无异也”，及唐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谓"茶……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者，土家族、苗族等的“打油茶”，及德清、余杭等地的“咸茶”、“橙皮豆子茶”，也是其类。而十分难得的是山东日照、以及潍坊、高密、青岛等地的农村，有一种名“古葭汤”也称“年祝”的传统煮食：先加青菜、杂菜和调味菜煮沸，再放面疙瘩煮成。这分明是“苦茶汤”，而“年祝”即“年茶”。又，在语言及饮食习惯上，明显受到古越文化影响的朝鲜（韩国）人，喜食一种加黄酱炖煮成的辣叶杂菜汤，谓身心不舒服时此汤可治疗。此汤的汉语音译是“炖酱古”，“古”即指“汤”，是很古老的传统食品，显然正是原始茶，且保存了原始茶的古称“古”，甚为难得。

又，宋时杭州人热衷吃擂茶。今擂茶的原料大致为：茶叶、薄荷叶、黄荆叶等树叶，再加炒芝麻、花生米、大豆、大米，以及葱、姜、蒜等，放入一内壁有无数细槽的大“擂钵”中，用硬木棒杵不停地擂捣成糊状，加沸水冲泡即可吃。据说传自“河婆”。而闽西北将乐县则称“畲族雷太爷创始擂茶”，湖南桃源县的擂茶原料为生姜、生米、生茶叶，制法相同，似更有古貌，称“三生茶”。擂茶很费棒杵，宋时杭州有句俗谚：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虽然未免夸张，但从中正可看出当时杭州人吃擂茶风气之盛。

令人惊奇的是，称“葫芦”为“阿普”（即祖先）的彝族，不但与文化十分相近的土家族一样，也有着方方面面渗透于民族灵魂中的茶文化现象。例如，竟然还有彝文古籍《茶经》、《茶谱》！彝《茶经》曰：“彝人社会初始，已在锅中烤制茶叶，‘女里’时代煮茶茶气飘香，‘社社'时代始用茶水敬献诸神。“女里”、“社社”是指人类混沌初世后首先出现的两个时代。而追考其祖，则为：“都姆武武生五子：武武嗣沙是藏祖，武武格自是彝祖，武武腊英是汉祖……。“五”与“武”暗合“吴”，而“藏”、“彝”等民族与汉同祖，且彝人与德昂人一样，是濮人之后。

总之，不管如何说，糊涂、葫芦（瓜芦）、苦荼为原始煮茶的不同记音字词大致是可以确定的。而糊、葫、苦正与“吴”音同，则留下了茶与古吴族渊源深厚的远古印记。

无疑，茶文化的泞次兴盛，是在茶图腾崇拜时代。它是一种原始宗教，故在人们表现出热潮般的狂烈状态来的同时，必还伴有一种持久而厚重的信仰、法度与礼仪。其文化积淀便是至今还遍市各地民间和民族中的形形色色的茶风俗及茶礼，它们经久不散的魅力正来源于茶，曾是南方民族心目中共同的崇高信仰。

有意思的是茶文化的再度复兴，居然也是因了宗教。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这样记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按此说，茶已不再是宗教的崇拜对象，而是某一·宗教的助兴物了。然而，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一种契机，否则又怎么解释唐代“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洛阳、西安）并荆俞（湖北、四川一带）间，以为比屋之饮”、“自邹、齐、沧棣（山东邹平、淄博、惠民及河北沧州一带），渐至京邑（西安），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装'这样的盛况呢？毕竟后人受制于前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以致许多看上去是自由创新的选择，其实质，仍是改头换面的老传统而已。不是直到今天，人们对茶的崇敬心理依然卜分浓郁吗？这股席卷唐境的饮茶热潮的深层因素，不正是由于茶，曾是国人先祖至高无上的崇敬物吗？！

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即便没有陆羽，唐代也照样会风靡饮茶。当然，茶文化的诸多方面可能会大大逊色。不过，应当看到，陆羽及〈茶经》，其实也都是这一热潮的产物。诚如宋陈师道所言，“茶之著书，白羽始”，而梅尧臣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可见，陆羽于茶的功绩乃在于：首开为茶著书立传之先河，创立法度周全的新茶。

如此说来，楚人陆羽因“安史之乱”而随南逃的难民来到浙江吴兴，从而写出了流传千古、名闻世界的《茶经真乃天助茶兴！若不是吴兴这一片茶渊深久、茶气蕴厚的沃土，又如何能催发陆羽心中那颗钟爱茶的种子？虽然，这也离不开陆羽为写《茶经》而“荆吴备登历，风土随编录”，“野中求逸礼，江上访遗编”，“采摘知深处”，“归时每日斜”的勤奋努力。然而，要成就一桩不朽之伟业，天时、地利、人和是十分重要的。

曾有人发问：究竟是陆羽使吴兴名噪一时？

还是吴兴促成了陆羽著《茶经》？答案自然是后者，这是无须疑惑的。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这又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陆羽自幼长于佛寺，其身世颇为传奇。据说是个被丢在湖北天门竟陵西湖边的一个弃儿，由当地龙盖寺主持积公拾回养育。占于《易》，得“陆羽”之名与“鸿渐”之字。

陆羽自幼聪异好学，但崇儒学而不愿从佛教，积公因而不再喜爱他，罚他做寺中杂务，并牧牛三十头。他就在牛背上习字学书。积公知道后，怕他受儒学影响而离佛教更远，便又将陆羽管束于寺中，做杂务。陆羽因时常心记着文字而恍然若失，灰心木立，以致忘了干活。管事的便认为他懒惰，竟常常用树杖鞭他。他越发悲叹起来：“岁月往矣，恐不知其书”。呜咽而不能自止，因而更遭鞭打至杖折。陆羽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11岁那年，就卷衣外逃到戏班里，充当一名杂耍演员。业余时，专心攻读，学问大长。不久，写成（谑谈》三篇。14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少年陆羽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的赏识，还得李亲授诗集。这一来，陆羽成了当地的小名人。众人都惊异他的天资过人，遂帮助他到火门山书院从名隐士邹夫子读书。从此，陆羽得遂读书志学之夙愿，走上了治学求道的不归路。

或许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说是李齐物这位唐室宗族因遭株连而贬谪竟陵，致使陆羽的命运神奇改变的话，那么公元753年，也因株连而贬谪竟陵的原礼部员外郎崔国辅，则使陆羽的人生选择有了根本性的确立。

崔为唐代著名诗人，与王昌龄、王之涣齐名，〈唐才子传·卷二》载：“有文及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有不能过也。初至竟陵，与处土陆鸿渐游三岁，交情至厚，谑笑永日，又相与较定茶水之品。”

可知崔不但是风流才子，还是个善茶之人。考崔为吴郡人，曾在绍兴为官八年之久，其时已年逾五旬，可谓是老茶人了。故陆羽着迷于茶，当有崔公的深刻影响。若不是由于强烈渴慕着吴越的茶文化，南渡后的陆羽又何至于一头扎入吴兴，直至终老方休？

可以想见，陆羽到吴兴后，当地三饭六茶的古老茶俗与连片累冈的野茶，是如何深深地吸引住这位年方二十四的少年心。由于他曾亲见二位恩师无辜遭贬，又曾亲历“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阅历已丰，少年老成，更兼资质优异并曾受过三位名人高师的指点，学养有素，故而无意仕途而一心隐居著书。当时号称江东名僧的皎然，正居于吴兴杼山妙喜寺。这位谢灵运的十世孙，对茶道素有研究。虽年长陆羽十多岁，但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遂为缁素忘年之交。如此看来，真乃是时也！运也！命也！在古老的茶之始源吴越茶山中，从此，就遍布了这一僧一俗的足迹。尤其是到了南方后自称“桑苎翁”的陆羽，更是在自古以来就到处长着野茶的吴越深山中，自由随意地“采摘知深处”,“盈筐白日斜”。虽然备极艰苦，却“乐茶事而不疲”。而所谓“桑苎翁”者，不正是越土语“尝茶翁”的记音字么？可见陆羽对茶的钟爱。皎然也因此对陆羽发“何山尝春茗？何处弄春泉？”之问。怀着对茶的痴迷，陆羽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茶事中，常常“远远上层崖”、“时宿野人家”，“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亲躬亲尝，从采到制、到煮、到饮的每一细节的第一手资料均得以掌握。就这样，陆羽在吴兴定居下来，结庐于苕溪之滨，撰写完成了不朽之作——《茶经》！

《茶经》共三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这样十部分。从茶为南方之嘉木，茶的字源、异名、茶的生长、制茶的工具与方法、煮茶与饮茶必备的“二十四件茶器”、茶的煮烧法、饮用法，茶的历史传说与文献记载，茶的出产地、特殊情况下茶具茶器简化的方法，到用绢素将以上九部分抄写并张挂起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为止。真是方方面面，论述详尽，具体入微，周正有序，犹如大雅之音，承前启后，开一代茶文化的新风，创千秋茶道之伟业，诚有功于茶者也！

自陆羽《茶经》一出，“天下益知饮茶矣”！“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饮茶成为时尚，人人好之，浸溺其中，“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并且，这种风气还由内地流传到塞外，以致当时回鹘人来朝见唐皇时，还随赶一大批良马来换茶。以后便形成茶马交易，出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的特殊景观。

由于陆羽对饮茶的推广功勋卓著，故他在世时，就已被人奉为茶神、茶仙。其实陆羽除《茶经》夕卜，还有不少著作，如《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剌史记》一卷、《占梦》三卷等。其博学多才，并不止于茶之一端，但终为茶名所淹。因而，“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曾对陆羽抒发“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浩叹。

耿湋可谓是深知陆羽之人！至于后来那些卖茶水的商人，将陆羽陶瓷象置于茶灶上，祀为茶神，认为供祀他可以保佑生意兴隆。更有一等势利者，每逢生意兴隆时便供祀好茶水，生意不好就用烫水去浇瓷像，以示惩罚，也真是俗商情怀，鄙怜可笑！无独有偶，河南巩县的制陶人也制作许多瓷偶，号称“陆鸿渐”，凡买数十件茶器的，便赠一“瓷鸿渐”。

以至神仙陆羽，也不免沦为商人“利器”。呜呼！可悲复可叹也！

不过，说到底，陆羽并非真正的茶神，真正的茶神是茶图腾祖神。只是时愈万年，其神已远不可追，故后人往往将对茶作出巨大功绩的人推崇为“茶神”的现身。与陆羽相似的是清《太仓州志》所载：

（明）州人朱蒙，字昧之，别性桂。精茶理。先是，岕山茶叶俱用柴焙，蒙易以炭，益香冽。又创诸制法，茶遂推界山第一。今山中肖像祀，每开园日必先祭蒙。

考齐山在宜兴与长兴间，即唐顾渚山区。岕茶为明时名茶。吴中茶俗，开园采茶之日要“赛茶神，那么，在明代时，顾渚茶农又将有功于茶的朱蒙奉为新茶神。当地还有茶神古庙，其神名“柳宿”，据说为朱元璋敕封。当地人作《罗界茶歌》歌颂这位“古庙茶神”。

陆羽之为人，据其《茶经》及自传文可知大概：羽貌陋而口吃，但为人有才善辨，任性随意，也乐于结交朋友。相处的友人皆名僧高土，常聚会饮宴，吟诗论文终日。当陆羽意有所往时，往往不告而去，不知者以为他生气了。而若与人有约，则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也决不违约。平时，常乘一叶小舟去山寺，一身山民打扮：褐布短衣、短裤、藤织鞋履、纱巾束发。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流连山水，自曙达暮，兴尽而归，有时则大哭而归。故有人将他比作春秋时期佯狂不仕的楚国隐土接舆。其实，陆羽正是其《茶经》所称的“精行俭德”之人。朴素无华、随气任性、才高学博而从善如流，是一名充满传统士大夫精神并极有个性的文土。

“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宋陈师道《茶经序》的这段评语，虽有不确之处用茶非自羽始——却仍不失为中肯之论！